伴随科技文明飞跃性的发展，许多现代人引以为傲的新发明其实正在“剥夺”人的主体性，人们习惯即便在同一屋檐下也通过网络交流，而不如过去那样真正地“看”到对方、“听”到对方、“感受”对方
    戏剧对我来说，是艺术，还是我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方式——它不是我的“职业”，它直接和我的生命意义相关。
    上世纪50年代，我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彼时法国哲学家萨特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非常之大。在我看来，人生来就是悲剧性的：生命有限，倏忽而逝。生而为人最大的价值、最高贵的尊严，恰恰就体现于对这种有限性的接纳，体现于在有限性这一“设定”下，对精神理想的无限追求，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我们得以不断接近生命意义核心。此生有限，重要的不是我们最终是否实现了理想，而是摒弃坐而论道，取之以行动且始终以初心照亮前程。这和中国古人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有相通之处。
    我所追寻的理想，就是恢复戏剧的精神向度，通过剧团和具体戏剧作品向世界传达我对人类问题的思考，推动人们更新对生活、对世界的认识。古希腊戏剧、易卜生、布莱希特、契诃夫，真正意义上的戏剧莫不承担着超越戏剧本身的角色。
    1974年，我放下在东京创立的早稻田小剧场，来到利贺村，一个在东京人看来比莫斯科还要遥远的地方。这个深山里的村庄海拔五百多英尺，从东到西23公里，从北到南52公里。在这里，一天内气温变化之大如不同的季节；冬天，积雪平均厚度3英尺，雪大时6英尺，每年都有老屋在落雪中坍塌。生活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会被不断激发出生命的活力——现代人为求安逸，害怕变化，往往把自己过分地保护起来，代价之一就是原始生命力的退化。利贺村多变、严苛的自然环境，让每个人都锻炼出应急能力，锤炼出敢于面对“变化”这一人生常态的气度。这恰恰是有限生命“无限性”的另一种体现。
    我就是在这样的村庄建立起铃木利贺剧团。剧团中每个人既是演员，又是灯光师、舞美师，还是炊事员、搬运工、清洁工。在普遍信奉“大就是好”的年代，我和同伴们逆向而行。我们不认为大投入、大剧场、庞大的观众群必然带来艺术上的成功，相反，“大”更可能会稀释艺术的力量。
    也正是在利贺村，我得以冷静地思考在东京无暇顾及的问题，客观地反思当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症候。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戏剧界面临的困境正是过于“戏剧”：戏剧人视野封闭，只关心戏剧问题，缺乏社会学、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基座。这种精神上的懒惰和平庸恐怕是戏剧发展最大的危机。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往往只是对个人情趣的满足或单纯的娱乐，培养出来的观众多半也是缺乏创造力和探索性的。
    我所思考的现代症候之一是“身体”被淡化、被边缘化。在前现代社会，人类主要依托的是可以带来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动物性能量，比如耕牛、比如人自身身体的力量。伴随科技文明飞跃性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依赖非动物性能量，如电能、光能、核能，许多现代人引以为傲的新发明其实正在“剥夺”人的主体性，以“物”取代“人”，比如以车代步，以短信代替面对面交谈，人们习惯了即便在同一屋檐下也通过网络交流，而不是真正地“看”到对方、“听”到对方、“感受”对方。
    “人”主体性的弱化同样体现在戏剧领域。现代剧场充满“物”的胜利：刺激人耳目的视听设备、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舞台升降设备……作为戏剧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演员——被大大削弱。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和剧团数十年来在做的事情，就是重建演员在舞台上的中心地位，也以此保持戏剧蓬勃的生命力。
    如何恢复？核心是帮助演员充分调动起身体能量：演员要依靠自身而不是外在手段打动眼前的观众，从而有效、令人信服地传递出戏剧所携带的思想情感；表演是你的身体和对方的身体在交流。日本能剧是少数的步入现代社会之后，依然保持演员身体主体性的表演艺术。铃木演员训练法有我对能剧、歌舞伎等传统戏剧精神的化用，它的独特性在于以“步法”为基础，强调演员通过足底将自己与大地相连，训练演员有效集中起身体力量并有意识地分配这种能量，用身体而不是外在的舞美装置塑造出具体的戏剧空间，创造出充满张力的戏剧场。在我的剧场里，演员的脚踏上舞台那一刻，戏剧就开始了。
    戏剧本质是人与人的交流，身体是戏剧的媒介，戏剧是思想的载体。几十年来，不同国家演员对铃木演员训练方法的理解，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融汇各自所属文化的特点。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活方式正在同质化，重新发现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正是戏剧另一大责任和使命。
    铃木忠志，1939年生于日本东京，被视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1957年考入早稻田大学，其后创立早稻田小剧场，1975年创建铃木利贺剧团。1985年创建日本第一个国际性戏剧节“利贺国际戏剧节”，1994年与中央戏剧学院原院长徐晓钟等人共同创建中日韩戏剧节，同年，和希腊戏剧家特尔佐布罗斯、美国戏剧家罗布特·威尔逊等人创建戏剧奥林匹克。导演作品《厄勒克特拉》《特洛伊妇女》《酒神》《李尔王》等；出版《文化即是身体》《戏剧性语言》等专著，被翻译成汉语、英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