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隐秘角落》陆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法海寺明代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的奇迹。
    作为多个朝代的都城，北京留存下来很多古迹，但也有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历史变迁中消失了，只留下一个名字。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作家陆波用自己的目光去追寻定慧寺、宜芸馆、蓝靛厂、保福寺、樱桃沟等“北京隐秘角落”的历史足迹，考察那里的文物遗存，讲述那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人们的故事，试图将大时代与小事件勾连起来。
    2016年12月，藏有明朝壁画的法海寺经过整修重新开放。这是一条普通的消息，但“明朝壁画”确实是无与伦比，跨越近600年时空再次惊艳世人。我不知如何形容我们的幸运，至少，我们比乾隆皇帝幸运。
    乾隆对艺术珍品的痴迷是以实际据为己有著称的。但在其长达89年的人生里，他并不知道一处有着绚丽明朝壁画的地方，幽幽地遥视京城，隐身于世间。
    西方女士对东方壁画的重大发现
    法海寺在京西石景山模式口，即使当下京城已经膨胀到如多层巨无霸大汉堡的程度了，这里还是显得有些荒僻。公交车只到达离这里还有两三公里的地方，来寻访的人们需要迈开腿再朝翠微山走上一段距离，才能找到这间坐落半山的不算大的寺院。据说，平常日子来参观的全天也就二三十人，周末好点，能有五六十人。即使这般可怜数字，来访的人们基本上也只是奔着一个目标——瞻仰那惊世骇俗的明朝壁画，或者说是15世纪中期的汉地寺院壁画。
    20世纪30年代，先后有两位西方女士造访此地。第一位是1933年来自德国的24岁年轻姑娘赫达·哈默，她有着天生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刚到北京热血甫定，就打听怎么去法海寺。她进入寺院后发现大殿里有大幅明代壁画，激动不已。年轻的她不可能清楚这些壁画的价值，只是觉得有趣，并记录道：
    最有意思的寺庙是法海寺，这是一座不大而颇具景致的寺庙，它以保存完好的明代壁画而受人关注，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要描绘它须将屋瓦挪开，才有一个好光线。
    于是，鲁莽的她为了制造好光线拍下大殿里的情形，竟然拆了小汽车喇叭，用里面的橡皮球茎对着点燃的副醛燃料吹镁粉，试图造出镁光的巨大光亮，帮助她拍出清楚的壁画。结果此举引发了一次小型爆炸，非但没能成功拍照，还把自己灼伤险些毁容。她只是收获了一些勉强可见的罗汉雕塑的照片，壁画拍摄并不成功。
    4年后，英国女士安吉拉·莱瑟姆也寻到法海寺，这次她不但成功地将壁画、雕塑等拍摄下来，还写了一篇游记发给当时的《伦敦新闻》画报。她的文字透着女性的细腻与感性：
    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有一座造型极其优美的佛教寺庙……有一位剃了光头的年轻人将我们迎入了一个寺庙庭院之中，并沿着石阶往上走，来到第二个庭院，那儿有和尚在拆除为牡丹花穿上的越冬稻草衣。这就是法海寺。
    “第二个庭院”即主殿之前的庭院，自然他们进去是找壁画的。当然，她比赫达·哈默更具有安全意识，她很聪明地用一面大镜子把室外灿烂的阳光折射进大殿，拍下了一批质量尚可的照片。她还写道：
    这幅深藏不露、迄今默默无闻的壁画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绘画作品之一！我敢说自己从未见过其他任何绘画能具有那么崇高和迷人的风格。
    她这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在西方世界引发巨大轰动，这毕竟是对15世纪中叶东方壁画艺术的一次重大发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海寺以其明朝壁画艺术在西方反而比在中国更出名。
    明朝太监造法海寺，留下艺术奇迹
    今天，每日去法海寺的那三五十人就是专程去看壁画的，他们被某种小众而高雅的风闻所染，探奇或者附庸各有其好，因为法海寺壁画名气大，被艺术史学家归类于中国古代三大壁画艺术瑰宝之一，另两个为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小寺院以艺术价值闻名，这反而夺其宗教光芒，让人们忽略了其实这原本是一间皇帝赐额、太监牵头修建的佛教寺院。如果寺院最初的兴建者——历经四朝的太监李童——知道会有今天这么个奇怪的结局，他会想办法把自己也绘到壁画上，哪怕躲在一个角落里。事实上，他在原大殿雕塑的十八罗汉群里加上了自己。这在赫达·哈默及安吉拉·莱瑟姆的照片里都有体现，所谓十八罗汉实则只有16个，剩下两个一个是大黑天神，另一个就是李童自己，他俩都不是罗汉。可惜后来这18尊雕塑都被砸烂，那位多少有些留恋人世并顾影自怜的太监李童没有留下最后的样子。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50岁的太监李童整合了他可以整合的各种资源，倾尽其为四朝皇帝服务所得的赏赐，并多方募集，要建一座寺院。首先，他以内廷重要太监的身份说服年轻的英宗，英宗当时只有12岁，已是“三杨辅政”后期，“三杨”老臣死的死老的老，他身边的太监王振开始得势，这给老太监李童行了方便。李童说他承蒙四朝皇恩，只有建一所寺院以修佛荐福才能报恩。他向英宗叙述了一个比较俗套的故事，说他有一天睡梦中来到一个“岩壑深邃，林木茂美”的深山之处，遇到某白衣仙人，仙人指示说“此精蓝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意即这里最适合建一所寺庙了。李童惊异，拿捏不准，画了张草图便差人在京城周边有山林的地方四处踅摸。结果差人到了玉河乡水峪，发现四周景致与草图一致，问当地人有何古迹，当地人说这里有一座叫龙泉寺的废寺。李童恍然大悟，认定这就是神仙托梦让他修建佛寺的地方。于是李童拿出全部资财，并动员善众、僧侣一起发力建设，还找来“诸良工”（即宫廷绘画师等）各类能工巧匠，历时4年，终于将寺院建成一座比较标准的“伽蓝七堂式”汉地寺院。直至今天，这个规模基本保持不变。
    李童向年轻的英宗讲述了建寺缘起，对于只有12岁的年轻的英宗皇帝而言，李童还是有些资本的，当年他“仪度不凡，端庄祥和”，年纪小小便被成祖朱棣留在身边侍候，时刻不离左右，甚至朱棣北征蒙古人，他也披盔戴甲跟随出征。朱棣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自治区乌珠穆沁），秘不发丧，太监李童便是护卫朱棣遗体回京的亲随之一。继之仁宗、宣宗朝代，李童始终被皇帝信任并被委以重任，宣宗出征喜峰口讨敌，李童同样跟随御驾，回来便升职并得到厚赏。有能力承建寺院，是明清两朝一个太监的权势和成功的标志。
    英宗给寺院的赐额是“法海寺”，比喻佛法深广如海。李童不光自己倾尽身家，同时动员同好。其一，他请求当时有着崇高宗教地位的藏传佛教领袖前来助缘。其二，李童请来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宫廷画师们，这些人来自南方宁波一带，他们秉承了宋朝以来的“院体画风”，并把他们卓越的艺术天赋奉献给了这座寺院的壁画绘制。其三，他说服了当朝德高望重的老文臣，均为进士出身的胡濙、王直为寺院撰写碑文，这两位被后人称为“清德正学”的贤臣。他们都是四朝侍明的老人，彼此熟悉且关系良好。在修建法海寺的时候，这些气味比较相投的人凑在一起，各自发挥所长，为李童的终身事业添上锦绣花朵。
    李童在寺院修好15年后因半身不遂过世，就葬在离法海寺不远的山坡上，以示不舍。他的朝中大官朋友、礼部尚书胡濙再次为他撰写了生平碑铭，大致勾勒其生平事迹：李童出生于洪武己巳年（1389），江西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市），相继侍奉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位皇帝，在宣宗时，升授为御用监太监，在代宗时，得到明王朝的最高赏赐——蟒袍玉带。碑铭形容他“周旋殿陛，仪度从容。小心慎密，竭力摅忠。护驾出入，环卫圣躬。历事五朝，职业愈崇”。寥寥数笔，写出李童的性格特征。他是一个仪表从容之人，做事谨慎周密，且周璇于宫廷内外，合宜有度。换言之，他可以在各类人群中受到欢迎，不仅有高官朋友，也有地位不高的工匠及宫廷画师朋友。他请这些人来大殿创作壁画，他们从构图设计、人物安排到运笔绘制，竭尽所能，完美展现其精湛技艺。
    李童只是明朝的普通太监，自己根本想象不到，他在法海寺的一番作为竟然创造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的奇迹。
    法海寺的壁画有中华文化的“纯洁性”
    壁画中人物众多，但构图大气严谨，相间适度，有序不乱。虽说都是佛教典故的描绘，但生动盎然，刻画细腻，人物面貌活灵活现，富于个性。无论是线条柔美、慈悲四溢、望之心化、衣着饰物美轮美奂到无以复加的水月观音，还是满满慈爱、柔情万种、雍容华美的诃利帝母（鬼子母），她在佛教中已从专吃小孩的恶神转化成孩子的保护神。她抚头的小孩更是眼神俏皮，活灵活现得可以从墙壁上跳下来。与敦煌壁画及永乐壁画相比，法海寺的壁画画风手法更为细腻精美，用料奢华考究，尤其是大量金粉的使用。
    有后人说法海寺壁画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壁画艺术媲美，是艺术史上伟丽之作，堪称“中国西斯廷”。我反而认为，法海寺壁画令人瞩目在其珍稀性上，就华夏汉地壁画绘画之艺术精品而言，它们整体的过于匮乏显示了其卓尔不群。传统上的美术绘画似乎成为宫廷皇室的雅好和高贵的奢侈品，除了皇宫与权贵人家的建筑装饰雕龙画凤花鸟虫鱼之外，降落民间的这类艺术作品还是过于稀疏。加之战乱灭失的唐宋壁画已踪影难觅，虽然不少古代建筑也留有壁画，但达到如此之高艺术水准的组团式的精品之作不多。敦煌壁画准确些说是中华、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体现，并非独属华夏文化。而法海寺壁画有中华文化的“纯洁性”。宫廷画师的作品落户法海寺纯粹出于李童个人关系的偶然性，或许，李童也是接受了藏地僧侣关于绘制壁画的建议。在藏地，壁画分布在寺庙、府第、宫殿、民宅、驿站、旅店等地的墙壁上，普遍寻常。而汉地寺庙里成规模且达到艺术水准的只有永乐宫及法海寺。永乐宫是道教道场，绘画内容以道教经典为主，虽然规模更大些，但绘制的精美程度达不到法海寺水准。所以，大中华汉地佛教寺院里，只有法海寺保存下来了一批极高水准的佛教题材壁画。
    清廷入主中原之后，大肆修葺并恢复了不少明朝寺院，但法海寺始终没有进入清当朝者的法眼。根据乾隆中期《日下旧闻考》记载的情况分析，法海寺没有被清朝官方考察过，没有被皇帝亲访过，甚至艺术爱好者乾隆皇帝也没有听闻如此瑰宝（这是空前的憾事），也就不可能有朝廷出面的任何复建与修缮。《日下旧闻考》只将法海寺作为一座普通的前朝寺院简单记录了一下遗留物品，包括三通明碑、二通石幢，对大殿内部的佛像、罗汉雕塑只字未提，壁画部分更是无从谈起。也就是说，历经清朝267年，法海寺壁画如沙里藏金，无人得识。
    法海寺作为寺院的辉煌基本至明朝灭亡便戛然终止，在清朝，它只是作为普通的民间寺院存续着。到了民国时期，这里已经非常破败，僧人也逐渐离开。
    1958年文物部门尽管经费有限，还是对壁画进行了一次时隔500年的维修，并给大殿装了避雷装置。1988年法海寺便已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如今，法海寺壁画已经和圆明园遗址、三星堆遗址等一起名列国家第三批国宝级文物，地位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