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叶兆言，我们总能联想到许多标签，“叶圣陶之孙”“先锋派”“新历史小说”“南京”等等。从上世纪80年代的《死水》开始，叶兆言从事文学创作已有数十年。在同一辈的作家中，他可谓十分高产。上世纪九十年代，叶兆言创作的《夜泊秦淮》成为其新历史小说“最耀眼之作”。25年后，他又推出了与《夜泊秦淮》一脉相承的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刻骨铭心”四个字，恰好也是叶兆言对文字的态度。他坦承自己生平没什么爱好，亦无趣，写作可视作自己最大的爱好。甚至在外地做新书分享活动时，叶兆言仍抱着一个电脑，“万一我灵感来了还能写写呢！”
    在文学史中，《唐诗三百首》是人们无法绕开的选本。谈及此，叶兆言面露忿然神色：“我不能接受的是，里面居然没有一首李贺的诗。”在叶兆言眼中，“诗鬼”李贺的才华足以进入三百首，但却被遗忘和埋没，这或许也是很多写作者的现实。“无论风吹雨打，骑着一只小毛驴，只要有灵感就马上记下来，扔进篓筐里。”这是叶兆言特别喜欢的李贺形象，也是他的人生追求。对他来说，如果写作本身不能带给一个作家愉悦的话，很多东西就没有意义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大的满足就是写出来，其它都是假的。我特别喜欢写、想写，这个超过一切。至于文学史上的评判这件事，那就交给命运吧。”
    
    叶兆言，1957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曾历任金陵职业大学教师，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苏作家协会专业创作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总字数约四百万字。
    我写的并不是历史小说
    晶报：您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南京为背景，作家鲁敏曾评论您这本《刻骨铭心》是“最南京”的一本小说，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叶兆言：那也不一定。我不是个地方主义者，如果我在深圳，肯定也会写深圳。一个作家写小说，总得有时间、地点这些元素。我们都说小说是虚构的，关键问题就是，你要虚构得像真的，这个是写小说的基本道理。不仅是写作，就是咱们聊天，你也得坐在这儿，有个凳子。南京就是我写作最基本的基地，我必须得坐在这个凳子上才能说话。
    当然，说真心话，我还真是不太相信南京与北京有多么大的区别。但作为一个作家，他会故意制造出一些区别。我写过一本《南京人》，在南京影响很大。书中我曾提出一个观点，被很多人不断地引用。我说，北京人爱做官，上海人爱赚钱，南京人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就做学问。书里我还煞有介事地说这句话是引用自一位民国老先生，其实并没有这号人。当时一位高校文学院的院长看到这段话，问我：“老先生这个话很对，确实把南京人的本质说出来了，这位老先生是谁？”我只能很不好意思地承认，我在胡说八道（笑）。我觉得这其实是文学的一个基本态度。我编的这个故事是代表了自己的一种希望，希望南京人能够这样，更希望中国人都能这样。
    晶报：您在小说《一号命令》的扉页上也写过：“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而您给许多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被称之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说到历史小说这个概念，您是如何把握历史和虚构的关系的？
    叶兆言：我也不大去想这些事情，坦白讲，我知道自己常会说一些不太合时宜的话和想法。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历史小说，我也觉得自己写的并不是历史小说，因为我觉得历史小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如果是历史著作，那么就应该力达准确，不应混淆。
    我的写作中有些东西特别清晰，首先是虚构和非虚构。当然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标准，就是要写得好，但是虚构就是虚构。如果我最后得到的嘉奖是读者觉得写得真实，或者说觉得我写了历史，在我看来都不是表扬。
    晶报：其实写历史也可以表达一种思想。
    叶兆言：对。无非就是用虚构或非虚构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思想。比如当我们读白居易的《长恨歌》，其中有一句“旌旗无光日色薄”，描写皇帝出逃的路上觉得昏天黑地。这一句其实就是隐喻皇帝的权威已经失去了、皇位不保。所以有意味的写作，尤其是文学的描写，一定是意义深长的。
    晶报：您在《刻骨铭心》这本书的第一章叙述了两个故事，似乎对于整个小说文本来说关系并不大，有点闲笔的意味，为什么会采取这种写法？
    叶兆言：小说有很多种开头方式，我希望我的开头能有一种引导作用，让读者能够带着一种不是看电视剧的心情进入我的小说，看了以后能琢磨。但是我知道这很冒险，因为我写了一个冗长的开头。一方面我会担心，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文学自信吧，我觉得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到真正的读者。
    在这本书的开端，我说了两个非常简单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女孩的故事，说的是人类有可能面临的无性的痛苦。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人突然失去语言的、无法表达的痛。这对于一个写作者可能更好理解。在人生当中，我们可能面临各式各样的痛，我随便抓两个痛给你。我希望我的读者可以带着对这两种痛的感受，不仅是感受别人的痛苦，而是能带着自己的痛开始阅读。
    某种意义上“先锋”是很孤独的事情
    晶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您与余华、苏童等并称为先锋派作家。站在现在的写作氛围中回望，您认为早期的这些先锋作家意义在哪里？您又是如何定义“先锋”这两个字的？
    叶兆言：现在的年轻人关于“先锋文学”的概念，是老师在课堂里给的。其实“先锋派”很简单，说的就是一帮一开始不被认同的人。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先锋”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先锋意味着不被承认，因为他们在潮流的最前头。在某种意义上亦是一种不妥协。
    然而，当先锋一旦被承认了，问题就出现了。之所以称之为先锋，是因为他像侦察兵一样，孤军深入，进入茫茫的沙漠，茫茫的森林，他找不着南找不到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却一直在探索。所以我曾说，先锋成功之日，也是先锋消亡之时。我认为“先锋派”唯一的意义不在于树立了成功的榜样，而是告诉那些写作的人探索的意义，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作品的意义。它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和特立独行的符号。
    晶报：您会怀念先锋文学诞生的时代吗？
    叶兆言：作为一个作家，余华也好，苏童也好，我想我们内心深处都会保留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即是说希望自己的锐气不要丧失。先锋其实是一种锐气，而不是一种成功。如今在某些意义上，尤其在课本中，先锋会表现得像是一种时髦行为。文学成为时髦，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晶报：依照您对先锋的看法，似乎保守和先锋在某些程度上并没有严格的对立，甚至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叶兆言：有时候我们总爱设置很多对立性。但其实我们要知道，保守和先锋有时候在某些人那里可能就是同一个东西。你会发现，当大家都保守的时候，不保守就是先锋，当大家都在所谓创新，而你突然复古的话，你就特别先锋，因为先锋最大的特质就是不一样。
    传统就是一个特别世故的“老人”，他永远会把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变为传统的一部分。以美术史为例，“现实主义”最早是一个很丑陋的词儿，因为古典主义画的都是很“高大上”的东西，那么一说到世俗，人们就会想到“现实主义”。然而当现实主义这些画家开始成名，画价上涨，现实主义就变成了流行文化，课堂上也会说：从古典主义进入到了现实主义时期。文学史也是这样，它会把优秀的东西逐渐变成传统的一部分，但有些正是在历史上扮演过“反派”的角色。
    晶报：如果深知要努力突破原有界限，尽量和别人不一致，是否容易造成刻意的痕迹？
    叶兆言：作为一名写作者，把作品写好才是王道，在这个要求之下，才能尽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有时总有人问我，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什么，我有时也会瞎应和，说考虑到了，其实写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笑）。很多作家在写作时，也不知道读者喜欢什么。但是我有这个突破意识，虽然知道冒险的话大家可能会看不下去，但也觉得值得。就像金宇澄的《繁花》有这样的成功，也是一个冒险。任何一个有点追求的写作者，他总是想写好，总是希望读者愿意读，总是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所以你最多能问自己的，就是这本书你有没有努力。
    晶报：所以您刚刚提到对于创作《刻骨铭心》这本书开头的尝试，也是一种不断地对于窠臼的突破。
    叶兆言：是的，我为什么要写这样冗长的开头，也是想和以往不一样。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还是鲜活的，还是孤独的。我知道这样一个开头，会引发很多人的疑问，而且最大的冒险在于，很多人读了这个开头以后就会把后面的部分扔掉了。但我一定要选择新的挑战和尝试。这也是在延续我一开始写作的那种心态，我想真正喜欢我作品的读者，是希望我能保持那份锐气的。
    文学作品在不被阅读前一点意义都没有
    晶报：在您今年新出的演讲集《无用的美好》一书中，您提到德国汉学家顾彬对当代文学的批判。其中您也给了个比喻，说“当代文学现在就是没有人扶的街头老人”。对于当代文学的现状，您是怎么看的？
    叶兆言：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是一个个体，今天有一批埋头写作的人，我也算其中的一员吧。固然，我们也不能像顾彬一样，完全否定这些写作者。写不好是我们的能力问题，我们确实是努力过了。
    对于我们这些当代作家来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人阅读。我有种感觉，我们今天在谈论文学的时候，其实就像谈皇帝的新衣一样，很多写文章的人都觉得自己是那个说真话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很牛，说出了真话。我觉得最大的悲哀是，这个说真话的孩子也在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面前连皇帝都没有，我们只是在说着《皇帝的新衣》这个故事。就像我参加新书分享会，明知道在座的许多人都是没看过这本书的人，难免也会觉得尴尬。我最理想的状态是大家看过书后在一起聊，但很多时候这种理想很难实现。
    晶报：这也正是文学现在所处的一个尴尬的位置吧？
    叶兆言：是的。文学的现状就是它在没有被鉴别以前，已经成了垃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托尔斯泰、雨果和海明威等，其实也和垃圾差不多。文学作品在不被阅读以前，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写作挺悲壮的，明知道没什么人在看，却还要写下去。只是因为我喜欢。我相信还有一些人觉得叶兆言的书我想看，只要还有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我是在为他们写作。
    晶报：从上世纪80年代写作到现在，您已经写了几十年，您觉得自己写作的轨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叶兆言：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慢慢越写越老了。这些年明显的一个变化是非虚构文字的比重增加了，阅读也是这样，非虚构远远超过了虚构的东西。那可能也是说明自己虚构能力在衰竭，诸如此类。其实这个话题对于我来说，更多的还是一种庆幸。因为我觉得自己毕竟熬过了这么多年，也很不容易。又回到那个很矫情的话题上来，就是能写挺好的，我能写出来真的挺快乐。
    晶报：您接下来还有什么作品？
    叶兆言：在宣传《刻骨铭心》这本新书的时候，事实上我的另一本新书《南京传》也已经基本完成。与前者不同，《南京传》是非虚构作品，最近已经在腾讯连载了一些章节，阅读效果也还可以。对我来说，一本书就像一个赛季。在写完《刻骨铭心》后，我想以南京为平台，写一写中国历史，这是我写《南京传》的一个基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