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再回首
    ——我的记者生涯（二）
    点击三十五年再回首—— 我的记者生涯（一）
    
    1993年3月，作者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现场
    

    记者的坚守和突破
     
    经济记者与其他职业一样，要干出名堂并不容易。经济记者是经济社会的守望者，经济生活的引领者。在坚守职业的同时，一定要学会分析归纳纷繁的现象，找出规律性，在报道内容和形式上实现突破。从事经济报道，要注意通过经济现象看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每天、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经济记者值得关注的。从衣食住行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产消费变化，从大妈早晨的菜篮子到街头打鞋师傅带的盒饭，都能透出收入支出和消费观甚至价值取向，也能看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是报道内容对各种材料认真提炼所要求的。
     
    经济报道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读者认为好看可读。20世纪90年代初，我去河南开封市采访夏粮生产，走村串户，看到农民满脸愁容，反映交了粮拿不到钱，没钱买肥种秋粮。这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为了事实准确，我又到南阳市，连夜步行几十里走到与南阳市接壤的湖北襄樊市调查，发现这里问题也不小，农民反映强烈，“白条”现象极大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反映这一重大问题，我改变了以往的表达方式，落笔在无奈的农民、期盼的土地和满把的“白条”带来的社会问题上，让新闻既有理有据，又鲜活生动。这样的连续报道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
     
    第二年春季全国两会期间，“白条”问题已是会议上的焦点话题。当时朱镕基总理刚刚上任，他爱憎分明，敢于表态，记者都很敬重他，喜欢听他说。在参加湖南团讨论时，他听完湖南农民代表对打“白条”的意见后，以他一贯的率直和开朗，很有感情地说，绝不能让“白条”现象再次发生，今年收购资金实行专控，谁敢挪用，我要砍谁的头……没等总理把话讲完，全场掌声响起来，一农民代表激动地喊：“朱总理万岁。”朱总理连忙打断，认真又幽默地说：“不行啊，在湖南只能喊毛主席万岁。”现场气氛特别热烈，我和同事李永生等几个记者都在，真实记录下了这感人的场面，刊登在报纸的头条位置。报道实录了农民和总理的对话，描写讨论会热闹场景，现场感强，开创了《农民日报》直接报道领导人活动的先河，也是两会这样重大政治活动报道的一个新探索。之后，相关部门个别人认为这个报道尺度有些大，紧急打招呼，要求以后这类报道要经过审批。第二天早上，在两会代表驻地，我们送报纸给朱总理，他正在宾馆门外散步，接过报纸，他站着认真看完了报道说，你们发得对，不像境外的媒体，断章取义，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说这话，意思是要不下这个决心，天大的事可以不干，农业的事要管，坚决不能打白条。后来，他在会议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就境外媒体的不实报道再次澄清了他的观点。
     
    有人说，报道财政口的新闻最难，因为专业和枯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也有办法。新闻布局谋篇，重在选材、重在选取角度。经常写那些干巴巴的数字是不耐看，我也写了不少应景之作。我曾经连续多年骑自行车穿行于北京西城三里河一带，采访这里的国家部委。每次看到财政部灰色厚重的办公楼就在想，这楼里的人干什么，如何把财政新闻写得有看头。我有一篇稿是这样开头的：“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旁，有一座灰色的小楼，这座小楼的人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整天拨打着共和国的算盘。”文章发表后，受到了同行的热捧，也得到了财政部同志的好评。他们说，“财政部打算盘”，这个比喻新鲜，以前没人这样写过。
     
    经济领域行业很多，文献报道平平淡淡。对待扶贫工作也是如此。报道扶贫要么展示穷相，凄凄惨惨，要么过节式地给钱给物，喜气洋洋。看得多了我就思索，能不能把扶贫工作报道得更有力度更有深度。后来，我采写了《扶贫货款蒙难记》，从扶贫资金的被占用、被乱花或者移花接木或者寅吃卯粮等一系列现象提出问题，让大家关注扶贫重点在哪里、扶持谁、如何扶、如何用等，同时指出，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贫穷的冷漠和对扶贫对象的漠视。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看到后，批示印发全国让扶贫系统组织大对照大检查。
     
    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安徽发生水灾，我与同事赵小华等在灾区一线采访报道15天。救灾是天大的事，我们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八月的江苏，要么大雨，要么酷热，灾区无人接待，驻地也没有空调。南方的夜闷热难耐，我们脱光上衣，我写稿，同事给我扇扇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完成了21篇系列报道。在苏北兴化市，洪水齐腰，我们与救灾的解放军战士一起形成人墙。兴化市地势低洼，我们前去采访一个为救人而栖牲的村干部，村庄被水包围了，没有船，我们划着木板进了村。我们为农民的生产损失呼吁，更为他们的生命财产损失而心痛。在苏南太湖采访时，我们遇到了来自北京的同行——《中国日报》一位摄影记者，他在拍摄太湖时不慎落水，好在人没事，上万元的拍摄家伙掉进汹涌的湖水之中，害得他嘟嘟囔囔了好一阵子。
     
    农村改革的进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冲破旧的体制束缚的历程，是产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也是中国农民伟大创造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农民总是在潮头、在抗争、在推动改革，在争取权利和自由。那是1991年春节前，我经常联系的北京大钟寺农产品批发市场断货了，市场老板说是因为山东、河北等地设立的检查站太多，随意罚款使运菜户不敢上路。农民运菜由山东苍山县到北京需要20多个小时，一车菜除去成本赚七八百元，但是遇到各式各样的罚款，有时连本钱也收不回来。了解这个情况后，我和唐园结、傅之棣两人前往蔬菜产地山东苍山县调查。由我扮成运菜户，跟着农民菜车一路到北京实际调查。菜车是下午四点多由产地出发，第二天下午到北京。数九寒天，这次跟踪采访是批评报道，苍山县的领导都躲得远远的，唯独留下新闻宣传干事刘正生应对我们。刘干事有正义感，年龄比我小，人很聪明，也很支持。听了采访计划后，很是感动，只是希望别批评他们当地就好。他担心我跟车受不了寒冬天气，骑自行车带我到处找棉衣，最后还真找来了一件军大衣给我。几十年过去了，刘干事已经成为山东省沂南县政协主席，如今见面谈到这件军大衣的故事，他就气盛起来，一定要多喝几杯，毕竟我欠他这些年了。亏得他那件衣服，那天我开始坐在菜车上，与麻袋为伍，到了夜里，气温下降，越来越冷，运菜户让我挤进驾驶室。车到泰安，大概是半夜三点左右，大风吹歪了菜车，我们只好停车，下车重新装货，把菜车码平了。寒风如同刀子一样，真是冷到骨头里了。看到运菜户寒风里装车卸车，将心比心，更觉得他的不易，我们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运菜户不仅要接受冬季严寒的挑战，还要接受数十家检查站的罚款。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八百公里跟车记》系列报道发表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全文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转播。报社的上级领导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表扬我们这篇报道抓住了问题关健，吩咐负责市场流通的段应碧等人，邀请我们到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座谈，并建议我们一抓到底。中纪委纠风办、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也都十分重视。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同志到大钟寺农贸市场组织座谈，听取农民运菜户意见，全国撤起了清理“路卡路霸”的整顿行动。时任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专门写文表扬我们。这次报道是我获得的第一个中国新闻奖作品。
     
    
    1999年，作者与时任农民日报社社长张德修（右三）、副总编王太（右一）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右四）参加农民日报社主办的农产品促销会
    成功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经济记者更要重视平时生活积累，一叶知秋，由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我获得的第二个中国新闻奖作品是一次意外。为什么说意外？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是一个盛夏季节，我和高文去陕西咸阳市采访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带领群众脱贫致富。采访中发现，咸阳市对面的周至县，农民正在砍伐苹果树，看着大片砍倒的果树堆在土地上，真心疼。我当即请咸阳市的同志送我们到周至县调查，时值周末，县委办只有一位值班人员小王。他简单介绍了果农砍树的大概情况，我们来不及吃饭，马上到乡下调查。周至县地处渭河平原腹地，海拔低，昼夜温差不大，前几年县里号召群众种苹果，因为地理条件不适应苹果生长，因而质量不高，果形小、甜度不够，市场不买账，果农卖不上价。猕猴桃恰恰需要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种猕猴桃的群众发了家。于是，出现了这一砍树现象。我们当即写出报道，题目是《万亩苹果园缘何毁于刀斧》，并配发编者按，指出调整产业结构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科学规律，更要尊重农民意愿和市场规律。这一调查刊出后，对各地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时任西安市委书记崔林涛同志为此专门批示，要求西安地区对照检查，并约见我们交流各地产业结构调整的做法。周至县县委主要领导没有把此当作批评报道，而是作为引领全县调整生产结构的话题展开讨论，解决了全县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推进了猕猴桃生产，而今周至县已成为全国有名的猕猴桃产地。一篇批评报道让多方满意，起到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我很骄傲。再次获得中国新闻奖后有人问我：“你是如何拿大奖的？”我说，重在学会发现问题，善于引导解决问题。当然，发现是建立在积累和思考上的结果。新闻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发现新闻需要长期的积累，好新闻更重要的是要有独到的或者出人意料的策划。每年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是国家的大事，是抢新闻的机会，也是对记者们能力水平的考验。如何作出特色、作出影响是上会记者的共同愿望。20世纪90年代，我连续多年参加两会报道。那时，中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尤其东部地区速度更快，受政策和地理环境、人才、资金和资源的影响，可谓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此，我经过调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报道选题，比如拓展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东部大发展，西部怎么办，农业千呼万唤基本法，股份制新突破等，这些话题，在当时应该说是第一次提出，报道出来后，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山西代表团，我和李永生采访有“活化石”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时，知道她很羡慕“天下第一村”（即江苏省江阴市华西镇华西村）的吴仁宝，很想见吴仁宝，也想了解华西村是如何成为“天下第一村”的。我们便联系江苏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吴仁宝同志，向他说明申纪兰想当面学习的想法，他很愿意。于是，我们开车拉着申纪兰，由北京京西宾馆山西团驻地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江苏团驻地，促成了他们相见。两位代表，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不缺席的老代表，一个是改革开放后带领农民勤劳致富的新典型，两个农民代表都是中国农村的人物，当两双粗糙的大手握在一起时，他们都很激动。此时，他们的会面成就了一个有意义的新闻。我们的标题是“申纪兰‘拜师’吴仁宝”。
     
    新闻是传播，更是服务，策划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某年秋，正是收获季节，我们去河南杞县采访，采访当时的县长焦跃进，他是焦裕禄的儿子，他陪同我们下乡看到该县几十万亩大蒜大堆大堆放在地头，产品滞销，大家都十分焦急。焦县长迫切希望通过我们呼吁解决大蒜难卖问题。与他深聊后，我有了想法。回京后，我们策划了全国绿色农产品走进北京王府井绿屋百货展销推介活动，邀请各地优质农产品进京展销（当然，我们也邀请了焦跃进同志）。焦跃进特别高兴，他身披杞县县长红绶带，在王府井绿屋百货站台推介杞县大蒜。产品销售很好。这一事件本身具有很强的新闻属性，吸引了众多关注，在北京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撤起了一轮新闻大战。《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北京各家媒体纷纷参与报道。记得有家媒体刊出评论标题是“从焦裕禄治沙到焦跃进卖蒜”，评论说在计划经济时，焦裕禄书记带领全县百姓治沙脱贫，现在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他的儿子焦县长带着全县百姓卖蒜致富，这是时代的重大命题。记录时代变迁，推动社会前行，媒体在行动。焦跃进出了名，杞县大蒜出了名，焦跃进因此多了一个外号叫“卖蒜县长”。
    
    2017年4月，作者在农影中心与中心其他领导、电影部等
    同仁接待哈萨克斯坦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总裁（右九）一行
    利用电视媒体做好宣传报道，策划就更显重要了。比如《聚焦三农》是一档新闻和新闻专题时评栏目，可以说因为这个栏目，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才成为新闻单位。我到农影中心后，确定整个中心强化服务“三农”定位，提出“创富路上，温暖同行”的频道宗旨，通过重点打造几个栏目提升权威性、影响力、公信力。对于《聚焦三农》栏目，确定了抓“三农”热点、难点和重点，发现和反映每天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三农”大事，做农业节目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为此，我提出几项措施：一是针对热点问题策划系列报道，比如农民工讨薪系列节目、关注农村“三留守”系列节目和农民工返乡创业系列节目等。二是针对每年中央一号文件策划全年“拳头”节目，比如大型纪录片《社援》《中国人的饭碗》《中国新农民》等。三是盘点年度影响“三农”进程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组织策划了全国“三农”新闻人物推荐活动、年度发生的十大“三农”事件推介活动，推出了袁隆平、吴仁宝、李登海、莫言、沈浩、刘震云、李保国、潘长江等人物。目前已连续承办了十多届，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围绕农业节目群，带动了十多个对农电视活动。四是确定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定位，大众化传播，从而实现品牌化。我引以为豪的是《社援》《中国人的饭碗》《麦收故事会》《黄河流过的村庄》《中国新农民》等几个纪录片系列，与栏目相配合的电视活动如全国农民春晚、“三农”致富榜样、农产品嘉年华、乡土盛典等，这些作品有的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中央电视台一等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大奖，还成为农影中心的品牌，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被誉为“七套现象”和“最真诚的频道”。去年以来，收视覆盖和观众可到达人群全台第一，节目整合后已在亚洲和非洲落地播出。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突破。当然，大家知道，电视节目更多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家的共同心血和劳动，我做得更多的是组织、策划和决策，我为农业节目的勇于开拓、善于创新、不断进取的团队精神骄傲。前不久，网上在传台湾老兵因为看大陆军事节目，无意看到同频道的农业节目受启发，退休之后到大陆养猪养鱼的创业故事，不少网友评价我们是当前泥沙俱下的电视市场里的一股清流，还发挥了统战的作用。我把这作为鞭策我们增强节目服务功能的动力。
     
    

    记者的尊严和良知
    
    1993年，作者在河北省三河市采访作家浩然（右）
    记者职业，必须有职业追求、职业坚守、职业情操、职业尊严。一个优秀的记者需要具备这些素质。记者是时代历史的记录者，是国家大政方针的传播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职业追求就是要追求真、善、美，有行动、有措施、有方法。职业坚守就是坚守理想不动摇、不游离。职业情操就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职业尊严就是不妥协、不屈就，不被社会上的五光十色所诱惑。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个有思考、敢担当、让人尊重的记者。
     
    不畏权贵，不惧困难，独立思考，追求真相，是记者的良知，也是记者的尊严所在。记者处在报道一线，很不容易，尤其是从事批评报道的记者，经常遇到推三阻四的，软硬兼施的，甚至涉及诬陷、被打。有一次去河北廊坊市的一个县采访，调查土地被非法侵占问题。我们进村访户，又到田里实际调查，乱占土地的事实已很清楚。晚饭后离开的时候，县里陪同人接了个电话，突然不让我们走，把我们几个逼到招待所大院内住下，关门上锁。好在一位同事带着刚刚兴起的大哥大，及时与廊坊市里领导沟通，几小时后，县里领导披着大衣来了，嘴里直叨叨，误会，误会。当然，比起有的同行从事批评报道被打伤住院、被有意撞车，我们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但看到了舆论监督的不易。对于被曝光对象来说，灭火的方式很多，有硬手段，也有软手段，或者软中带硬。一次去某地调查电管系统多收乡镇企业费用问题，被采访者很不配合，仗着该行业在当地一家独大，他又是当地电力一把手，百般刁难。面对这样的人，我用事实说话，据理相争，面对面针锋相对，一一反驳，毫不退让。之后刊发了读者来信和记者调查，还组织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纠风办等专家参与报道讨论。后来，那个当事人对别人说，那个姓赵的是最难缠的记者。
     
    记者做长了，也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诱惑。那次去贵州六盘水市采访，受当地邀请，首都一些媒体也有记者去了。临走时当地领导怕招呼不周，悄悄塞给每人一个小红包，大概几百元。当着那么多人直接退，等于驳了当地同志的面子又伤了一起去的其他人的感情。回到北京，我写了封信，告知当地组织者，不能收，谢谢他们的好意。此封信的大意是：我们有原则有纪律，记者的职业不允许。再说当地经济条件差，贫困人口多。采访中我看到，不少农户人畜共住，低矮的草房露风露雨，草房内楼板分隔成两层，人在上猪在下，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一些孩子上不起学。我请他们将此款捐给当时采访见到的失学三姊妹，供她们上学，以后她们的学费也由我负责。这件小事，该地时任书记、市长知道了，他们后来到北京，执意邀请我去挂职。
     
    一次，我到山东龙口市采访农民金融合作社，带着他们的问题，回京后又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权威意见。稿件刊发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很感动，召开了股东会，决定奖励我一万元，我不收。理事长说，赵记者你别怕，我们研究过了，这是奖励，不是别的。后来我建议他们拿此钱给农民订报纸。这件事我没有给单位人说，是报社其他同志之后到此采访听到了，才传回报社的。
     
    走出大学门，报到9号院，由“三农”纸媒到“三农”研究，再到农业电视节目，在科教部、群工部、事业发展部、经济新闻部做记者，到副主任、主任再到副总编、副书记，再到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到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总编辑、主任、书记，没离开过“三农”行业。每一次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矛盾，新的转型和课题，新的天地和收获，每一次都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每一次总结起来相当于多读了几年书。唯独不变的是记者的初心、良知、追求；不变的是乡土情怀。在感慨的同时，我也深感幸运，我配合过的主要领导一个个都很优秀，他们是我的榜样，他们给我了不少关心和支持，也给我力量和自信，同时让我对他们充满了尊重和爱戴。比如报社老领导刘振伟现任全国人大农委副主任委员，报社一起搭班子的老社长张德修后履职《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曾经的副社长范照兵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一起做过课题研究的梁田庚现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共事的柯炳生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他们都成为部级领导。我呢，收获了一系列的荣誉和获奖证书，可以装满几箱子。
     
    
    1987年秋，作者与北京新闻单位同行到河南省
    灵宝县采访，参观三门峡大坝时合影
    我坚信劳动是美丽的，“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本书收录的作品主要是在报社、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时期的部分作品，代表了我不同时期的成长和收获。三十多年酸甜苦辣，三十多个春华秋实，花落多少，甘苦自知。书中的作品均为发表时的原文，未做修改，无论深度和精度如何，都是当时真实的记录和所思所想，从一个侧面可以折射出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以及这个时代变迁的足迹和历程。有不少作品是我与同事一起完成的，或者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的，除上段提到的几位领导外，还有张广顺、洪卓民、张志清、王太、傅之棣、唐园结、傅雪柳、李永生、季林、刘震云、范学忠、哀旭、傅培玲、程云、王磊、余向东、徐恒杰、孙乃会、何定明、杨志民、钟欣、赵小华、雷刘功、宁启文、王一民、申宝珍、李杰、王欣、林菲、毛小瑞、周建豪、高文等人，他们对我帮助很大。还有不少合作者，恕不一一点名，但一并感谢。
     
    出版这本书，一是对各个时期归纳小结，二是希望对同行们有所参考和启迪。感谢我夫人李西玲，她承担了整个编排、整理、校对工作。这些事，都是我当初做过的，很是苦累，但很重要，实际上，她一直是第一读者和评论者。感谢我女儿赵黎音，她一直是我的快乐和骄傲，而读了她写的小记，让我欣慰和感动，我知道可以衣钵相传了。
     
    感谢中央电视台原台长、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感谢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党组书记翟惠生，感谢著名作家也曾是我多年同事的刘震云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感谢另一位朋友柯炳生对本书的精彩序言和推荐。在新闻圈之外的朋友中，他是我敬重的领导、师兄之一，他的学识和为人及他的专业精神和谦虚态度有口皆碑。他在辞别校长职务时朗诵的那首《你的青春，我的白发》，感动和激励着无数学子，传为佳话。感谢朋友王秋和、张文祥百忙之中为我写的诗。王秋和勤奋好学，为人老成，著作颇丰，善于发现生活之美，是我新闻道路上可以讨论各种问题的甚至争议的朋友。张文祥为人坦诚，古道热肠，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情办。她心思细腻，诗词书画皆佳，大家称好大姐。最后，感谢为出版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其他同事、朋友以及出版社的同志。
    以上内容摘自《行进中的中国乡村》。
    责编：豆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