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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体化”话语建构与文艺规制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非常重视文化，党的早期领导人都论述过文化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中也很善于利用文化的影响力。为了鼓动革命，瞿秋白重视大众文艺；为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了两个战场两支队伍的论述。在抗战中成立“鲁艺”，就是明确看到“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⑧。新中国更是把文化统一作为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信仰，以文艺书写革命激情，使“人民文艺”占据道德舆论优势。为掌握文化领导权，革命领袖不仅从宏观上规划文化，还以“社论”等形式亲自领导、指导文化批判运动。历史表明，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并非与经济、政治霸权的取得同步，即使一个政党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还会有旁落的危险。由于毛泽东深谙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格外关心文化建设，其文化思想充溢着一种“毛式”的大视野、大手笔、大气势。 “十七年”文艺在高度政治化的体制内展开，在一体化话语建构中演绎着自身的辉煌和不足。有研究指出：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决定了接受者的行为模式⑨。文学体制不但对文学发展有规范作用，还承担了掌握文化领导权、发挥主流意识形态规训的功能。文学新格局、新规范、新秩序的建构，既表现为对当时及未来文学发展的国家导向，也含有对一切文学历史存在的清理与价值重估。“‘十七年’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首先体现在一系列的文艺运动——批判、斗争——的交替更移中。这整个过程，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实际步骤，也是确立文学新规范、新秩序的重要部分。”⑩文学规范的建构离不开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红色经典。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保卫延安》(杜鹏程)、《红日》(吴强)、《暴风骤雨》(周立波)、《林海雪原》(曲波)、《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战斗的青春》(雪克)、《三家巷》(欧阳山)、《红岩》(罗广斌、杨益言)、《风云初记》(孙犁)等，这些作品承担着以革命形象诠释革命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特点，体现了新的历史语境下新文学的追求。这些作品“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11)因作家生活经验、艺术想象以及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差别，革命史小说有多种形态：一部分长篇小说继承“史传”传统显现出对历史“本质”的“史诗化”追求；一部分借鉴现代“通俗小说”样式，延续古典的传奇叙事的表现形式和内部构造，通过加入“传奇”因素，将革命历史传奇化，而被称为“革命英雄传奇”。作为一种国家意志的张扬，“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12)如《林海雪原》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情感及传奇色彩，使读者油然而生对新中国的崇高感，以此实现对大众的意识形态询唤。通过对民族国家想象和新中国蓝图的建构，“革命”意识被植入广大民众思想中，自觉建构起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联，实现了对国家的现代化想象。这些小说多以民族艺术形式注入政治内涵，歌颂英雄领导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强化民族性、政治性向度，而忽视文学性和艺术性价值。如被称为大革命前后农民革命运动壮丽史诗的《红旗谱》，就以恢弘的气势，史诗化的审美质素再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史，昭示出“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13)小说不仅描写了“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还塑造了“高大、完美”的农民英雄朱老忠的形象，这种史诗性使其成为“革命历史的审美化见证”(14)，而成为红色经典的代表作之一。这些作品在叙事上实现了民间叙事与政治话语、宏大叙事与民族艺术形式的结合，追求审美上的“崇高”风格，凸显了文艺的政治向度，其教化意味明显。“十七年文艺”通过不断强化自身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手段和对象，把广大民众纳入一种国家规范的道德意识和政治意识中，在政治与艺术、时代要求与传统继承的夹缝中书写了自身的辉煌，生产了一系列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红色经典。虽然不同艺术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文化观点不同，不同艺术门类所表现的内容和产生的效应有很大差距，但都强调文艺的政治教化作用。几乎所有的艺术都不是艺术家的个性张扬，而是时代或群体乃至政党的意志使然，至少是某种集体潜意识的流露，不仅展示了新中国的新气象，还充溢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欢乐情绪。 总体上看，“十七年文艺”基本上都被纳入一体化话语结构。洪子诚认为，一体化是当代文学的本质。首先，它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一种文学形态，如何“演化”位居绝对支配状态，甚至几乎是唯一的文学形态。其次，“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组织方式、生产方式的特征。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高度的“一体化”组织方式，和因此建立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再次，“一体化”又是这个时期文学形态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表现为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方法等的趋同倾向(15)。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国家规划，使“十七年”在美学上成为意识形态与审美活动现实感距离最近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缝隙最小的时期。多元杂糅的价值诉求与艺术多样化的文艺形态，在政治挂帅的要求下，伴随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学术研究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有着丰富表征的文艺不断聚焦“人民文艺”的建构，在风格上不断趋向崇高。可以说，“十七年文艺”几乎是配合政治逻辑展开，那些激情澎湃的作品大多遵循政治逻辑。因时代的际遇，意识形态的规训，对文化的整合和改造，及对现实文化的询唤，在凸显文艺的政治向度时使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很大程度上处于共鸣状态。“‘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得到强化和系统化，在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者那里，更有一种圣洁的仰视和庄严的使命，他们唯恐歪曲了历史，损害了英雄的形象；唯恐减低了作品的教育意义。”(16)“十七年文艺”作为新中国精神发展的主要形式，清晰地烙上了时代政治的印记，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书写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经新的意识形态询唤使文艺生产愈加趋向话语的一体化。以“政治上正确”保障了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培养了一批文艺新人，并赋予其政治资本，在统一文化基础上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这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合理性。这种对文化人的精神意识及其文艺观念的重塑，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使文艺在发展中不断凸显人民美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对崇高风格的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