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末至今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可以说是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最具创新性的一部分。这种创新性表现在，许多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而它却明确提出了如何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社会浪潮冲击后，重新整理“过去的历史”的问题。不少学者感觉到，“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1）“如果把《再解读》作为一个具体可读的文本，我们会发现这里的大部分篇幅仍在尽力解构一个已经迅速变得遥远的时代”。（2）“这些正典化了的作品群，本身已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3）“《三里湾》和《‘锻炼锻炼’》是这种‘史诗’的继续。”（4）“‘当代文学’概念提出的原因”，是为了替“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文学‘命名’”，“当代文学史‘社会主义文学’的这一理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以后的若干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5）“‘潜在写作’这个词是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6）认为《艳阳天》艺术成就高于《三里湾》的观点，“完全无视当时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真实的历史境遇，完全无视作者的叙事技巧与他的文化立场的关系。”（7）而随着“进入九十年代，‘新时期’思想文化话语的种种意识形态前提、推设和期待在新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环境里面临种种自然或强制性的筛选、分化、淘汰和重组。”（8）“80年代的中国作家都以同一种方式言说历史”的状态，以及“在这种同质化——一体化的共同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文学史的写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都是值得展开的话题。”（9）“然而，谁能够讲述历史，什么样的历史能够被讲述，却是一个问题。”（10）
    一、被安装的“新启蒙编码”
    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里被巧妙安装了一个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编码”，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因为“历史就是将某一事件置于一个语境之中，并将其与某一可能的整体联系起来。”（11）而这种“语境”就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叙述，这种叙述需要“人的主体性”来支撑，更需要将十七年的事件性安装在这么一个不利于它的解释环境中，并用主体性来刺激它、揉搓它、开掘它；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以前曾经熟悉的“十七年文学”被整理了也就等于被陌生化了，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完成了它的整体性。
    在被启用的八十年代“新启蒙编码”的识别帮助下，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性的文学年代，它被放进一体化的历史容器里。“对于国家单位中的成员，新政府是通过供给制或薪给制的方式把他们‘包下来’的，这种方式为新政权实现对其成员形成从物质到精神上的系列控制预设了根基。文学领域的单位实行的也是这种制度。如中国作协成立后，其经费来源有两个部分：‘行政经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发，作家的工资和活动经费则有财政部拨发。说到底，那时候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这样，“作家的身份角色就必须发生变化。他们已不再是思想文化界‘自我’的存在个体，而是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12）由于“新启蒙编码”暗示研究者把十七年置于它事先安排好的语境中，所以那些缺乏十七年具体历史体验的年轻研究者，便都相信十七年的历史本来就是这种模样。以《文学评论》的前身《文学研究》1958年的改版为例，他们相信：“在中国大陆，杂志的改版，有时也被称为新闻出版工作的内部整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无疑，《文学研究》的改版，是政治宏大叙事的一个音符变奏。那么，我们能从这些变奏本身看到哪些蛛丝马迹呢？”（13）
    我们应该坦承，八十年代“新启蒙编码”的安放确实是出于历史浩劫后的紧张局势，它拯救了国家和许多不幸的家庭。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其实就是一种历史叙述，它在那时已经编好，并等着人们广泛认同和全面采用。（现在该叙述的继续采用者就是当年的受益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1985）、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北京大学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是采用这种叙述最成功的文学史教材。“这是从思想僵化中走向思想解放的六年。这是破除个人崇拜和打碎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使人民民主得到发扬，艺术领域人为的‘禁区’被不断突破的六年。这是文学从十年历史迷误的黑暗胡同里走出，阔步迈向未来光辉大道的六年。”（14）这种编码一启动就把“十七年”放置在“八十年代”的对立面上，虽然当时无人置疑但显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是用“五四”新启蒙的剪刀将过去历史“减去十岁”的做法。（15）
    尽管我们抱历史的同情尽量去理解八十年代学人为推动学术转型而用这种历史替代另一种历史的做法，但有人不认为它就这么简单：“任何一个历史插曲——一次革命或一场战争——都可以化解成‘无数的个人心理时刻’。每一时刻反过来又都能够转译成某一更加基本的‘无意识’发展的显示。”也可以“借助抽象手法”来“建构”历史，但“面对纷乱的‘事实’，历史学家必须出于叙事目的‘对它们进行选择、切分和分割”。这说明历史并不都是以整体性、必然性来显现的，它有时还隐藏着碎片性、突发性和偶然性的因素。（16）因此，我们怎么从被“新启蒙编码”设置的十七年“整体性”理解中走出来，绕过正悄悄形成的十七年研究的森严行规，重新面对历史当事人难以忘怀和无限复杂的“个人心理时刻”，依然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难缠的问题。
    “新启蒙编码”以九十年代为理由继续埋设在十七年文学研究管道中，表明不仅八十年代的“十七年反省”需要文学/政治、自我/集体、启蒙/救亡、十七年/新时期、“文革”/“五四”等若干组意图明显的编码程序，九十年代的“十七年研究”同样需要它激活停滞枯竭的十七年研究状态。因为文学/政治的编码程序既能与福柯的“知识权力学”、杰姆逊的“西马”秘密结盟，同样能在中国环境中继续触动所有人的敏感神经，以为这就是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而不会理睬认为历史并不等于简单的编码，同样也是历史当事人难以忘怀和无限复杂的“个人心理时刻”的看法，因而总是习惯性地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摆在十七年认识的中心位置。“新启蒙编码”之所以依旧像一个“历史幽灵”在九十年代学术中继续活动，是因为“在中文的语境中，由于‘历史’一词的活跃和普及程度，它似乎很难作为一个质问的对象。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几乎成了一种超验的绝对权力”。（17）它堂而皇之地逃过了被“重新整理”的关口，在新一轮知识更新转型中成为“转世灵童”。看看今天铺天盖地且千篇一律的十七年研究成果，就知道这最最令人揪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然而直到蔡翔从上海都市、工业化革命技术、劳动和劳动阶级、工人阶级状况等知识角度重新研究十七年文学，才知道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简单理解十七年文学/政治的历史关联，这种担心实际是多余的。（18）
    虽然十七年文学研究整理历史的方法存在着很多疑点，然而从没有人对它认真地怀疑过、讨论过。“新启蒙编码”是要把“十七年”/“八十年代”设定为一组相对立的历史逻辑关系，由于八十年代的“正确性”是被事先设定好的，十七年的“错误性”就变成了一个万众所指的定论。这样不仅十七年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悄悄地萎缩了，同样被萎缩的也有成为十七年“研究尺度”的八十年代文学。不光十七年研究变成了文学政治性的奴隶，实际上八十年代研究也同时增加了变成文学政治性奴隶的危险。不光八十年代新启蒙编码作为十七年研究的尺度充满了疑问，而且已经充满疑问的十七年研究也因为这种历史捆绑被八十年代思想运动重新幽禁了起来。
    二、“现代文学”生产的“当代文学”
    人们只知道“现代文学”是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超生二胎，却不知道“当代文学”也是被“现代文学”这个超生二胎生产出来的。很多人光是不满唐弢在1985年广受争议的“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之说，（19）却不去继续深究它作为强势专业方向因何而生产当代文学研究的概念、问题和想法。
    《班主任》这篇小说“通过谢惠敏、宋宝琦这两个扭曲的灵魂，表现出青少年一代所受的精神戕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重新喊出鲁迅在‘五四’时期呼喊过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引起社会的普遍共鸣。”（张钟等，1986）（20）“当代文学”“不管将来人们改用什么名称，或者把它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时间概念（如‘二十世纪文学’）中，我们认为它在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学思潮史上，都具有相对独立的阶段性和独立研究的意义。”（朱寨，1987）（21）“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以这样的价值判断来估量‘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不论是对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还是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观察和评价，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董健等，2005）（22）“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语境中”，“只有当你首先具备了一个批判性人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胆识和勇气，你才有可能深切地把捉到延安文学的灵魂”。（袁盛勇，2006）（23）一篇题为《我们如何叙述农村》的文章反思了90年代的“新乡土小说”，认为“土地问题是传统中国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但在当今关于农村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直接涉及到土地问题的小说”，“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李云雷，2009）（24）凡是熟悉1980年代的现代文学如何“重新发现”了“五四”和“鲁迅”的人，没人不知道当代文学的这些知识都是来自“现代文学”的。在1986—2009年当代文学研究的漫长隧道中，现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几乎无处不在。而且最近，现代文学作为“真正”的历史叙述被近年十七年文学纳入“重建自我”的过程好像也越演越烈。
    这种叙述历史方式的出现是基于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没有“真正的历史”，而当代文学如果有历史那也是现代文学所赋予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被移植到当代文学中来，是由于后者的“历史”往往被理解成“官修史”、“假历史”，而现代文学的“历史”才是“正史”的思维和想法影响的。于是在十七年研究中，我们随处听见这种对当代文学“历史”严厉质疑的声音：“1954年这场由《红楼梦》研究引起的全国性的大批判运动，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氛围下开展的一场不正常的学术和思想的批判运动”，“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裁决。”（25）“‘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这包括文学机构，文学团体，文学报刊，文学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文学的评价等环节的性质和特征。显然，这一时期，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26）研究者寻找到的，全是对十七年“历史”不利的例证，而把其它可能相反的例证丢掉了：“1949年8月1日，正值农历七夕。按风俗，北平要上演《鹊桥相会》。此前一个月，平津两地的戏剧界刚提出旧剧改革的口号，为了做出表率，就去掉了‘天帝下旨赐婚’一场戏。大多数观众对此没什么反应，但也有不少人拒绝接受。据一位外国记者回忆，他曾经在1949年七夕节去看了这场戏，所遇到的观众‘显然是些强硬派’。落幕时，因为没有看到天帝下旨，许多人大叫：‘戏没完！戏没完！’‘当剧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解释说，删去最后那场戏是为了破除迷信时，观众还拒绝退场。……前排的观众甚至把瓜子抛到他的身上。’……这种情况说明，市民们并非一开始就理解接受新政权对自己的文化改造。”（27）
    当然，这种牢记“文化暴力史”因而不相信大历史、将“民国暴力史”从民国史中抽出来并认为那种文化环境才充满了自由民主的历史想象，是“当代文学”之所以被“现代文学”所生产的最根本的理由。也是“现代文学”的历史认识和研究框架自1990年代起就一直原地踏步的一个理由。而且，我们在目前大量电视剧中看到“民国史”优于“共和国史”已然成为一种压倒性的历史叙述。不过，更应该注意的还是“现代文学”已经成为评价“当代文学”的标准、规范和方法，最近又被广泛运用到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事实。正因为重视了现代文学“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范畴，十七年文学的“不自由”就处在被审查的地位上：“大家读《欧阳海之歌》，书里写到的那种带有‘自虐’性质的思想改造，现在看起来，也是够触目惊心的。”（28）这种历史叙述没有想到，在30年代“左联五烈士”时期，同样“触目惊心”的状况，在现代文学“历史”中也照样存在。由于都痴迷地相信现代文学是“纯文学”的，所以当代文学的“非文学”现象就被叙述者挑出来作为批判、反思的对象：“‘革命历史小说’的情节发展当然一律是反败为胜、从水深火热走向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这种“金字塔般的空间结构其实是依着时间顺序上的是否‘先进’来构筑的。”（29）却不愿意正视，现代文学中的“战国策派”等党国文学也一样有着这种公式化的叙述程序。充斥在现代文学叙述中的“文人浪漫史”、“性心理史”，还被挪用到对所谓当代文学“新起点”的20世纪40年代初的丁玲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论析中：“剥除了贞贞舍‘身’取义的外衣，我们竟发现丁玲是在探触性解放的禁忌。”“57年丁玲遭整时，有心人提出她于33到36年为国民党软禁间，与‘国特’关系暧昧，煞似贞贞的前身。由是类推，丁玲写《霞村》正似为一己的风流共案作开脱。”（30）据说这是不肯面对他们所讨厌的大历史的结果。
    从以上理由、现象、论析看，由于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强有力推动，“现代文学”离开它的历史语境做了“整体性搬迁”，而“当代文学”经历了“文革地震”已经塌陷并一度消失。现代文学于是就被搬迁到当代文学的历史地盘上，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就这样替代了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既然有权威学者的“示范性”历史描图，更多年轻和无名研究者的热烈跟进并对之大量仿制，这种替代性历史叙述也就在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中普遍存在，无人对之有任何怀疑。因此，我们可以将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述称之为一种“替代性”的历史叙述，它已被现代文学的“历史”所“整编”，这支被整编过的研究队伍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想如福柯那样去“造访”十七年的“历史遗址”，但我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一部“整体历史搬迁史”，原来的历史遗址已经被挖空、置换并整体搬迁走了。
    三、与“再解读”联姻的“十七年”
    我们都知道，随着“苏东”阵营解体和国内市场经济兴起而出现的重大历史叙述转变，因重读“十七年”而爆得大名的“再解读”众学者从历史中“归来”。由于他们看到了十七年研究的严重衰弱状况，所以宣告将以西马、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其改造：“这是我们必须以‘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精神奉献给我们自身历史的挽歌。但如果我们把‘再解读’看作一个使历史文本化的解构过程，我们就会同时解读我们的现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希望《再解读》提供的不仅是书名和若干论文，而且也是一种文本策略，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化政治、社会历史的一次借喻式解读。”（31）
    与现代文学研究思维不同的是，“再解读”避开了现代史与当代史孰是孰非的历史观念纠缠，而直接把十七年推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可怕的显微镜下。“十七年”于是再次经历了“非历史化”过程而变成了后现代理论的文学殖民地。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为什么是‘医院’，而不是可能更为偏狭保守的乡村（如鲁迅的《未庄》）？（同样，十几年后，为什么是《组织部》，而不是别的什么部？）当然，描写一部本来即以治疗病患为己任的单位的‘病态’，可以讽刺性地使上述‘尖锐对立’显得更为鲜明触目。”（32）让人略感不安的倒不是这种文学史研判，而是它把“革命文学”视为自己的“他者”的冷淡眼光和口吻，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者的冷淡态度。在这种眼光中，所有曾经具有“历史丰碑意义”的“革命文学”都失去了丰碑的地位。在“冷淡”的历史观照中，对张弦编剧、成荫导演，195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上海姑娘》的叙述必然是：“白玫的出现竟与十几年之后，京剧《杜娟山》中女英雄柯湘的出场如此相同。在众人情绪低沉议论老白的时候，有人通告老白到了。”（33）苏东阵营和柏林墙的历史性倒塌确实令人们反省到革命文学的语言暴力性、粗糙性，1992年中国社会向市场全面转型的文化阅读也确实需要对太热太近的历史采取一种“冷距离”的方法；但是这种带着后现代痕迹的玩笑式的整理历史的方法是否也需要警惕它内部的“非历史化”倾向，并放到我们对“过去历史”思考的整套方案之中，而不是仅仅孤立地欣赏它、拥戴它？这是因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联系到当前才能加以理解”，“史家所研究的过去并非是死掉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目前依然活着的过去。”因此，“一部历史书可以有其开端和结束，但它叙述的历史本身却没有开端和结束。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就包括有昨天，而昨天里面复有前天，由此上溯到远古；过去的历史今天仍然存在着，它并没有死去。”“这就是柯林武德所谓‘活着的过去’的论点。”（34）
    本文拿“再解读”来说事是因为它已经被内化为近年来大陆学界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这种挪用既可以认清大陆中国学界与海外再解读思潮学脉上的深刻联系，由此也可以推演出近年学人“整理历史”的逻辑框架。这是一个潜在地宣布“过去”已经“死去”的文学史研究方案。“在60年代，这部长篇小说被评论者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一本教育青年怎样生活、斗争、怎样认识和对待敌人的教科书’。”“而许云峰、江姐与徐鹏飞等面对面所进行的精神较量，以及有关政治、人生观的‘论辩’，成为强化小说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性质的手段。这种情景类型的设计，极大地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35）使用“文本策略”对“社会历史的一次借喻式解读”，已经被人们广泛地应用：“卢嘉川对林道静异乎寻常的热情被他的同学兼战友罗大方注意到了，很少接近女人的卢嘉川对这个林道静这么热情——一谈几个钟头，让罗大方觉得奇怪。但他善意地提醒卢嘉川林道静是已经‘名花有主’的女人时，卢嘉川严肃地驳斥了他的‘瞎扯’，解释说自己对林道静的关怀是因为想帮助这位‘有斗争性和正义感的女孩子’，‘应当拉她一把，而不应该叫她沉沦下去。’”（36）随着苏东阵营“纪念碑”的轰然倒塌和大陆中国市场经济的全面袭来，历史颇有了一种墙倒众人推的感觉；“教科书”式的十七年文学经典被做了喜剧性处理，因为在很多人看来，那个曾经神圣的历史记忆已经默默“死去”而不会再次归来。这个“过去”已经在这种整理中与“昨天”和“未来”决裂告别，它被降低为新的文学史解释中的一种“借喻”。它还被纳入“官逼民反”的陈旧叙述套路中：“纯粹从小说题材的建构看，把‘官逼民反’的传统修辞改编成‘参加革命’的政治修辞，的确更能突出现代小说的意义和特征，但无疑又损害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的本体性，使它开始脱离‘小说’而靠拢了‘非小说’的目标。”（37）
    但是，值得继续讨论的是这种“历史景观”是在再解读显微镜下看到的历史，是与再解读的历史意识联姻的历史，而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那个“历史”。“过去”的那个历史也许已经在十七年的“借喻式解读”经历了非常重要的人工删削、压缩、变形和重新整容。这就是有人告诫的：“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因此，如果为一个社会所接受的各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等理论改变了，那么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性质也就随之而改变。同样，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他和世界的关系也就改变了。”而“在他看来功利主义，就是由于以经济效果来解说或检验道德，——即一种行为是好是坏取决于其经济后果如何”。（38）因此，与其必须承认与再解读秘密联姻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所推出的“十七年史”，还不如紧接着跟上去问一个“为什么”。与其我们不加怀疑地接受“被整理”的十七年文学和其历史，还不继续追问这种整理的方式及其相关问题。比如，再解读所理解的苏东阵营崩盘与19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必然性”联系问题，它们之间倒底有没有所谓的历史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将如何解释，它们有无令人信服的解释理论和结果；再解读能否作为一个“问题与方法”。再解读批评家都有一个“华裔美籍学者”的特殊历史语境和文化身份，它与国内的十七年研究者有着很多的不同，那么他们的“问题与方法”究竟在哪种层面和道理上成为后者的“问题与方法”？我们并没有看到整理出的让人看得更清楚的问题和结果；再比如，正如上述有人批评的“以经济效果来解说或检验道德”是否会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上导致他所指责的“功利主义”？是否会造成十七年史的人为轻浮感？是否并没有真正触及十七年所有复杂纠缠的问题就马上整理出了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十七年”？而且已经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它们理所当然进入了社科基金“项目指南”，进入了文学史课堂，成为权威性的结论，这些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和问究，就这么进入了我们文学史研究意识的深处。它成了一个丢失了钥匙的历史保险箱。
    四、整理包含着对研究历史的知识的整理
    我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分析不是要矮化已有研究成果（我恰恰觉得它们对我的继续研究非常重要），而是便于对形成这些研究的知识再加以整理。
    我们知道，根据中国的重大变化，当时“新启蒙叙述”是改变“文革叙述”路线并激活当代文学对当下社会发言权的最好办法。新启蒙/文革二元对立的历史叙述方式，不光把当代文学合法地挪移到1980年代的“公共空间”，而且它对重新整理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十七年文学”也做了新的历史定位。这恰如滕云1984年代底所指出的：新时期文学“在粉碎‘四人帮’后三四年集中出现”，“它的主要思想艺术倾向是暴露和批判，它的主要审美情感是愤懑和反思。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时期的文学运动自暴露和批判始，且持续数年，这是罕见的，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史的一个特殊阶段。”由于他把“新时期文学”和“十七年文学”都当做“社会主义文学史”的一部分，所以接着强调说：“新时期文学的八年，从宏观说，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的革命现实主义深化和开拓的八年。这是一个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文学运动，即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反映社会主义生活的文学运动”，而不是“以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39）腾云的看法在那一代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使是那些标榜新潮的人们，也不会持相反看法。这么说来，前面朱寨本、北大本、社科院文学所本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包括李泽厚、刘再复等人的著述中大量使用的“新启蒙”知识，都是在“社会主义文学史”的条件下被理解的。这些知识，是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前夜还处于半封闭历史状态下的那一代批评家和学者们所理解的“整理历史”的工作。这些知识的有效性，正是针对那半封闭历史状态的中国的情况而发生的。
    但“这样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地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40）相当多的研究者虽然未必像滕云等那样直接使用“新启蒙”、“文革叙述”、“暴露”、“批判”、“社会主义文学”等充满着当时思想氛围的知识概念，然而这些知识概念的意识结构却根深蒂固地隐藏着认识十七年文学的视野中了。“真正的‘反思文学’的滥觞仍然应该追溯到七十年代以地火运行方式行进的‘朦胧诗’，因为它不但抒写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而且还深刻反思了造成精神创伤的原因，具有浓厚的启蒙意识，它是八十年代文学启蒙运动的先声。”（41）我们在“八十年代”，一点都不觉得这种把“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推到与“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尖锐对立的历史位置上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仍然坚持这么认为倒真让人想起前面的“一种现在想起来已颇有距离的感觉、知识、思想氛围，却历史性地参与确定下了接下来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这种知识清理工作的意味深长。我们不是说继续将这些知识概念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确定”为“多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开展方向和前提”，甚至被列入各种“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有什么对与错，而是我们觉得它们继续在研究中发挥作用而为什么要发挥作用的历史理由并没有同时得到清理性的反思颇有讨论的必要。因为这种讨论显然正如有人指出的：“遗憾的只是当时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主流取向，没能因势把这一内在历史势能转换成一种既内含真实历史课题，又超越一般惯性反应的思考的动力，而却主要是在构造现在与过去历史的二元对立，然后全力在离弃前30年的政治、美学禁忌的方向上运动。而这一以对立、离弃的方式摆脱前30年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行动中所自觉不自觉奠定的前提、方向，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主流已经基本摆脱掉先前的政治、美学束缚后，仍在接下来束缚甚至规定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前提与方向。”（42）并没有针对这种矛盾现象展开任何具有推进含义的反省。不少研究者通过对“新时期”/“十七年”的时期划分和界定，确信这就是在历史框架中忠实地整理自己的当下历史感受和文学记忆。
    “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学科优越性，主要出于现代文学认为自己才是“五四资源”产业注册者和富二代的优等生心态。于是“五四知识”被理解成了比“社会主义知识”更具有时代进步性——因此也就是等级更高的一种知识结构。所谓“当代不宜写史”其实并非是唐弢自己的独见，它实际潜含着现代文学研究从业者的普遍心理。他们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牵扯着太多说不清道不完的“政治性”关系，所以必须拿五四“自我”、“个性解放”、“自由”、“文学性”等知识来拯救当代文学史研究，令它真正逃出十七年、“文革”的历史牢笼。对这一迄今很深地隐藏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知识结构和优等生心态，现代文学研究从业者们都没有真正意识到，实际也没有得到任何积极有效的历史性清理。正是在这个维度上，现代文学关于“自我”、“个人”、“个性解放”、“自由”、“文学性”等知识便流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它们很巧妙地被置换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对“十七年”的看法：“‘潜在写作这个词是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时代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43）如果再进一步对它进行“知识考古学”考察，我们发现里面其实有一个从谢冕、孙绍振的“朦胧诗论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1999年北大版、复旦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脉络传承的痕迹，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在用现代文学知识来矮化十七年知识来重建“当代”文学史，并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真正“打通”，由此而建立“现代文学”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优等生文化”的（此概念来自竹内好的著作《近代的超克》）。对此知识谱系的传承、转移、重建，孙绍振在他著名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在他眼里，十七年文学不过是“时代的传声筒”；按照现代文学的“个人化”眼光，他对十七年文学表现了极度的轻蔑：“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44）
    整理出这么一个现代文学生产出当代文学再生产出9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逻辑和知识转移路线，不是要“再忽视”学人们的卓越努力而是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是要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去理解“十七年文学”，为什么这种知识结构未经清理就移植到更多后续研究者的历史理解中的问题。因为我多次重申，有效的文学史研究多是根据研究者个人历史经验、再结合时代语境并进而发现一套自己的知识话语的研究，这是我非常尊重前面引述的各家研究、但同时非常不满后面继续跟进的研究者将他们的研究“再次非历史化”的主要理由。之所以清理“新启蒙”、“现代文学”、“再解读”影响至今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那些“知识结构”，目的不是否定这些知识的历史价值，而是要提出“如何”开始“你自己”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历史整理只有包括了对研究的知识的清理，这样的历史整理才可以称之为“历史整理”。
    五、整理同时包括了对研究者自己的整理
    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45）我愿意把它放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应该重视对文学史研究者进行“分层化”区分、辨析和理解的问题。
    我所说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者的“分层化”的问题，指的是鉴于研究者年龄、历史命运、知识结构、时代境遇等等的不同，他们在研究十七年文学时其实站在不同的历史位置上，因此他们研究的“十七年文学”应该是有着“多层化”理解的十七年文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统一”、“一体化”和“千篇一律”的十七年文学。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别的研究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他们会以为别的研究者重新整理过的十七年文学，也就是他们所应该整理和理解的十七年文学。“在革命风暴的携裹之下，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土改当中被阶级斗争话语所质疑所否定；血缘和地缘不再是维系乡村社会的主要纽带，阶级划分模式把乡村变成了敌我分明的阵营；宗族与乡绅的权威地位被取消，国家力量深入到了乡村基层。”（46）看过唐小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一文的读者没有人不相信，这篇文章因为受到前者整理历史方式的影响而充满了“再解读”的气味。（47）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铺天盖地的研究十七年的的硕士生、博士生执笔的学位论文里，也都纷纷散发出这种过于熟悉的历史气味。然而我们知道，“再解读”研究者提供的后现代眼光和知识，是从他们“海外学者”的社会社会身份和被国外后现代主义理论整理后形成的知识结构中生成的；由于这些人历史地理和境遇的巨变，“中国”在他们这里俨然变成了“他者”，出现了“陌生化”效果。于是，异常激烈、尖锐和痛苦的“十七年史”，在他们看来便成为存放在历史博物馆玻璃罩中的“馆藏品”。而即使我们年轻的研究者、80后硕士生、博士生，不还整天生活这种至今仍然鲜活的历史记忆中？不还整天与这种经过重新整容的历史打交道，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直到研究生阶段？在这种经验中，为什么所叙述的“土改”竟然会变得如此地遥远、陌生，这种曾经惊天动地的历史变动为什么被研究者没有任何理由地“隔离”了起来？被新的知识屏障隔离了起来？我觉得这都是研究者囫囵吞枣地吸收别人的成果，而没有意识到这些成果并不一定就应该是你自己的立论根据，没有首先对自己的历史记忆加以仔细整理、加以细心分辨和重新建立个人研究的立足点等原因所造成的。
    又比如30后、50后学者所发现的左翼文学的“分化与重组”、“潜在写作”等等，主要是在他们的历史经验、境遇和知识中形成的有效的观察。然而，对于没有亲身经历过十七年的“左翼史”，或仅仅拥有作为“文革”历史死角的农村生活经验的研究者来说，上述研究视角和知识就不一定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视角和知识。由他们的经验所抚育的知识结构，很可能对左翼文学还抱着某种同情和好感：“至‘文革’前，柳青全家在农村已经住了14年。这使我想起有人说‘知青’是历史的悲剧，因为他们被迫‘上山下乡’。可是，赵树理和柳青下乡却不是被迫的。其实，‘知青’到农村去，最初也是主动、自愿的，和赵树理、柳青一样。赵树理和柳青去农村不是他们同情农民”，“赵树理和柳青之所以到农村去，是因为他们觉得农村是他们创作的根源，更主要的是他们觉得农村是中国历史的重心所在。柳青的《创业史》充满了激情。他把农村的变革提到了民族的高度。他意识到他是在面对一场历史性的巨变，而他是史诗的纪录者。”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悲歌”的小标题下，这位学者还论述道：“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已经成为了单纯的妖魔化对象”；他反驳说：“农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和避免阶级分化。这也成为了考验革命中国的重要问题。因此，农村合作化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题材之一。”（48）不管你是否同意上述判断，你都得承认这是不同于“重组分化”、“潜在”流行话题压力的通过整理自己独特历史经验所进行的知识推理。你不能不承认，这种通过整理自己的历史而得出的历史判断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对十七年研究进一步地丰富和分层。如果经过分层，十七年研究就不会停滞在目前阶段；就会打破各种权威幻觉，而把历史整理重新交还给整理历史的工作。
    再比如我们、也包括更年轻的研究者已被“现代文学生产出当代文学”这一很成问题的历史框架规训了，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实际是在一种被规训的知识，例如“个人”、“自由”、“民主”、“五四”、“鲁迅”、“纯文学”、“浪漫”、“理想”等等中思考问题，做工作，寻找破发十七年文学的角度；却没想到，我们并没有站在自己的历史感受和生存经验中想问题，没有从自己对独特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中观察中发展出一套更能针对十七年历史语境的知识，并通过它来整体性地反省十七年文学的问题。在《现代文学作为80年代的“显学”》的题目下，有人写道：“把这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称为‘显学’，也并非自封，‘文革’结束后，现代文学要清理废墟重建学科，那时真是社会瞩目的‘大事’。”不过也自觉醒悟到，“特别是回归‘五四’以及强调启蒙主义立场，一时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哲学家李泽厚关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在文学界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人们似乎都相信只要回到文学，回到个体，回到审美，就会进入胜景，别有洞天。”有意思的是，连“现代文学中心论者”都“普遍认识到现代文学过去曾经有过的‘中心位置’和轰动效应不会再现”，（49）而我们的十七年研究者仍然坚决相信在“十七年小说中”有一个“‘五四’的侧影”，例如“孙犁的小说”、“冯至等人在十七年的历史小说创作及路翎、汪曾祺在建国初及十七年中的小说创作”，“‘五四’文学价值命脉的惯性在师陀的十七年的历史小说创作中也发挥着作用。”（50）然而，也有人出于“知识分层化”的要求，质疑了这种不对“现代文学知识”加以严肃清理和反省就直接带入对十七年研究的惯性思考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我来说，80年代文学与50—70年代文学是同一个问题。”90年代初，“大家都沉醉于‘新时期文学’的‘光荣与梦想’，觉得50—70年代文学没有价值，不是‘文学’而是‘政治’，根本不值得研究。”但他对最近几年“50—70年代文学研究变得热闹起来”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认为缺乏“自我知识清理”在研究者中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还是50—70年代文学与制度的关系，研究政治对文学的规约，比如50—70年代文学的‘一体化’过程，等等。这些研究不能说全无意义，但至少存在一种危险，就是重新被纳入并强化80年代的知识谱系。”（51）对这种将既有的知识充分本体化而不做清理地带入自己研究的现象，《历史的观念》作者讽刺道：“‘世界’就成为某种不止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整个的亚力山大帝国这时共享有一种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潜在地，则整个‘普世’都共享着它。”（52）
    因此，我这里所说的“整理同时包括了对研究者自己的整理”，绝无要排斥“80年代知识谱系”的意思。具体地说，它指的是，在多维度的知识谱系（如新启蒙、现代文学、再解读等等）的框架中，如何通过整理其中某些已经弱化、僵硬和无效的部分，吸收消化积极和有效的部分，再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知识结构，不仅仅在“政治与文学”的知识规训中，而同时在多层化的知识视野里“重返十七年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我所认为的整理历史，也包括了建立“自己话语可能性”的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