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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伯箫文学转型第一部代表作是散文集《黑红点》。经过革命生活的切实体验，受过《讲话》的洗礼之后，吴伯箫积极深入农村、投身到为工农兵写作的洪流中。他在1944年以后写作了十余篇文艺特写，如《黑红点》《打娄子》《化装》《一坛血》《游击队员宋二童》《文件》《“调皮司令部”》等，均收入《黑红点》集。他写作出的一系列文艺通讯，真实地记录当年的战争环境以及其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典型人物。这类作品长于客观性与纪实性，具有现场感，能充分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纪实功能，起到了宣传抗战、宣传工农兵的重要作用。 1943年3月29日，国民党在西安搞过一次所谓的“追悼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28位文化名人”的反共活动，被“追悼”的这28人中就有吴伯箫。事实上，在延安的“审干运动”期间没有一位文化人被杀，这些都是国民党造的谣。1944年春夏，重庆方面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采访团到延安采访。6月24日，在延安边区银行专门组织了一次“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丁玲、萧军、艾青、吴伯箫等被“追悼”的文化名人，都做了反驳性的发言和声明。吴伯箫的声明以《斥无耻的“追悼”》为题，刊载在1944年7月3日《解放日报》上。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论我自己，一个被他们无耻地造谣中伤到开追悼会的人，六七年来生活在边区民主政权底下，身体是非常健康的（恐怕比有的记者先生还要强壮些），若干年没生过疾病；精神是最愉快的，年纪愈大愈感到年轻。有生几十年来，唯有这个时期，我活得最有意义，最自由，最好。”“我的妻子在这里，她和我一样快乐的学习、工作。我的小孩也在这里，他在小学校里上学，也已多少懂得了打日本，闹革命的道理。——就这样活着，并且活得很好，很好，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证明么？” 吴伯箫“被追悼”这件事传得很远。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1982年5月给《吴伯箫散文选》作序时，也提及此事。“我跟伯箫同志初次见面，握手道彼此相慕，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的时候。未曾相识何以相慕呢？因为先此七年我就在报上见到伯箫同志的名字，是在不寻常的新闻报道中见到的。哪个月哪一天哪种报全记不得了，报道说西安开了个追悼会，追悼在延安被害的若干人，其中就有伯箫同志的名字。”“后来伯箫同志告诉我，西安开追悼会的时候，他正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业余参加生产，被推选为纺线模范。消息传到延安，他异常愤慨，认为这是对边区的诬蔑，也是对他本人的侮辱，非大声控诉，撰文痛斥不可；可是身在延安，语言和文字都没法向国统区传播。1944年有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在座谈会上，伯箫同志把积蓄在胸已久的意思全部倾吐出来，他知道通过中外记者一定能传播出去。他还把那天的发言记下来，刊载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斥无耻的“追悼”》。” 吴伯箫病逝后，其好友、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怀念文章里也提及此事：“1942年，我到重庆不久，就听说伯箫是一名纺花能手，接着收到他从延安带给老舍先生和我的一封信。在信上，他先向老舍先生道歉，说：你到延安访问，我没去看你，因为那时我还没入党，不好意思见故人呵。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二位务必替我辟谣！国民党反动派大造谣言，说我已经死了，延安开过追悼会。这是多可恨，多无耻呵！” 对于吴伯箫的这段特殊经历，我们不应该苛求与指责。在当时的“抢救运动”中，坦白行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们应该设想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吴伯箫，那份迫切想被革命队伍接纳的心情。其实，不光吴伯箫，当时“延安作家群”的好多人都在下定决心、重塑自我。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后悔与前瞻》等文章，都是通过自我剖析、深深的反思，迫切地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们亟需取得集体的身份认同，成为工农兵中的一份子，从行动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切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融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去。某种意义上，这是生命阵痛的蜕变与重生，是百炼成钢必要过程的其中一环。事实上，包括吴伯箫在内的延安诸多作家、艺术家们都在“浴火重生”的过程中脱胎换骨，彻底进入新的人生境界。 吴伯箫晚年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我是写作上的分水岭。座谈会前写《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是搞教育行政工作时的产品，有的同志说是‘不务正业’。”此后他的散文创作更多是一种自觉行为，进入一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的探索期。 重新出发的“延安情思” 1945年秋，吴伯箫跟随延安大学的干部队伍奔赴晋察冀边区，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延安。吴伯箫在延安生活了8年，从青年走向中年，从成长走向成熟，经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文艺界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他在这里实现了从关注自我走向关注群体，再迈到关注人民命运、国家命运走向的精神蜕变。 吴伯箫刚刚离开延安，就开始怀念延安，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深情。他晚年时回忆到：“行军到张家口，写《出发点》抒发了留恋延安的炽热感情。”于是，他深情地写下了《出发点》，讴歌“有两面旗子：一面是民主，一面是自由”的延安。他在这篇充满激情的美文中这样写道：“延安市老百姓的家，是人民的首都。哪地方有老百姓，哪地方的老百姓就向往延安，拥护延安；延安的力量到达哪里，哪里就有民主自由，就有幸福”，“事从延安出发，事是好事。人从延安出发，人是好人。事好，因为是替老百姓办的。人好，因为是替老百姓办事的。” 吴伯箫到华北与东北解放区后，主要从事文学教育工作。1949年7月，他应邀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吴伯箫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要从事语文教材编审的领导工作，并坚持散文创作。“文革”中他遭受迫害，被开除党籍，一度中断了散文创作。新时期以后，他恢复散文创作，不幸于1982年因病去世。 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作品，主要收入《出发集》《北极星》和《忘年集》三个作品集中。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创作，依然是“延安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吴伯箫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延安生活了8年，度过了我青年的后期。我热爱延安，把延安看作革命的故乡。”这句话足以表达吴伯箫以及从延安走出去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延安情思”。 延安时期是吴伯箫散文创作历程中绕不开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文学活动的基调。延安在吴伯箫的笔下成为一种文学意象，成为其散文创作的灵魂。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散文中，其成就最大的散文都与延安有关。延安时期的生活，从浅层次上看，给他提供了写作的素材；从深层次上探究，是他散文创作的精神支撑和灵魂。 在《出发集》中，吴伯箫写作的《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回忆当年召开文艺座谈会时的热烈场景，指出《讲话》对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重大影响。在《延安——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不平凡的13年》一文中，作者满怀激情，串联起毛泽东在延安13年种种光辉事迹，展示了一代伟人的智慧、勤勉与雄才大略。《北极星》一文指出《讲话》确定了文艺的新方向，给他以及同时代的作家指明了创作方向。 1961年至1963年，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现实的困境，激发出吴伯箫内心深处的延安情思；而《人民日报》的约稿，更是让吴伯箫回忆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延安生活。他先后写了《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延安的歌声》《窑洞风景》等一系列回忆延安生活的散文，后收在《北极星》集中。他在《无花果（代序）——我和散文》中写道：“直到《北极星》，离开延安15年回头再写延安，仿佛开始摸索到在文艺领域里散文这条并不平坦宽广的道路。” 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尤以《北极星》集最具有代表性。吴伯箫在《延安》中，用凝练的语言歌颂了延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歌颂了在延安的生活，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抒发了自己浓厚的“延安情思”，定下了这一组散文的主调。《记一辆纺车》描述了“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鼓舞下，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坚决地克服了生存、生产困难。吴伯箫当年在延安是纺线能手，这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体验。《菜园小记》则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处理，仿佛一首世外桃源的赞歌，歌颂了劳动之美、自然之美。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随手引用了大量的流行于乡间的农谚、歌谣，语言生动有趣。《延安的歌声》回忆了万人齐唱《生产大合唱》的场面，通过歌声来歌颂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战士始终团结一心，歌颂革命年代延安人饱满的精神热情以及乐观的情怀。《窑洞风景》将极富陕北风情的窑洞，描绘成世界上最理想的住所；而窑洞里极简的陈设，是对革命年代艰苦朴素优良作风的最好注解。 这组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和浓郁的时代色彩，并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都渴望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书写重大题材的作品，而吴伯箫并没有跟随时代的潮流，反而去书写关于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回忆散文，显得更加情真意切，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