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冬天，吴伯箫作为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的成员，与卞之琳、马加、林火、野蕻等人，从延安到晋东南前线，再转河北一带，挺进敌人后方，从事战地文化宣传工作。在战争环境中，吴伯箫选择集新闻性和文学性于一身的报告文学和以特写为主、时效性最强的文艺通讯，更真实、及时地报告瞬息万变的前线状况，宣传抗战。这一时期，吴伯箫创作了大量的通讯、报告文学，小品散文的数量不多。紧张的前线生活磨练了吴伯箫，使他的视野得以拓展，思想感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奔赴当时八路军总部驻地上党盆地的屯留和潞城县一带，亲自到打过胜仗的著名战场神头岭、响堂铺，采访转战晋东南前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指战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艺性通讯、报告文学作品，如《潞安风物》《沁州行》《响堂铺》《路罗镇》《微雨宿渑池》等。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作品主要是再现八路军战士勇敢、机智地同日寇作战的场景，给人以现场的真实感；从作品的艺术特色来看，这些作品笔中生情，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抗日杀敌的前线去了。吴伯箫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前线直接寄给远在重庆的老舍转《抗战文艺》，作为散文发表出来，后收入《潞安风物》集中。这些报告文学和文艺通讯，没有“口号化”、“标签化”的弊端，吴伯箫总能结合当地的民俗、风情进行人文化的书写，富有鲜明的人文气息。散文研究学者林非言：“我以为吴伯箫的报告文学具有极强的文艺性。” 1939年4月，吴伯箫回到延安，继续投入到紧张繁复的文事工作中。他是“边区文协”的机关人员和执委，参加了边区文协的重要工作，组织抗战文艺工作团，参加编辑《文艺突击》等。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吴伯箫担任秘书长，并被选举为文协执委会成员。1941年四五月间，吴伯箫主持了在大砭沟举行的鲁迅小说朗诵会，并担任延安文抗的第二届常务理事。吴伯箫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延安的各个文学团体，并是“延安文抗”机关刊物《谷雨》《文艺突击》《大众文艺》等的重要撰稿人。 1941年3月，边区文协举行“星期文艺学园”座谈会。吴伯箫作为“星期文艺学园”的讲师，发挥大学时所学英语专业的优势，讲述了《契诃夫的〈套子里的人〉》，受到延安文艺界的好评。1941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周文与吴伯箫分别报告上届理事会与四年来文抗分会的工作，充分肯定该会成绩。 吴伯箫在活跃地参与社团活动的同时，还始终不停地从事翻译活动。在图书资料稀缺的延安战时环境中，吴伯箫从《莫斯科》杂志刊发的新闻中选取有价值的资料，翻译成汉语；他根据艾思奇收藏的英译版海涅诗集，翻译《波罗的海》。在延安的8年时间中，吴伯箫还在《解放日报》《中国文化》等发表了不少翻译作品。他的翻译活动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同时也使他的创作融入了外国文学的基因。 与此同时，吴伯箫并没有放弃散文创作活动。在“文协”工作时期的吴伯箫散文创作，是当时延安自由宽松文化氛围下的产物，最直接的原因是受到“文艺月会”倡导作家“批评”风气的感染和影响。他的思绪重归自我，创作了《客居的心情》《向海洋》《书》《论忘我的境界》等散文，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抑郁和踌躇。这些散文延续了《羽书》的抒情风格，既展示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也流露出徘徊在狭隘个人小天地里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被调到边区政府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5月，吴伯箫以边区教育厅教育科科长的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座谈会上提出了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教书的意见。说明这样做，一来可以深入实际，熟悉当地的生活，搜集陕北无限丰富的民歌；二来可以接触学生和群众，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他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一段无法回避的人生经历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召开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的决议。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自1943年1月30日开始，到5月份结束，历时3个多月，来自国统区的吴伯箫成为这次整学会议的重点。 抗战以前，吴伯箫曾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山东教育厅任职，在济南乡村师范任教期间曾以维持学校秩序为由，不合理地批评过进步学生，在一些左翼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管理者”；当然，他也与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有过交往。吴伯箫在边区教育厅任职期间，依据当时大城市的标准，也对边区教育提出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建议，如主张中等教育正规化，中等学校要有礼堂、课堂、浴室、图书馆等。基于以上一些原因，吴伯箫成为1943年整风审干运动中边区教育厅审查出来的第一个“特务”，以“重大特嫌”的名义被关押起来。当然，在严苛而复杂的战争环境下，国民党特务机关故意制造混乱，加之边区信息严重不对称、情报不准确等因素，应该是造成边区审查机关误判的重要原因。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对吴伯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许多杂文，如《论忘我的境界》《山谷里的桃花》《客居的心情》《思考在天快亮的时候》等进行了批判。 吴伯箫被关押后不久，又很快被放了出来，并且变成了“坦白典型”。在随后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作为坦白报告团的成员，应邀到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延安各单位作巡回坦白报告，一时成为延安的名人。学界对于延安当年的“审干运动”早有充分而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就目前公开出版的研究资料中，我们尚未看到吴伯箫本人后来对这段经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回应式记述，这似乎成为他刻意回避的问题，成为他心里最隐秘的心结与痛楚。 再后来，吴伯箫进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他参观了大生产运动的典型南泥湾以后，于1943年9月写作了《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吴伯箫称：“座谈会后，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写作上走新路。《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是第一步，这一步走得是对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