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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华：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深入北方的小路》并不是写你成长的塔斯马尼亚的书，它写的是二战的故事。哪些书写了你成长的地方？ 理查德·弗兰纳根：除了这本，其他的书比如我的第一部小说《河流领路人之死》，还有《一个巴掌能拍响》《古尔德的钓鱼书》《欲望》等都是关于塔斯马尼亚的。 我想先解释一下我的写作方式或习惯。完成一部作品后，再写下一部新作品时，我总希望突破自己，我不愿意重复自我，但我知道有些作家在一部书或是成功之后，都会走老路子。我觉得作为作家，写的一字一句都是务求传达我们的心声，当然作家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来传达真实的声音，但如果每一本书都写得比较类似，最后原本的真实可能就会变成谎言。所以，如果作家觉得写作轻而易举时，写得往往都未必是真实的。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写《深入北方的小路》这部书。二战时期，我父亲不幸沦为日本战俘，被带到缅甸去修缅泰死亡铁路，我们也就成了“死亡铁路的孩子”。这段死亡铁路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童年生活，我们会听父亲说起以前的故事，我父亲因为这段经历也会有些怪异行为，他最后对物质上的成功没有任何兴趣。我很怕写这本书，写好它太难了。但后来，我内心有个声音越来越强烈，明确知道我必须写这本书，如果我不写的话，我可能写不出别的作品了。我前后总共花了12年，最终写成这本书，我总共写了5个版本，这5个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剧情和写作技巧也不一样。 写作时还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在父亲在世时完成，当时我父亲已非常年迈，留给他和我的时间不多了，这赋予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新动力。 我有念头写这本书是在悉尼。那天天气晴好，我走在悉尼港的一座桥上，可以看到海面上发着光。我想起父母以前说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拉脱维亚人，战后住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上。这个人在二战期间被迫离开家乡，战后发现他的家乡已经夷为平地，妻子也已经死了。这个人一开始不愿意接受妻子死亡的事实，花了两年时间，在东欧不同难民区奔波，试图寻找妻子。最后，他不得不接受妻子死亡的现实，来到澳大利亚，来到我们的小镇上，和一名当地女子结婚。1957年，这个拉脱维亚人来到悉尼，有一天，在人潮拥挤的街头，他看到了他以为已经死去的妻子，妻子左右手各牵着一个孩子。在这个时刻，这个人需要做出一个决定，他到底要不要和他的妻子相认…… 印象中，这是我从小到大听过的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了，在这个故事里，我认识到了爱其实是有条件的，为了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往往得不到回报。 在那天走在悉尼港的大桥上，我设想的故事的主人公也走在这样的大桥上，发现了他失散多年的妻子。当时我想象了这个人物的情况，灵光一现，我迅速跑到桥边最近的一个酒吧，我随身没带纸笔，就问酒保借了一支笔，在垫啤酒的垫子上写下一个草稿，这个草稿后来形成了文字，也出现在小说里。 在漫长的写作中，我有过迷茫，也有这样的灵光一现，直到抓住爱情这个主线，我才真正把故事写下去。在我完成书稿，把它寄给出版商之后，我去看望当时98岁的父亲。父亲问我，书写的怎么样了？在我告诉他书完成之后的当天，我的父亲去世了。 余 华：弗兰纳根在这本书结尾写到，书中写到爱情的笔墨并不多，但是令人难忘。 主要人物埃文斯是一个军医，他有一个妻子叫埃拉，但他真正爱的是他叔叔的妻子艾米。埃文斯在缅甸战俘营里收到的惟一一次来信是妻子埃拉给他寄的一张旧报纸，写他叔叔的酒吧和旅店被火烧了，埃拉骗他说艾米和他叔叔一起死了，所以埃文斯一直以为他深爱的女人已经死了；艾米也被骗以为埃文斯死在战争中了。回到澳大利亚很多年后，埃文斯已经是一个战争英雄和著名医生，接下来就是弗兰纳根所说的悉尼大桥上的情景，写得非常精彩。中年发福的埃文斯看到艾米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走来，他迎上去。这段花了很多笔墨，弗兰纳根处理得很好。他们居然擦肩而过。埃文斯已经完全认出这是艾米，但是他可能以为那两个孩子是她的女儿，但其实那是艾米的侄女，而且艾米已经生病了。 我特别喜欢弗兰纳根用了那么多篇幅、那么多语言去描述和铺垫埃文斯重见艾米时的激动，那种难以自控的情绪，但迎面走过去居然是擦肩而过。这是一个大作家的处理。 理查德·弗兰纳根：小说的写作和新闻写作或者是记实写作很不一样。写作的目的不一样，读的目的也不一样。在读或写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小说只是一些故事，只是作者的一些想法。虽然作家通过小说可以呈现人类社会和生活中一些复杂神秘的部分，但最重要的是，在小说中，我们只会抛出问题，却不会给出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