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就是生命的冲动和奇妙的感觉吗 ? 倘如此，是否就必须走极端，一下子砍断传统的血脉？我们挑出像张承志和莫言这样似乎与上述观念最相吻合的小说家，而他们的作品反倒向我们证明了：思想、理性、主题，这些古老的东西，依然是文学的灵魂，那么，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审视艺术这种神秘的观念呢 ?
    01
    真正的作家 , 都注定了不得安宁。
    在那个红得发紫发黑的迷梦破灭后，渲泄苦痛成为文学的主潮。巨大的能量内耗，使得人们的血凉了下来。而张承志却独树一帜。他嫉恶如仇，又柔情似水。别人诅咒着昨天，他却要一个人走向昨天的草原、昨天的老桥，去寻觅一去不返的青春；别人反思历史，是要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源头，他回首往事，却为了从母亲——人民那儿获得征服命运、创造明天的力量 , 还有人以冷漠和荒诞的目光嘲笑着人世间 , 他却用刀切开自己的血管，使人感受到那永远沸腾着的崇高的热血… …他当然要因此感到孤独。所以，他多次以荷戟的战士这一形象自况。这是思想者的孤独、是热血男儿的孤傲！然而 , 他还是赢得了不少知音。他无疑是被青年评论家和大学生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这一事实意味着，他的孤傲，也是时代心态的一个证明：对人民的忠诚、对历史的珍视、对崇高的追求 , 依然是我们人生信念的坚实支柱。
    当然，正在流逝的每一天都在提醒着我们：“昨天”正一天天变得遥远起来。张承志的悲哀是无法排遣的——“自己无法重新生活 ”！他回到绿夜中的草原，却只 能面对着美被沾污的的无情现实，生活总是残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段无法弥合的距离。古往今来，多少人因此而看淡了人生！而他呢？是的，他也看得很淡——他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不就流露出对于牧人那以淡泊的胸襟去包容痛苦的处世哲学的礼赞之情吗？淡泊，宁静，对于他决不意味着懦弱、无能，而是深沉、坚韧的同义语，是超越了俗念的人生信念。杨三老汉凝望着那一弯宁静的残月，念叨着“人得有个念想”(《残月》)。同样的主题，也迥荡在《黑骏马》 、《九座宫殿》、《废墟》中 , 就连令人激动不已的《北方的河》里 , 不也有这样的句子吗？“ 你应当变得深沉些，像这忍受着旱季干渴的河一样。你应当沉静，含蓄，宽容。”这是那条流淌了千百年的永定河对于人生的意义。真正了解历史、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宇宙的人，都会以此来看待人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百折不挠地去奋斗，在勇敢的探索中忘却苦闷，“和我们的祖国一起，背负着沉重的遗产和包袱前进。”这样的人生信念中，积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忧乐与天下共。张承志的孤傲中充满了深广的忧患，我想，原因只能从他这种富于历史感和民族使命感的精神品格中去找。其实，心中装着历史和民族的人是并不孤独的。张承志笔下的年轻人总是在紧要关头、或在碰壁之后悟得人生的深刻哲理。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民族文化和人生的坚定信念，对于因为割裂了传统而为一种失落感所苦恼的青年人来说，是有启示意义的。
    在莫言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到深沉的忧思。
    评论家们对这颗新星的“朦胧美”、“空灵意境”、“主观色彩”交口称誉。而斯人却似乎对别的什么更感兴趣。他以造坟来命名自己的事业：一座童年的坟，掩埋了儿时的忧悒 ,一座高粱的坟，掩埋了故乡父老们的悲壮历史。这儿也有人生的搏斗、灵魂的渴求、心与心的撞击，但毫无张承志式的奋发昂扬，有的只是悲哀。一切都 似乎毫无意义，又不能不全力以赴地把生命投掷进或许又最有意义的搏斗中去！那高密东北乡的粗犷、豪放之气，竟总是与卑污与可笑的浊气混在一起… …
    这儿或许也有宁静，但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宁静呢？是黑孩、老铁匠、袁五叔、袁六叔那样坚韧地忍受着苦痛到了麻木的地步，或是把莫名的悲哀吞进无可奈何的心底、时刻烧灼着人、到了一定的时刻就以极其怪诞的方式渲泄出来的宁静！黑孩像着了魔式地找寻着透明的红萝卜，“我”委屈而无情地折磨着爱不起来的妻子… … 《民间音乐》中那圣洁的宁静终于抵不过世俗的喧哗与骚动，而《狗道》中曾煊赫一时的土匪司令余占鳌也最终用“乏透了”三个字概括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莫言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苦难中熬过来的。“六月的天气寒风凛冽，腊月的气候酷热难当，颠倒的世界混沌迷茫，不灭的人性畸曲生长。”作家为《高粱酒》写的题解，不妨可以看作他对无力改造的荒诞人生的理论概括。如果说，张承志宁可理解历史的重负，而更多的是从 历史、从大自然中汲取与浊流抗衡、使自己的灵魂升华的力量，那末，莫言则更多地是以清醒的批判意识去观照历史。请看他的宣言：“对土地——乡土——的热爱，绝对不能盲目。爱的第一要素是残酷地批判，否则便会因了理 智的蒙蔽，导致残酷的游戏 。”他批判了落后的农民意识——为骚动的恶欲所扭曲的人性、包办婚姻导演的一幕幕悲剧 (《球状闪电》、《爆炸》)、屈辱地顺从土皇帝的意志、逆来顺受的卑怯人生 (《枯河 》)……然而，他还是无法摆脱深层意识中的民族感情的纠缠——所以，在恨透了红高粱的同时他又爱极了红高粱。所以他要说“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龃龉、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红高粱》)爱与恨水乳交融、难解难分。可他有时又无法超脱——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为先人召魂？为什么他要写下这样的句子：先人们“那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感到种的退化”(同上)？看来，他又并不仅仅是为了批判和嘲弄。这似乎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就有过的感受：“即使在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那红萝卜不就是一个迷人的象征吗？
    作家的心中，翻腾着怎样的复杂情感呵！怀着真诚的心，去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而严酷的现实总在击毁他们的梦想。当他们从生活中只寻得了残缺的美时，他们的灵魂怎能得到安宁！二十世纪是这样的时代，“所有流传给我们的东西看来都好像正在逐渐消失，而且没有任何可信的迹象表明，一种新的结构正在形成。”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竞相倾吐过的忧思。在这样的世界文学大背景中再考察一下张承志、莫言的追求，进而再估计一下“寻根派”的追求，我们对艺术的领悟也许会更深一些。
    02
    对于像张承志和莫言这样的作家，我们当然不能无视他们的艺术追求。张承志的抒情散文格调、象征手法的娴熟运用、以及最适合倾诉深沉情感、像蒙古民歌一样悠长的语句；莫言的朦胧感、神秘色彩、天马行空般的奇想、和浸透了人生哲理的 、粗俗而瑰丽的语言… …但当评论家们将这一切条分缕析以后，我们会发现：文学的魂、那活泼 泼的生命之魂被抽去了。而张承志只是一再讲述着那个忍不住内心冲动掷出羊鞭的放羊小孩的形象，讲他拿起笔来如同“切开了血管”的感受。莫言也反复强调说：“艺术上的东西，总是表层。”那末什么是深层的东西呢？他认定：“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操纵着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那就是作家对人类的思考，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以及在艺术天地里的探索。”这一点已为文学史所证明：思想的艺术家，或曰富于艺术天赋的思想者，都具有这么一个特征：围绕着一个基本的人生观念去写作，那观念，是作家探索人生的一个比较固定的观测点，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也是他全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总主题。文学是人学，是确定无疑的。但关键是有没有独特的发现。巴尔扎克发现了欲望是人与人争斗的元素，托尔斯泰上下求索着自我完善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牢牢抓住“二重人格”不放；契诃夫专写平庸者不会生活的悲剧；卡夫卡一 直思考着异化的症结；鲁迅以“改造国民的魂灵”作为《呐喊》、《傍徨》的主旋律… …大师的人格、情感和思想，常常由此得到引人注目的体现。在对人生的宏观把握 中发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主题，又在对人生的多方面展现中使那思想、那主题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和不断的深化、丰富、发展——做到这一步，谈何容易！也只有达到了这一高度，才可成为富于哲人气质的艺术家。黑格尔在谈及艺术的最高境界时说，“只有在它(艺术——引者)和宗教与哲学处在同一境界，成为认识和表现神圣性、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职责。”英格尔顿在他关于作品分析的著名理论中也将“形而上的性质”看作伟大的艺术作品所必备、而其它作品所没有的一个要素。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作家，应该有哲人的气派。只有哲人的气派才是大气派。
    对此，当代中国不少青年作家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张承志、莫言便是其中的代表。
    张承志发韧之始，便确立了自己的原则：“为人民”。人民的善良和无私、人民的淡泊和坚忍、人民的高风亮节和默默无闻… …交织成他创作的主旋律。就连《青草》、《静时》那样的写知青内心情感波动的作品，也是浸透了一个城里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向淳朴、善良的牧人、乡下人倾吐无尽的忏悔的深情，就连《锁儿罕·失刺》那样的历史题材，也是要在只写大人物功过是非的历史上，补上一个小人物不为人知的历史功勋；而《北方的河》那样的当代大学生的奋斗之歌，不还是在“他”的心中发掘了北方的河赋予“他”的力量之源吗？作家太爱他的人民了，以致于当他的笔触不得不触及到人民心中的创痕时，他也不愿意像医生那样无情地拿起手术刀，而是像一个孝子侍候着卧床的母亲一样，用含着热泪的叹息和劝慰去对那创痕表示应有的理解——《黑骏马》、《绿夜》都是催人泪下的证明。人生充满了苦痛。美也总是残缺的。风俗的魔力、平淡的生活，必然地导演了绵绵不绝的悲剧。而要紧的是，如何在悲剧的打击下坚韧地活下去？如何在悲剧中发现那不会灭绝的人生信念？如何从梦幻的破灭中捕捉“生活中那瞬间的美”？… …热血男儿张承志悟得了人生的真谛。在近二年来发表的小说中，“宁静”成了基本的主题。《废墟》里写着：“草原的本质应该说是宁静才对。”“你也会在那生活中找到宁静和平和，在不觉之间增添些应付万事的本事。”而最主要的是：张承志从他的额吉、白发老奶奶、索米娅、丁二、蒙古老人、杨三老汉身上找到了真实的人生。在这如同草原和黄土高原一样广阔的宁静中，蕴涵着执着的念想，当恶魔要扼杀掉他们的念想时，那在宁静中积抑的火焰也会喷发出来！宁静也好，奋斗也好，都为了一个目标：追求一种纯朴而合理的生活——这一主题中，不是既积淀了作家的人生体验、又富于鲜明的时代感吗？
    如果说，张承志的主题具有纯净的理想主义色调，那末，莫言的主题则有着不同的旋律。这个从小吃够了苦头的农家子弟，有那么多的辛酸要倾吐！在高密东北乡那片神奇而悲哀的土地上，人们挣扎着，忍受着，互相依赖着，彼此折磨着。那么多活泼泼的人生，以那么毫无价值的方式消耗着，就像红高粱一样，朴实坚忍，自然地抽生，自然地成熟，然后被砍倒 , 充实农民的饥肠。张承志笔下的牧民，与大自然在一起，与心中的神灵、念想在一起，贫寒而又知足。莫言笔下的乡民，却都为生存的问题而苦闷，为沸腾的欲望而不安。人们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或吃人或被人吃的惨剧中。“复仇、反复仇、反反复仇，这条无穷循环的残酷规律，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百姓变成了心黑手毒、艺高胆大的土匪。官府制造土匪，贫困制造土匪，通奸情杀制造土匪，土匪制造土匪。”(《高粱殡》)躁动不安的人们“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狗道》)，人们“都遭到委屈，都不仗义，可都忍着，受着，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似乎命 中注定，”好像“ 人在茫茫时空中如同纤尘，来如风去如烟… … ” (《爆炸》)在这些带有宿命论、神秘论和不可知论色彩的人生思考中，有着铅一般沉重的严酷真理。正是这样的思考，使莫言的探索、使他创造的艺术世界具有了非常深沉的哲学意义。
    是的，莫言是相当自觉地在努力使自己的艺术上升到哲学的崇高境界。他四处寻找——“从弗洛伊德到萨特、加缪…… 从川端康成、海明威，到马尔克斯、福克纳，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到西方现代派关于人的存在价值之思索，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时空意识”，还有中国的古典哲学，“其中既有道家的自然无为，也有庄禅的哲学和妙悟。”上下求索的结果，是提炼出自己的艺术观和人生观，而他又总是将人生观、将哲学放在第一位的。在《两座灼热的高炉》这篇重要文章中，莫言总结了他从马尔克斯、福克纳这两位他最敬重的大师那儿学到的真谛，即“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马尔克斯那种“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充满同情地鸟瞰着纷纷攘攘的人类世界”的博大胸怀，福克纳关于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世界密切相连、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的思想及其作品中一贯的“忧愁的无可奈何而又充满希望的主调” ,——这些哲学思想，给了莫言以重新认识历史、评说人生的深刻启迪，他才得以用一束别具一格的强光照亮了高密东北乡鲜为人知的历史，使他的怀旧小说、战争小说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的艺术：爱与恨碰撞在一起，全力以赴的搏斗与全无意义的结局焊接在一块；时而是狂风暴雨，时而又是月明星稀；激情的渲泄必然引出疲倦的空虚，无可奈何的选择转瞬又化作诚心诚意的忏悔 … … 鲜亮的风俗史与灰黯的哲理奇特而自然地结成一体 , 粗糙的人生和真挚的情感荒唐而合理地水乳交融，他是那么地喜欢用荒诞不堪又丰富无比的语言去传达他心中的千百种感受，又是如此地善于用幽默、或者变形的景物描写去冲淡那一幕幕无意义的悲剧唤起的悲哀感情——这一切 , 不都可以从他的哲学观中找到耐人寻思的源泉吗？独特的人生观、深刻的哲学才是指导我们发现新大陆的灯塔。
    一段时期以来，一批在艺术风格上已经臻于成熟、而又不满足于现状、力图登上新的高度的作家，都在哲学这座山前停了下来，整装待发。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批评家也在注意研究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张承志和莫言，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是有其独特的意义的。可以对这两位作家作多方面的比较，而笔者不揣浅陋，力图从思想与哲学的异同比较中发掘一点东西，也是为了证明这么一条文学的定律：艺术的奥秘，埋藏在作品的语言中、结构中，也埋藏在作者感知人生、思索人生、创造人生的心灵中。特殊的心路历程会在冥冥中导向特定的人生理念、人生哲学，而那理念、那哲学、那人生观一旦化为作家的自觉思考，化为他独特的认识人生、把握人生的思想方式，他便一定能打开自己的艺术世界的大门… … 许多大师都是从这儿走向永恒的。不言而喻，伟大的作家也应该是伟大的思想家。
    海明威说得多好：“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反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反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与人类共忧患的良心，为人类寻求超越苦难的哲学——文学的灵魂，艺术的灵魂，是在这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