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到郜元宝的文章，觉得有耿生气，有个人口吻。20多年前在上海见到，才知道是很年轻的人。他汇编海德格尔，研读鲁迅，为值得关注的当代作家写许多文评。近日读他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及《时文琐谈》一书中的文字，记下了其中的“三议”。
    “恶趣味”
    元宝说：“中国文学批评也喜欢‘寻章摘句’，也喜欢‘披文入情’，所谓‘寻枝振叶，沿波讨源’，强调从字里行间悟入，文本分析的传统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直都很自觉。别的不说，古人在语言文字上几乎都有洁癖，像今天许多批评界同行捂着鼻子，对许多语文基本功都没过关的恶劣文本分析来分析去，力图越过语言文字，发掘背后的微言大义，这在古人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恶趣味吧。”（1）
    这里的“恶趣味”三个字用语很重，且说得好。文学评论者想来应该对作品的语言文字极为敏感才是，可是正像他看到的，有一部分文评竟可以“对许多语文基本功都没过关的恶劣文本分析来分析去”，实在是“不可思议”。这种语言上的不挑剔，究其实是道业上的平庸，再言重一点就是品格上的堕落。能够察省至此并谈得透彻需要锐勇，实属难得。这里还须指出的是，这种不挑剔也是向时风强势的一种迁就或依附。因为粗蛮的力量总是人世间最强大的一股力量。在一些人看来，文笔粗劣并不算什么，粗劣本身或许是另一种趣味，是造文明的反，是勇气，是发泄。向谁发泄？向美，向常识，向老旧而恒定的审美原则，也可以说是向弱者。弱者就是那些特别需要借助柔软而坚韧的诗心的安慰和沟通而存活下来的人。他们最经常的感受不过是生活多艰，求告无路，需要文明与规则的日常护佑。这就是文学说到底不过是属于生活中的不得意者，而不是奉给趾高气扬者的原理。强势有两种，一是恶权柄，二是社会流氓，这二者自古至今都是相互借助和利用的，说来本是一家。
    野蛮的文学即是强势的一种，所以自然散布出“恶趣味”：语言拙劣，蛮力傲横，有恃无恐，对文字没有起码的敬畏心。这样的“写作”究竟要通向哪里，在现实中是路径分明的。这差不多等于是文路上的“剪径者”，说白了不过是强取功利或火中取栗：当为文学者根本不爱文学的时候，一定会有某些人出于阴暗的心理去“爱”他们。优秀的作家不会受到类似诱惑，而始终要忠实和守护心中的诗与真，这也是一个作家的道德原则。不急急取悦于任何强势，在漫长而短暂的写作生涯中保持一份恪守。一个为文几十年的写作者如果在文字上突兀地慌促起来，以至于到了杂乱无章目不忍睹的地步，不仅是不足观，而一定在透露出其他信息：急遽地投向势利，这几乎无一例外。
    可惜的是口口声声爱诗如命、研探诗学头悬梁锥刺骨，对显豁如此的糟乱文本却不讲业内情理，只“力图越过语言文字，发掘背后的微言大义”。说到底，这也是对强势的臣服。这样搬弄纸上文墨不象本分规矩人氏所为，他们到底“爱”什么心里知道。因此，就有了上面一句“恶趣味”之斥。
    “道家观”
    元宝说：“（《古船》）对现代民间道教末流基本持批判态度，尤其对道教末流和现代政治媾和生出的怪胎更加厌恶和警惕。”“讲演录（《也说李白与杜甫》）全面肯定道教文化本身。”“这关系到对具有复杂构成和历史演变的道教本身的评判，可以姑置勿论。问题是张炜讲这番话时，对遍布神州大地道教末流的生活形态和精神信仰（当然不一定继续打着道教的招牌）未置一词，似乎完全忘记了《古船》曾经做出的深沉而痛切的反思，不能不令我惊讶莫名。”（2）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我们不究“根柢”当然不行，这里尤其不能闪身而过。道教的气息就其通俗的一面、民间形成的一团来说是相当令人厌恶的，这几乎没有什么异议。由于它的义理非常深奥，于是就给底层社会的大面积误解留下空间和余地。这其中难免混迹大量骗子，脏腻令人掩鼻。就雅文学来说，尝试正面描述道教义理之类是极危险的，差不多等于自毁。但这仍然不是我们一直远离和躲避它的理由。
    对民间乃至网上娱乐文字，更有一些武侠小说中泛滥的道家邪术或类似渲染，说白了不过是中国文化的“根柢之烂”，对此保持警醒心是所有知识人的正态。人对长生、对另一个未知世界的想象和探求是常情，是基本的朴素的欲求，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不同。西方的炼金术士和中国的方士有些相似，他们虽然还算不上后来的“道家”，没有这样的命名，却自有其继承演化的渊源。李白杜甫当年也吃丹丸、求仙人，向往半岛地区的仙山，却不能仅仅看成是愚昧和追求邪术，部分原因是当年的科技水准和认识能力局限了他们。这种局限既耽误了他们现实生存的正事，但也有益处，比如构成了“诗仙”李白重要的精神元素。看到和正视这些缘由，其实会有助于对“道教末流”的厌恶和批判。
    全面否定道教义理是一种义气用事，甚至是虚妄之举。但要将其一一找出现代理性的对证，也是很遥远的事情，可能要期待未来。现在的上层知识界基本上是西方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所以在这个范围内全面拒斥道教并不难，难的倒是怎样回到真正的理性，避免滑向另一种偏颇。仙山与仙人的诱惑在古代是确实存在的，在山东半岛东部尤甚，这是难以回避的事实。不过哪怕是一个稍微清晰的文学写作者，当面对这一切时，洗却脏腻和弃绝末流都应该是最基本的格调，这本来是不在话下的。
    元宝提醒之可贵，在于将重要的原则又一次拎出，让其在鱼龙混杂的网络时代成为话题，这极为必要。也许《独药师》有意无意地呼应了遥远的李白。诗仙是个伟大的人，现代人不能低估他的智慧和洞悉力。他感受到了某种义理的绚丽与精微，所以才会那样投入，其整个求仙学道的行为并不是傻子似的笑柄。就科技的角度而言，任何时代的人都有未知，有盲角，这一点古今皆然。如果说郭沫若先生嘲笑李白学道受箓七天七夜忍饥挨困不休不眠、两手背剪参加仪式太过荒唐，那么这荒唐中不也透出了诗人的单纯与执著可爱吗？有些现当代诗人固然聪明，不过生活中的投机善变连同一串串歪诗，除了荒唐再无一丝可爱。道教风气之难消，仍然是因为“根柢”的缘故，所以“魅力”恒在，无论是底层民间还是上层学术，都将一直存在，所谓“遍布神州大地”。可也正因为如此，其“根柢之烂”散发出的恶臭，就足以逼退一批批英雄好汉。
    “奴隶心”
    元宝说：“在‘现代性’话语面前敢不敢不信邪，不依赖性地使用这三个汉字，实在是考验中国学术批评界自信力的一个标准，也是考验中国学术界批评界有没有起码常识的一个标准。现在确实有一种时髦，好像不围绕‘现代性’打转，就根本没有问题意识，其舍我其谁的声势，令人想起过去不管谈什么，总要把‘历史规律’‘发展必然性’‘主要矛盾’‘意识形态’之类挂在嘴边。”“这可能还不光是文章的难易深浅和美与不美的问题。轻易借用别人的方法、术语，背后实在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奴隶心态，一种压抑自己的经验和创造力的痛苦而别扭的自我否定。”（3）
    一般而言，对一些充斥古怪术语的文章感到难读，常常是大众读者才有的困扰，如果连一个职业文评家也厌烦起来，肯定就不是那样单纯了，而一定会引发出种种深思。不过，能从“轻易借用别人的方法、术语”的现象，看出“背后实在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奴隶心态”者，还不多见。这也许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最深入最辛辣的揭示。
    文学作品也许只有语言这一道门，舍弃它绕过它也就难以入门。但一些皇皇大文显然并不在意语言，可见也无意进入作品本身，只顾作自己的文章，哪怕所谈与作品根本无关。这里最多的就是某种“方法”和“术语”的堆积和套用，其评论对象只是一个口实而已。文中一些古怪的词汇像路面上横亘的石英石一样耀眼而碍脚，磕磕绊绊。它们来自汉语对译，因急就和生造而边界模糊，似是而非。用这样的语汇谈诗论艺基本上是扯淡，说不明白，全靠别人去猜。因为一个民族几千年的积弱积贫，凡物皆以西为贵，文学艺术更要仰视和尾随西方强势话语。这就是“奴隶心态”。
    极左时期的文学批评，立论宏大无比，从“阶级”斗争直论及“哲学”与“主义”，满口道德与社会的大言宣示，唯独没有一点审美感受力。作品的微细处，如语言之妙，内在幽默，可以全然无视，一口气写上万言。而今时代已变，但是文章习气和套路却依旧未改。这样的文章也太好写了，因为只要掌握一个套路即可，如果是洋套路就更好。然而我们知道，文学批评属于论文，却不可以将评论对象当成论文去读，而需要交付心灵的感悟力，能够面对有心率有气息、神经血脉具通的活的生命肌体。鲁迅告诫孩子今后要做点实务谋生，千万不要做个空头文学家，这样的痛楚与厌弃心情每每引起今天的共鸣。事实上，一个人审美力的缺失是难以挽救的，有人很容易想到知识的弥补，尤其想到洋知识。这往往是无济于事的，弄不好还会适得其反。有些“大文章”一眼瞥去学问满满，可就是觉得它不懂文学，不辨青黄，艺术色盲。这仅仅来自一种直感，很可靠的直感。这里可以借用孟子的一句话：说“洋腔”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当然，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学分析方法为他山之石，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视为“奇技淫巧”。问题是这里面也仍然有个“体”“用”之别，要究其实而用其质，而不能化作唬人的面具一了百了。方家说优异的西方文评在本土也大致是朴素易懂的，也贴着作品走，尤其是贴着语言走。能够识别语言，论辨美丑，既有忘情的陶醉又有愤怒的冲决，这是一个文评者进入文本之后起码的心智与情感反应。如果生了势利心，长了滑溜眼，那就只会仰头向西，也就谈不上其他了。
    如上“三论”的感受不一定准确：人固有心曲，所以一定程度上曲解了原意也是可能的。
    注释：
    （1）郜元宝：《“作家论”的转变与重建》，《中华读书报》2017年1月11日。
    （2）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古船〉重读》，《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2期。
    （3）郜元宝：《时文琐谈》，第2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