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印度，东汉时期传入中原。三国东吴立国，支谦为避战乱入吴，广事译经，佛法始在江南传播。东晋时期，佛教文化在江南与玄学碰撞，江南佛教因此而蓬勃发展。钱大昕认为“晋南渡后，释氏始盛”，可见，江南佛教堪称中国佛学的发祥地。南朝和隋唐是江南佛教鼎盛时期，出现了天台宗、南禅、华严宗等重要的佛教宗派。唐代以后，中国佛教渐趋式微，江南佛教虽有局部兴盛，但总体走向衰落。晚清时期，佛教复兴，浙籍太虚法师倡导“人间佛教”，影响波及全国，江南佛学成为影响新学家的思想伏流。从佛教的发展史看，江南佛教地位显赫。那么，江南佛教文化具有哪些特征呢？
    重义理多思辨
    佛教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亦具有地域性。诚如汤用彤所言：“自晋以后，南北佛学风格，确有殊异。”关于南北佛教的不同之处，梁启超认为：“北方佛教多带宗教的色彩，南方宗教多带哲学的色彩。”此语切中肯綮。北方佛教重实践与仪式，不重视佛理，多神秘性，宗教感强。譬如，在北方传教的佛图澄堪称宗教实践家，他建立了庞大教团，虽弟子众多，却没有创立佛教宗派，其佛学的哲学思辨性不突出。江南佛教颇重义理。据晋朝释慧皎的《高僧传·义解》记载，在汉魏时期中国没有“义学僧”，至西晋，才有朱士行、竺叔兰、无罗叉比丘、支孝龙四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义学僧渐渐增多，但主要以南方僧侣为主。南北朝时期义学僧共58人，其中南朝占56人，北朝仅仅占2人。隋唐后，江左居士佛教盛行，宗派林立，佛理研讨蔚然成风。
    南北佛教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是因为北方社会动荡不安，崇武抑文。据《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这种情况下，北方佛教僧侣缺乏重义理的热情。与之相较，南方社会相对太平，财富相对充裕，且帝室大多扶持佛教，翻译佛经、研习佛经风气盛行。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江南玄学的盛行，对江南佛教多哲思特性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汤用彤认为：“南北佛学，风气益形殊异，南方专精义理，北方偏重行业，此其原因，亦在乎叠次玄风之南趋也。”可见，江南玄学是江南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佛教初入中国时，依附于神仙方术传播，对知识分子没有吸引力。为了吸引知识分子，提高佛学品位，江南佛教吸收了魏晋玄学中的哲学思辨性，佛学遂与玄学交汇糅合。彼时，不少高僧精通老庄之学，他们多以玄学来解释佛理。这使得江南佛学步入高雅殿堂，为名士所青睐。在玄学化过程中，玄学的学理和思辨性深刻地影响着江南佛学思想。江南高僧竺道生倡导“顿悟”之说，即与“六家七宗”的玄佛争鸣的影响有关。创立于唐的江南第一禅宗牛头禅倡导“虚空为道本”“无心合道”“无情成佛”等理论，也与江南玄学学理颇有渊源。
    具有诗性审美特征
    相对于中原区域的文化，江南文化注重主体诗性情怀的宣泄，具有柔婉、超越世俗功利束缚的诗性审美特征。江南诗性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对江南人的心理认知和审美追求具有深入影响。这在文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晋书·谢安传》云：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佛教传入江南，为了更好地传播，不得不去慢慢适应江南文化。另外，江南僧侣的译经和传播更会带上江南文化的烙印。因此，受江南诗性文化的影响，江南佛教也有去伦理化的诗性审美特征，主要是崇尚自然，超越功利。
    魏晋时期，江南佛教玄学化，高僧和名士交往频繁，不少僧侣渐渐名士化。支遁在《八关斋诗三首序》中言：“余既乐野室之寂，又有掘约之怀，遂便独往。于是乃挥手送归，有望路之想。静拱虚房，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药，集岩水之娱。”柳宗元也说过：“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支遁追求静谧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推崇佛教教义，以求达到心灵解脱之境界。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道林曾以玄理折服王羲之，所谓“理趣符《老》《庄》”。支道林等高僧的名士风范，呈现了江南佛教的诗性审美特质。
    具有人间化特征
    江南佛教自古以来信徒众多、流播广泛。许多江南佛教名寺建于闹市之中，与世俗生活联系紧密。笔者以为，江南佛教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人间化特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江南“尚鬼好祀”的民俗风尚，使宗教人间化成为可能。江南文化自古有“信巫鬼，重淫祠”的习俗，这无疑为江南佛教在民间流播开创了非常有利的生存环境。其二，竺道生在江南第一个提出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他认为一切有情众生都有成佛的根因。这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精神契合，为江南佛教走向人间化提供了契机。其三，江南禅宗兴盛。中国最早的禅法经典《安般守意经》是在江南流行开的，汉魏期间，安世高等名僧也已经在江南进行禅学活动。此后，天台宗、牛头禅在江南建立，推动了江南禅宗的兴起。慧能开创的南禅多佛教人间化思想。他认为，“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又云：“自性若迷，佛是众生，自性平等，众生是佛。”且其修行方式推崇顿悟，所谓“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心，一悟即至佛地。”这种强调人人可成佛，而且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用顿悟自觉至佛地的修持方式，大大降低了修佛成佛的难度，使得江南佛教从彼岸走向此岸。其四，江南居士禅盛行。梁启超指出：“东晋宋齐梁约二百余年间，北地多高僧，而南地多名居士也。”居士禅使得江南佛学走出神秘，走进人间。
    “出世”与“入世”统一的特征更为突出
    佛教有彼岸和此岸、理想的极乐世界和现实的大千世界之分，主张弃绝此岸、奔赴彼岸，充满出世倾向。然而，佛教“众生一体，慈悲普渡”的思想，使其和芸芸众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也使得佛教徒具有救世思想。而且，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走上了与儒道二教融合的道路，中国儒学的入世精神和道学的出世精神也逐渐浸入其中。
    中国佛教兼具出世与入世精神，而江南佛教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江南佛教是大乘佛教，具有度众的特点。这种特点至近代更为明显。太虚倡导“人间佛教”，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口号，主张对传统佛教进行改革。尤其在“教理革命”方面，太虚主张清除两千年来人们附会在佛教上的鬼神迷信内容，建立重“人”重“生”的“人间佛教”。因此，江南佛教更显入世精神。另一方面，江南多自然胜景，诗意盎然。“在佛教僧众眼中，江南是诗意与禅机交汇之所。”江南的山丘溪壑、村居野炊，构成一种佛教人士的逃禅诱惑，使得江南佛禅具有出世思想。当然，江南禅宗也非一味否定现实避世逃禅，它认为“迷即凡夫，悟即佛”，因为倡导“悟”，江南禅宗亦多入世精神。
    综上，江南佛教思想既有利生济世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又有强调心性、注重现实生活的思想。简言之，江南佛教具有不重实践、重哲思、多诗性审美的特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江南佛学与‘两浙’现代作家研究”（15BZW16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