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在“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柳青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1972年5月，他到北京治病，就住在我家楼下。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朝阳区幸福一村一号楼。他住在四楼342房间。那年，我刚上初一，时常看到他下楼遛弯，不时和我们这些小孩子打招呼。深邃的目光，透过镜片，似乎洞察一切，印象很深。一身地地道道的农民打扮，温和的微笑，让人没有距离感。那时还小，没读过他的小说，只知道他是大作家。大作家就是这副农民的模样，是我对文学的最初理解。后来，我也开始偏爱文学，通过各种渠道借阅小说，应当也读过《创业史》，可惜印象不深，应该没有读懂。但感到亲切，感到温暖，感到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是一定的。高中毕业那年，我主动要求上山下乡，希望也能像柳青那样深入生活，实现我的作家梦，大约与此有关。
    关于柳青的评论，我关注得较晚。严家炎先生的名文《关于梁生宝形象》，是我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的。严先生说：“梁生宝形象的艺术塑造也许可以说是三多三不足： 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的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1]初读的感觉，批评的多，肯定的不够。因为与柳青有过浅浅的接触，对这种评价有点抵触。但这是专家之言，我无从置喙。再后来，又读到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一文。[2]她提出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认为柳青只是“文革”前“十七年文学”那种“共同文体”的一个写作者之一。“在21世纪初，《创业史》已经是一部不适合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阅读，是指专业阅读，即以阐释为目的的阅读。”从当时的学术背景看，这些批评也许不无道理，但从感情来说，依然觉得有些偏颇。我总是固执地认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影响，是否有价值，应持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维度，一是历史维度。有的作品，当时可能很有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上并无价值；有的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却有文学史意义。如果说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时代的传声筒，并无文学史的价值，那么问题来了，学术界围绕着柳青《创业史》召开的各种学术研讨会，还有大量的评论文章，特别是新时期陕西文坛上“三棵大树”的成长，都与柳青的文学史价值的讨论有关，这如何理解？我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于现当代文学渐行渐远。但我意识到，围绕柳青《创业史》的争论，其实涉及很多基本的文学理论问题。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常常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大而化之。只有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加以还原，走近真实的历史，所得结论才有可能切合实际。1943年2月，中央决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实际工作中去，柳青作为头一个被讨论通过鉴定的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分配至米脂县民丰区吕家乡政府做文书。柳青的独特性在于，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角色。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工作者，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深知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学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把翻天覆地的时代风貌表现出来，创作属于自己的史诗。创作《种谷记》，也许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他构思《创业史》时，并没有将革命理想与文学创作作分离式的理解，而是力图将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试图从政治的、现实的、文学的高度去理解人物、塑造人物。1952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真正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断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终于写出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 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柳青最清楚农民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一个批评家，如果脱离农村实际，或者用后来的眼光看问题，就会觉得柳青笔下的农民过于脸谱化、概念化。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存在的，但更多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历史比较隔膜。
    与此相关联，文学研究工作者如何成为作家的知音，处理好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难题。《文心雕龙·知音》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前面说过，围绕《创业史》的争论，已经远远超越小说本身，还涉及创作者、研究者的关系问题。刘纳先生的文章，已经作古的柳青自然无法回答，但刘可风《柳青传》记载柳青对文学评论的看法，可以视为他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系统看法：“第一，向读者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技巧，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受文学评论影响的主要是广大读者，其次是成千成万青年习作者。不受文学评论影响的是已经成熟的作家。对他们不准确的赞扬能引起他们的反感，不准确的批评，不能动摇他们的创作规划，却能做他们加强规划的参考资料。作家成熟与否，看他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者达到大体一致的较高水平。而无论怎样‘权威’的批评家，在生活阅历这方面，不能和作家相比的。所以对不准确的批评能采取评价的、警惕的态度，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之一。第三，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由它本身决定，批评家的影响是暂时的。任何‘权威的批评家’，虚捏作品的成就或抹杀作品的成就，都是暂时的在读者和青年习作者中起影响。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好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他承认文学批评很有用，但是做好文学批评并不容易，要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个方面，都要有较高的水平，才能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有深度，叫作家信服。什么叫有深度？还是得回到人民的立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是广大农民，农民是否喜欢，是否支持，是柳青小说亟待回答的问题。他说：“我研究农民为什么劳苦？我研究他们怎么那么爱儿子和土地？”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艰辛，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劳动的热爱，他们的理想，他们力图为改变生活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这些，都成为之后柳青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而这些，脱离了农村实践的理论家，或者远离那个时代的研究者，未必能够有清醒深刻的体认。柳青坚持认为，文学批评、美学研究，必须结合艺术创作实践才会有说服力，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指导意义。
    建安时期的大文豪曹植《与杨德祖书》，就以知文自居，开展积极的文学批评工作。他说，世上大约只有孔子的《春秋》，弟子不能改动一个字。除此之外，所有的著述，都有修改的空间。他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关键是谁来品评修改，确有一定讲究。“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南威，古代美女。《战国策》载，晋平公得南威，三日不听朝。龙渊，宝剑名。作者这样写，无外乎是想说，只有南威这样的美女才能说得上美艳，只有龙渊这样的宝剑，才能谈得上锋利。还有一句话，作者没有说，即只有像作者这样懂得文章的人，才有资格品评文章。柳青亦有这种自信。他在给女儿刘可风写的一首诗中说：“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作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具创造力的表现者，柳青的文学是温暖的，也是忧伤的，贯穿始终的，是坚强的品格。所以，他的作品，给人力量，让人产生崇高之感。这样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今天，我们在柳青的家乡召开“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强调“新”字，就是因为柳青的创作，常读常新，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我们的文学批评，也应当与文学创作保持密切的知音关系，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1]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2]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