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创训营，结束之后，想多呆几天，联系了当时在北京的国生，看看是否有机会留宿。国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始终记得那一天，我在一家逼仄、坐满了人的星巴克里找到了他，他弓着身子在电脑前忙碌着，打过招呼后，他把一本川端康成的《爱的人们》递过来。
    “你先看看书，第一篇《母亲的初恋》非常好，”他说，“有点像张爱玲的《心经》，但比《心经》高明多了。”
    我走的时候，这本《爱的人们》留给了我，事实证明，《母亲的初恋》确实很好，甚至是全书最好的一篇。日后，这似乎勾勒出了国生在我心目中的某种形象：工作时严谨认真、目标明确，却又时时不忘自己的写作者身份。在此之前，我曾经在他上海的家借住过一次，一起吃过几次饭，其余时间的交流都限于网络，他很少谈论工作和私人生活，大多数时候，往往直接越过这些，以他新写的小说为圆心开始话题——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写作上的勤奋令人惭愧。而工作，从外部的眼光来看，也没有对他形成阻碍，他似乎并没有像大多数刚开始写作的人那样，因为被工作压缩精神上的活动空间而感到痛苦，他与工作之间并不存在紧张的对峙关系，在我自己也开始工作之后，我意识到，与其说那是一种能力，不如说是一种天赋。
    国生写小说的天赋，也早早地显现了出来。他是上海作协举办的一个文学比赛的冠军，在我眼中，他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很多人在初学写作时依靠情绪本能动笔的宣泄式阶段，就算是我第一次读到的他的作品、被他认为是充满了早期写作幼稚痕迹的《镜像》，行文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经过怎样的努力才换来的结果（作为读者自然不需要考虑这些），它都向外界传达出一个信息：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文本自觉的写作者。
    在国生的年纪，这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他比你所能想象的还要小）。这种自觉意味着背后严苛的自我要求，意味着他已经做好长期准备来攀登他在写作中树立的几座高峰，常有的、与之伴生的挫败感与自我怀疑，我几乎没有在国生身上观察到。这大概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过多地向外界表现写作过程中的消极情绪无疑会被视为脆弱，脆弱在文学语境里可能被认为是写作者身上迷人的特质，但在现实生活中显然不是。因此，国生在我眼中的形象变得越发意志坚决，一个在工作和写作中都自律、勤勉、目标清晰的人，一个强有力的人。
    也因此，那段时间，他写作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明晰，初具规模。在《聚会》里，他写了一个少年回到小时候生活、成长的地方参加聚会的故事；在《温室效应》里他写了同性之间的情感和个体与原生家庭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暂时》里，他写了一个女人表面不着痕迹、内心却在同自己暗暗角力的过程；在《天空晴朗》和《失踪》里，他关注了破碎的家庭和本身就是边缘人群同时又在内部被边缘化的老年同志群体——这令人羡慕，在大多数年龄相仿的写作者都还在不断地寻找、尝试、碰壁、且走且停的时候，国生似乎已经找到了他的写作甜区（甜区：体育术语，球拍面的有效击球区），找到了可以持之以恒、不断深耕的题材，独属于他自己的语感也在渐渐形成，一种建立在大量国外小说的阅读之上、和写作者本人审美涤滤之后的语感：干净、优美，靠短句铺陈，长句和复合句则致力于往更深处探询。
    介于工作与写作之间，国生在这条平衡木上扎实地走下去了，还有比他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了吗？像是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已经实现了的理想，有很长一段时间，答案在我心中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我自己也隐约感觉到，一切似乎不可能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平滑，无论是国生的工作还是写作，只是因为我们的话题始终处于安全区域内，所以我几乎无法通过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去反推背后的整个过程。
    在我们的一次聊天中，他提到我的小说，对我说“你不够激烈，这是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一次，但有条缺口似乎在我们之间打开了。在那之后，尽管在我们互相讨论对方的小说时，他仍然是更为尖锐、更为切中肯綮的那一个，但与此同时，有一片接壤地带——一种平缓的过渡逐渐敞开，让我们得以延展到对彼此写作的困惑、焦虑，乃至生活的困惑、焦虑的讨论中。
    《小插曲》和《他没去过北京》就是国生在这些讨论的时间间隔中完成的。《小插曲》的女主角在他的生活中有一个人物原型，他曾向我提起过这个女生被情感所束缚的状态，并想以此为蓝本创作一篇小说，也曾纠结于讲述的方式，最后呈现出来的，是有点类似于早前《暂时》那样的作品：单视点，有一件独立发生的事作为贯穿全篇的骨架，靠细节砖瓦一点点填充起来。当然，还是有显著的不同，《小插曲》里的行动更丰富，心理笔墨更俭省，国生在结尾给女主角安排了一个情感上的顿悟时刻，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国生和我都共同喜爱的门罗，进而想到评论家加兰•霍科伯对门罗小说的一句评价：“和契诃夫的作品一样，门罗的作品中重要的是顿悟性的时刻，那精确、微妙和深具揭示性的细节。”是的，顿悟时刻来自对契诃夫的承袭。
    然而国生对这个顿悟时刻的处理仍然具有他自己的特点，毫无疑问，那些重大的、深刻的、转折性的变化真正发生时，被包藏在生活内部，人通常懵然不知，顿悟时刻往往是在对长久生活事实的潜意识提纯之后出现，也因此，在顿悟时刻出现之前，变化其实已经发生，所以国生才写道：“她从一种持续了很多年的紧迫感中解放出来，变得放松，甚至因为对此没有心理准备，而过分地表达了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这样的剪裁和突显，国生完成了自己去捕捉某种超越生活常规之外的“真相”的努力。
    《他没去过北京》则无疑表露出他更大的野心。它的主线看起来更模糊，是一场兴之所至的旅行，穿插着回忆和路线行进中不同人物之间的互动和对话，绵密的细节一如既往，通读下来之后，你几乎很难发现任何一句揭示主旨的句子，作者退到了一个不为人所察的位置，那种在阅读之后为其总结陈词的意图失效了。但真的是这样吗？小说的开头其实给出了一条秘径：“他这样谈到自己的状态：缺乏价值感和兴趣，注意力无法集中，所有的念头都有虚无、负面的倾向，但这并不导致他难过或者悲伤，通常只是无意识的走神。”
    这句话成为了后头解读男主人公行动的密码，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在那之后的所有行动，包括这一整场旅行，都只是在重复某种无意义，这种无意义，通过作为对照组的周围人物，更为显明，一个呼吸着这个价值重组、理想主义被彻底流放的时代空气而在大环境里失重的人，一种新型的零余者——尽管我不敢肯定这篇小说那种含混的气质能被所有人接受，但我毫无费力地在这当中认出了自己。
    小说这种体裁自然已经不复它出现之初的地位，所能用到的文学技巧到上世纪70年代为止也早已尽数出现，在今天，考验一个写作者的，除了他是否能够坚持，最重要的还是他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存在方式，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这完全出自我个人的偏见，在我看来，今天，一个还在坚持写小说的人，如果感受不到那种无处不在的结构性困境，那种各个领域内权力话语的隐秘运作，或者如果他对其知之甚详、但通过某种迎合、取媚完成了自己对现实的软着陆，那么他终究无法写出像样的作品。小说的意义也许不应该被过分夸大，但在抵制那些潜在力量的层面上，写小说是、并将永远是一种个人的、永无休止的斗争。
    从国生的作品里，我毫不意外他比我更早就知晓了这一点。他让自己社会化的部分为自己锚定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坐标，同时保留了疯速运转的自省机制，更好地观察所见到的，更好地说出来，他将前往的，是下一段积而勃发的日子，我们终将通过各自的方式找到自己的答案，知道身边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在不断地写着，这几乎在同等程度上抚慰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