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讨论或日常交流中，你发现分歧并不是观点本身而是发生在更深一点的地方，即发生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你暗自钦佩他们比你更沉溺于形象思维或神话思维，或许他们读不懂复杂一点的诗歌，但其全部的文学潜能都用在了一种形象化的原始思维中：比你更热爱凝结了某种观念的形象，更热衷于维护某种观念的象征物，质疑观念自身的可论证性，信不过理念的制度形式，却从不怀疑或不愿意怀疑那些观念的物质化身。你暗自感叹：我的民族骨子里太热爱文学形象了，太热衷神话式的世界观了。某个人或某种事物一旦于某个阶段在民族的思维中成为某种观念的象征物，要在社会心理中破解他（它）是如此缓慢费时的过程，以至于都贻误了几代人的生活希望……
    这么说吧，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时刻积累、爆发着各种形式的冲突，它们并不必然是两种根本对立观念的投射，或许时常是观念的肉身化，或观念的形象化与一种没有形象附体的批判性观念本身的冲突。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一丝嘲讽意味，后者或许可以说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观念：最终扬弃了物质形式、偶像形式、身体形象的纯粹理念自身，这种观念甚至也扬弃了原先外化和表征它的宗教图像与艺术形象，在漫长的精神的史前史，或观念史的史前史之后，观念终于认识了它自身。这些开始成熟起来的观念，不再希望自身一劳永逸地而完美地体现在某个肉身生命、某种象征形象或象征物上，而是渴望被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普遍关系中，即将某种具有普遍价值的观念付诸一种制度化的形式构想中。更简洁一点来表达吧：在许多纷争中，人群分化为或许是同一种观念、同一种愿望的两种思想方式或外化方式：一种不相信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只信赖看得见的体现了某种观念的伟大人物或象征物；一种人怀疑那些自称完美体现了人类伟大观念的人或象征主体，更愿意探讨如何将人们认同的观念或理念制度化，即将某些批判性的观念进行有制度环境的、有制约的实践。
    一
    化身与形象属于观念史的史前史阶段，但这是一个充满魔魅的精神生活史阶段，在极其漫长的人类物质生活的暗夜里，某些观念的化身、某种观念的肉身化或形象化就像是不灭的希望在闪烁，以至于人们难免有时把观念的肉身化与形象化视为惟一真实和崇高的精神生活形式，而将失去了这一形象化与肉身化的观念称之为堕落或精神的消失。就最重要的文化史实而言，各部落—民族的神话、宗教及其仪式，都属于观念史的化身形式。在精神生活的原始经验中，人们的心智还没有那样抽象化，没有抽象的观念，也没有将抽象的观念与经验之间进行交互验证的批判性实践，更没有将抽象的观念进行制度化实践的想象力——这是目前文明阶段正在带着巨大困惑所从事的事情——但神话、宗教与仪式是一种高度形象化的想象力，以至于如今已经成为想象力自身的代名词。在精神生活的原始场景中，人们无法想象与命名一种对万物起作用的抽象力量及其观念，即使萌发于某些充满奇异灵感的个别心灵中被意识到了宇宙间某种抽象的力量，也会被一个形象化的事物加以对象化。在各种古老的观念中，“道”或许相对于各种神灵是最为抽象的观念了，但不可见的道依然会附着于“天”这一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形象。尽管观念自身抽象化过程，即构成自我意识的努力并没有停止过，但却一直停滞在观念的形象化阶段或肉身化的巨大魔力之中。人们如此迷恋于观念的神话式叙事中的表达，如此迷醉于观念的形象化的梦幻之中。
    神话是原始经验中的观念的叙事形式。在观念史的最初阶段，神话创造了对观念的叙事。关于生命之源，关于死亡，关于灵魂与另一个世界，或随着社会关系的产生而出现的伦理性的善恶观念，成为神话叙事的基础动机，被神话叙事所构想。如果说人们的观念总是来自于经验与感知，那么一种形象化的叙事性的观念先于确切而清晰的观念也就是理所使然。重要的是，人们的原始观念中的基本观念都是形象化的，神谱就是最初的形象化的观念体系。诸神的谱系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不仅自然可见的引人崇拜的事物如太阳、天空等等有着神的位格，所有的自然现象与自然事物及其背后隐藏着的抽象力量都拥有神的位格，人们原始经验中的许多观念性的存在也获得了神的名称与形象：正义、公平、复仇、胜利、惩罚、奖赏，以及爱与死亡、天堂与地狱，都获得了神名、获得了形象化。神的谱系构成了人们原始经验中最初和最基础的观念谱系。形象化的观念不是被论证的，而是被讲述的。在观念的充分自觉与获得论证形式之前的史前史，个人与社会的各种观念在它的肉身化、形象化中被孕育着，像梦想一般地存在着、衍化着。
    宗教与仪式是神话观念的继承人与转化者。一神教清除了神话的驳杂性，清空了一个杂芜的多神世界，开辟出一个更加观念化的思想场所。在一神教的信仰中，最高的神被剥夺了形象化与肉身化的想象，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拒绝了最高神的可见性，而天主教与基督教提供了替补性的肉身化形象：对基督教而言，耶稣弥补了上帝不可见性的缺憾；天主教则以圣母形象链接了不可见的上帝与人世之间的亲密性关系的图谱。尽管图像、圣象画以及佛教中的造像都曾经遭遇宗教界高级人士的抵制，他们非常“现代”地抵制神、佛观念的可见性，坚持神的观念的崇高抽象性，并抵制对神灵观念的各种形象化与偶像化，但他们为着信仰在低层信众中的传播，还是需要向这一神灵观念的可见性、肉身化形象甚至偶像化做出让步。在漫长的宗教史及其自身的变异中，坚持神的超越性、不可见性的宗教上层人士的立场与不识字的信众对神灵的可见性及其肉身化、图像化的冲突一直延续到当今世界文化中的图文之争。
    宗教实践对观念的肉身化所作出的让步并非止于圣象画的制作，圣餐仪式有着另一种肉身化的理解，这是人们都知道的知识：面包和酒的隐喻，关于血与肉的化身隐喻。肉身化与形象化似乎强化了人与绝对超越事物和神圣之物的联系。神圣的超验之物不仅是可见的，在其隐喻与象征形式中，甚至是可触、可拥有，即可消化、可融为一体的。
    圣徒传及其圣徒传统是神圣观念肉身化的另一种历史。圣徒及其叙事是宗教与道德观念的可见形象。殉道史与圣徒传说是宗教观念肉身化与形象化的历史。无论在宗教层面还是在道德层面，没有圣徒就无法想象神圣，没有圣贤就无法想象道德，圣徒与圣贤不仅是道德的名词还是道德的动词，是道德践行本身的见证。神圣与道德不能与殉道史与圣徒传的叙事传统分离，没有了殉道史与圣徒传的叙事话语，神圣与道德也就没有附丽之物，神圣的历史书写就缺少了最动人肺腑的一章。
    即使避免了对最高神的形象化与肉身化，宗教仪式中仍然创造了形象化与肉身化的另一种方式。穆斯林每天五次聚集、礼拜，每次都包含着对一位圣徒的纪念。什叶派的穆黑润节对就是对侯赛因受难的原始经验的戏剧性再现，对伊玛目受难的模仿，这一受难的再现既发生在纪念性节日的戏剧节目中，也发生在节日的现实中；发生在表演者的舞台上，也发生在观众的普遍模仿行为之中。当信众在癫狂的献身热情中自虐时，似乎受难的伊玛目就是他们自身，毫无疑问，这是另一种圣灵降临自身时刻的宗教剧。化身一次次、每年一次节日般降临到他们身上，肉身化是如此残酷，如此崇高。肉身化是受难的实践：在宗教中也在道德实践中。或许我们来不及讲述世俗世界进行道德实践的殉道史。在宗教史、革命史或反叛史中，为之殉道或牺牲的人们构成了宗教史或反叛史的光辉，他们使某种观念——宗教观念、道德观念或革命观念——变得激烈、灿烂，一瞬间普照了沉沦的世间。
    二
    神话、宗教与仪式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纯粹的话语领域，或仅仅属于神话与宗教问题，在整个古代世界，肉身化与形象化向着政治神学的功能领域扩展，构成了部落、部落联盟与国家最初的神圣符号及其象征表述。国王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肉身，他是国家的象征与神圣载体，他是上天、神意的化身，就像宗教先知是神灵的人间代理人一样，国王是神对世界的支配权在人类社会的代理人，国王置身于人神之间，天人之际。国王的世系总是被追溯到神的谱系，通常伴随着神话叙事及其宗教—神话—政治仪式。在现代社会之前，权力的神话叙事及其祭祀仪式构成了权力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对上天和最高神的祭祀成为权力的演出与证明，是权力不能被僭越的证据。
    革命将国王送上断头台意味着人们不再迷恋国家的肉体象征物，不再迷恋道德与权力合法性的肉身化形象，即使这些形象与肉身出于威严而佩戴着神灵的各种面具。革命的断头台证明这个肉身的脆弱性与面孔的纯粹世俗性。关于国王的腐化、腐败的社会历史叙事是对这一肉身化的彻底埋葬。人们由此开始了一种现代国家与权力新的构想。国家观念可以独立于任何一个完美的象征物而存在。公平、正义等律法观念不再需要一个想象的神圣化身加以体现与实施，观念可以通过制度与机制的设置起作用。观念不需要神圣肉身化形象而需要反思性的制度化形式。观念不需要通过一个神圣化的人物进行社会控制，而是通过反思性的制度形式进行有效的社会调节。
    然而政治神学的肉身化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在革命消灭或颠覆了国家的化身之后，以群众的名义（新神灵的转喻）对群众实施国王般的独裁统治与威权统治总是能够得逞，现代历史反复无常地上演着革命与君主复辟的政治戏剧。深深植根于民众心中的观念化身传统、神话意识的剩余物总是一再地为人格化政治提供魔法般的力量，为一种现代政治神学提供舞台。
    在宗教中的去形象化、去肉身化、去偶像化发生之后，是政治的去形象化与去肉身化，这是对现代社会里一种特殊的宗教，即政治神学的废黜。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他们心中的观念所要外化的路径，不是通过原始的神灵、国王这一肉身形象，而是其制度与机制的构想。
    这是一个最早在文字记载的权威性中神话就从口传消失的民族，然而一切叙事都是神话的碎片，神话在世俗的叙事中更神秘地复归；一个没有一神教信仰的民族，然而一切事物都是神灵；一个没有超验性宗教的民族，然而政治变成了宗教，而且信奉其至高无上的神灵般的政治化身。他是真理，他是道路。他是一切黑暗与邪恶的敌人。他拥有对人类一切历史、一切事物、一切人的最后的审判权。他是救主，他是施恩者，他是佛，他是弥赛亚，他是弥勒佛，他是太白金星，他是太阳神，他是真理之神，他是末世审判之神……一个神话消失的民族、一个宗教缺失的民族，把多少神话与宗教的想象投射于这一政治主神？
    围绕着这个政治神灵，一个民族有了作为终极真理证据的经文。政治主神的话就是真理，它能够反驳任何经验证据，使之瞬间沦为虚假与非本质的东西；政治神学与宗教化的政治还有它的早祷与晚祷、忏悔仪式与圣餐仪式，有各种朝圣之旅，还有信徒们血的献祭与牺牲。围绕着这一政治神灵的造像与叙事、演剧、圣歌、感恩节，尤其是政治大典仪式无比繁盛起来，几乎成为一个时期唯一的、疑似于宗教艺术的政治艺术。在一个政治造神运动鼎盛时期，观念史上早已消失的神话、未曾确立的一神教、疑似原教旨的宗教都在这一政治神话、政治神学及其政治主神的形象中复苏了。这个民族就在这个伟大的化身中、在关于他的各种政治艺术形象中做着神学与神话学、年代学被措置之后的宗教之梦。一个民族在数度革命之后，在一个围绕着政治神灵的形象化之中复归于政治神学观念的史前史，进入了包含着正义、公平、复仇观念的史前史。他们不愿意面对也没有能力面对将一个民族的理念以批判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形式塑造出来，这一民族把全部的观念的幻想之实现托付给这一政治主神……在西方，那些对世俗化世界及其自由的制度形式怀着失落心情的人们，也加入了新的偶像崇拜。从萨特到福柯，从对斯大林的狂热到对霍梅尼的崇拜，以及对这些主神的各种小型替身如格瓦拉、拉美游击队和解放军的马科斯副司令的一阵阵迷信，行行复行行地向着莫斯科、古巴的现代朝圣之旅。在启蒙与理性化之后，隔岸的西方哲人有多少次陷入一种观念的昏迷与理性的不智：因为这些花样翻新的政治艺术对古老的宗教艺术的模仿而癫狂？并进入和无限迷恋起他们观念史的史前史阶段。
    一个民族在进入他们迟疑不决的现代社会之前，终于再次补上了他们感觉一直欠缺的一课，一种全民宗教与社会神话的忠实信徒。在他们开始发展自身的批判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前，他们在观念的前史美梦之中狂暴地沉醉了片刻。对于不成熟不强健的民族心智来说，非神话化、非神秘化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而且，当他们并没有从这种非神话化中获取真实的物质利益时，这样的非神秘化与世俗化又是多么可恶！由此似乎，帝国的亡灵们向脆弱而不完善的理性化与合理化复了仇，向心智尚未成熟的人们过早地摆脱诸神的幼稚行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政治神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心理渊薮，也有现实利益的考量，一些知识阶层与特权阶层的人们，出于对民众利益的觉醒所带来的世界世俗化的厌恶，出于对民众权利意识急剧增长分一杯羹的恐惧，或许还出于对民众的低级文化趣味蔓延的担忧，一些先知先觉的浪漫主义诗人与哲学家顽固地保持着这一肉身化的政治神学想象。诺瓦里斯的《国王和王后》再次赋予这一在革命中失去了权力合法性的人物以本质性的道德形象与权力合法性。这种向后看的浪漫主义竭力希望通过完美的道德象征拯救出被革命判了死刑的国王形象。针对这一政治神学传统的衰落，同时也针对现代民主政治中特有的世俗化，对日益普及的技术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厌恶，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表现了特有的观念史的混乱。对道德化身的虚假渴望与崇拜，对神学政治的热情，从未彻底从现代政治观念中消失，有时出于保守主义，有时显现为极端主义，犹太教的先知政治、纳粹的“元首政治”的形而上学与法学思想似乎依然等待着它的死灰复燃的时机。
    三
    在神话、宗教与仪式等观念的形象化与肉身化被祛魅之后，在政治神学的肉身化象征被普遍废黜之后，在现代社会，艺术与文学是观念史的形象化阶段的惟一合法形式。人们对原始经验形象化的迷恋在文学与艺术中保持着其无害性，惟其在文学艺术中，人们心灵中对形象化与肉身化的渴望保持着无罪状态。在美学领域或作为一种审美现象，肉身化与形象化依然置身于它的梦幻之中。美的瞬间化身、美的形象依然孕育着似乎继续属于未知的观念与未来的观念。
    文学性的形象化与肉身化叙事也依旧保持着更新观念的活力。诗的语言依然在把语言这一罕见的能量在一种感性的直接性中重新激活，将语言从纯粹的概念抽象性中拯救出来，把语言从单义与单一逻辑中拯救出来，将语言带向它发生性的时刻，将语言重新置于它的临时性的状态、临界状态与新的语义发生状态。诗对语言的最大贡献在于将语言从概念的统治、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将语言置于感知性与想象力的应激状态，置于被过剩的感性、过剩的感知所激发的无名、未曾命名，即观念尚未诞生的时刻。诗与文学所激发的，并非一种纯粹的感性形象，而是一种感知力的直接性，这一感性直接性与观念的直接性并行不悖。在这一直接性的感知所唤醒的意识中，一般概念只是标记了遗忘。概念即遗忘。概念是事物或经验的一个虚假的名字。没有“观”的“观念”即遗忘。
    自观念史的史前史在宗教与政治领域终结的时刻起，文学与艺术成为观念史的肉身化与形象化的惟一合法继承人。诗歌史继续沉浸在它的形象之梦，美依然沉浸于感性之梦，爱依然钟情于肉身化之梦。因为，它们都是制度化之外的真实存在。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形式能够保持它的纯洁性，只有形象化与肉身化自身的形式。诗、美、爱，这些陈旧的词，是无法进入任何一种现代体制的脆弱精灵；爱、美、诗歌，这些陈旧的事物，这些伴随着神话时代与古老的神灵化身时代的精神遗产，每一肉身存在，每一个活的形象，依旧是她的合法继承人。在肉身化、形象化于宗教、政治领域被废黜之后，获得了一支纯粹的颂歌。
    当人们带着这一来自文学艺术经验领域的肉身化想象与形象化冲动进入政治、经济领域时，无声的僭越就发生了。虽然人们以各种知识门类对话语进行了区分，但并没有一条界线清晰地标志出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不同场域，尤其在思想形式的僭越时刻，人们对权力的形象化与道德肉身化的渴望从文学经验、美学经验滑向政治道德与政治经济领域时常常是无知无觉的，正如在形象之梦的掩护下将美学与政治不幸地短路链接，在闪爆出火光的时刻也爆发了灾难。在二十世纪，浪漫主义的继承人在面对政治审美化、政治艺术化、政治演剧化的时刻是多么缺乏形象化与肉身化的免疫力，以至于不止一个深刻的诗人或哲人，将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政治艺术化视为希望与拯救。
    观念制度化的实践总是那样延迟、变形、不彻底，就像实践理性总是与纯粹理性相脱节。观念的制度实践总是没有诉诸一个先知人物那样有力量，那样立竿见影。卡里斯玛式的人物总是被人们在对制度实践与制度设置失望的时刻再度神话般地缅怀。即使那些从事观念史研究，或观念史考古的哲学家亦是如此。思想方式的脱魅，不是道德的脱敏而是本能反应的脱敏是观念史一门漫长的课程。或许，说迷恋观念的肉身化、迷恋道德与权威的化身的社会心理已经成为观念史的史前史，有点乐观了。
    形象化与肉身化已经变成了我们伦理情感的潜意识，政治神学变成了理性政治压抑下的非理性本能，这些被压抑的潜意识与非理性本能并没有消失，公众情感在普遍危机事件中升温的时刻会再次喷薄而出，留下光辉灿烂、夺人耳目的伟大印象。只要形象化与肉身化在文学艺术中保留着自身的合法性与美学上不朽的魅力，就存在着向肉身化的政治功能转化的时刻。或许不需要幻想人类彻底消除对观念的肉身化与形象化的再现式的想象，而在于使观念的制度化构想与政治道德的形象化之间构成一种更深刻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