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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葛锐 著 李晶 译 本文意在为《红楼梦》的英译史提供一个简要的梳理，着重于十九世纪的一些译者和译事，对于英文世界中“红学”的发展也会略有提及。我的中心观点是：虽然在很长的时间里，西方读者对于这部小说都兴趣不大，但十九世纪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小群体：专注于中国文化的英文译者和学者，譬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罗伯聃（R. Thom， 1807-1846），包腊（Edward Bowra， 1841-1874），乔利（Henry Bencraft Joly， 1857-1898），梅辉立（William Mayers， 1839-1878），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这个小群体人数不多（不过比一般想象中还是要多一些），影响不大，常为人忽略或受人揶揄；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在承担着传教士、外交官、政府官员等繁重的本职工作之外，敏锐地及早发现了《红楼梦》，领会到了此书的文化价值和教育意义，并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此书而付出过辛勤的劳动。 我们先来讲个故事。1823年12月5日，广州，著名的清教传教士，翻译家，字典编纂学家、教育家、汉学家马礼逊（现已被认定为英国最早的专业汉学家）登上一艘小船，次日即转乘滑铁卢号，开始三个半月的航程，途经好望角和圣海伦娜岛，返回英国。马礼逊1807年抵达广州，已在中国生活了16年，工作紧张，事务繁冗。他笃信一点：劝服中国人信奉基督教的关键在于掌握中国的语言。因此，他在华期间，撰写、出版了一部中文语法（1815）；编纂了一部六卷本的中英字典，该字典直至20世纪初，都是同类书籍中不可超越的；编译了一部中国通俗文学作品集《中国时光》（Horae Sincae， Chinese Hours， 1812）；甚至还（同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82］合作）将《圣经》译成了中文（1823），成书达23卷。 马礼逊此行带回家乡的是一笔丰富的宝藏：万卷中文图书，价值两千英镑。这些书由他仔细搜求而来，花费了他在华多年所有的积蓄。（马礼逊是首位系统收藏中文图书的西方人士。）这些书涉及范围广泛，包括：中国历史、音乐、地理、数学、天文、绘画、书法、文学、医药，甚至还有关于中国象棋和围棋的书籍。此外，也有一些中国科举考试的时文集，还有儒家经典著作，百科全书，以及数不胜数的中国文学和文艺批评作品集。 马礼逊有个小笔记本，将近400页的手书，是他这批大型藏书的目录。书目共有1，114条。由于马礼逊也收藏一些书籍的不同版本，因此将复本考虑在内，应该是有900种不同的图书。他打算将这批书籍免费捐赠给英国某所大学的图书馆，为教育之用。不幸的是，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他找不到任何学校来接收这些书。牛津、剑桥都已拒绝了他。1824年，马礼逊于终于回到英国的时候，这批书籍被扣留在海关，因为他需要为之交一笔重税，尽管他携书归国的意图在于捐赠。好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朋友出面干预，到了六月，这些书终于发还给他。马礼逊为了替这些书寻找归宿而不断与人磋商，期间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抑郁地写到：“如果我们任何一所国立院校对中文略有兴趣，愿意拥有这批藏书，我都可以完成这项交接；可目前所有院校都认为这些书毫无用处，如果硬塞给它们的话，我看不出有什么益处。”[1]最后，经过财政大臣等一些较有权力的朋友的不懈努力，马礼逊终于为藏书找到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伦敦公理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一间屋子。（那个时候，欧洲各家图书馆的中文书籍也极少，而且世所公认学习中文的唯一途径是到中国生活。） 马礼逊的1，114种藏书中，有七种与《红楼梦》相关： 1. 1811年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以程高本为底本。 2. 1818年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也是以程高本为底本。 3. 1796年出版的《后红楼梦》，作者逍遥子，两卷本，共30回，《红楼梦》续书的一种。 4. 1805年出版的《红楼复梦》，作者陈少海，作于1799年，四卷本，共100回，《红楼梦》续书的一种。 5. 1805年出版的《续红楼梦》，作者海圃主人，两卷本，共40回，《红楼梦》续书的一种。 6. 四卷本《红楼梦》，无出版时间。（此书后来散失。） 7. 1815年出版的《红楼梦散套》，一卷本，是从小说原著改编的戏曲脚本，共16出。[2] 《红楼梦》以实体书的形式介绍到西方，这并非第一次。1817年，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英国汉学的奠基者，首位能够以中文阅读、言谈、撰文的英美人士，也是首位将中国文献（《大清律例》）直接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译者——将74册中文图书带至英国，后于1853年捐赠伦敦的英皇书院（King’s College， London）。其中就有《红楼梦》，20卷本，不过无出版时间。马礼逊的藏书只是当时同类收藏中最包罗万象的。这个故事应该能令您具体地认识到中国研究当时在西方的地位；也足以为征，预示着早期的《红楼梦》英译者在其祖国面临的困境。 此处必须告诫一点：我要谈及的是《红楼梦》的英国译者、研究者的工作。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学的研究整体上比较冷淡，但法国的情形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8世纪巴黎耶稣会（Paris Jesuits）开始，法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就一脉不断。（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耶稣会的传教士，譬如著名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一直将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科技文献译成中文，而中国的官员、学者读到了这些文献。）[3] 同时也请注意：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除了法国之外，欧洲其它所有国家几乎都与英国的情形相同。[4] 马礼逊藏书的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不过悲哀的是，这个结局来得太晚。此前三年，马礼逊已经英年早逝。1837年，斯当东爵士劝说伦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聘任一位中文教授，为期五年，以此获得这批图书的捐赠。这批图书至今安然收存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部分存于牛津大学的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美国文学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曾经说过：“翻译意味着许多东西，其中包括流通、运输、传播、阐释，（更好地）令人理解。”[5]翻译过程的这一物理层面——文本的物理运动，它们的流通，在研究者的祖国为它们建立一个“住处”，以便更多人能够接触、研究、分析——这在一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是重要因素。但这一因素在翻译研究中常常为人忽视。马礼逊藏书的终极价值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有位学者这样写道：该藏书“对于中国研究在英国的发展裨益良多，甚至比英国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成立的意义更大。……幸得这批中文图书的遗赠，斯当东爵士才得以将英国的中国研究提升到一种专业水平。” [6] 一部文学名著的翻译史即是两种文化的一部对话史，也是它们互相理解过程中复杂情形的一帧细致的留影。正如一位翻译大家指出的：“哪怕仅仅是一页译作，也能从中读出许多信息，其中保存的是两种文化在历史瞬间的一种对话。” [7]细读《红楼梦》的英译本，细究其英译在西方的接受与流播途径，我们可以具体地观察到西方人对中国不断变易的（以及有些从未改变的）观感。 且让我们细说从头：前面提到过马礼逊撰写、翻译的诸多图书；在此之外，1816年，也即《红楼梦》刻本问世24年之后，他出版了一部中文课本，名为《中文对话与单句：附中文作品英译杂辑，为中文学生启蒙之用》（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 Collec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Designed as an Initiatory Work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of Chinese）。该课本里选译了一段贾宝玉和袭人的对话，出自《红楼梦》第31回；但还有更令人惊奇的。 1997年，香港一位年轻的博士生Amy Ko，在准备关于马礼逊的博士论文期间，在马礼逊的一封信中发现了一段14页的翻译，是对《红楼梦》第四回的节译，内容是贾雨村和门子关于英莲被拐一事的议论。[8]此事令人惊异之处在于：这项翻译发生于1812年——距离中国国内《红楼梦》的首次出版仅仅20年。 下文是马礼逊该译文起首处的一点摘录： “Yu-tsun [Yucun] having received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of Ying-tien-foo [Yingtianfu] repaired to his situation. On his arrival, there was a case of murder immediately brought before him. It arose from two families contending about the purchase of a female slave. Neither would yield, till at last they fought and one of the parties was killed. Yu-tsun detained the prosecutor and brought him forward to be examined. The Prosecutor said, “The person who was killed was your Petitioner’s Master. He had purchased a slave girl without knowing that she was kidnapped by a kidnapper who brought her to be sold. The kidnapper having received the money, my master said, the third day from hence is a lucky day – on day I’ll receive her in my house. In the mean time, the kidnapper sold her privately to the family See [Xue]. When we knew this we went to take the seller of the slave girl and also to obtain her. This See family were [was] the tyrants of Kingling [Jingling] district. They presumed on their wealth and were confident of their power and influence. [9] ［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拘原告之人来审。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 也是前不久才刚刚确定，英国汉学家德庇时对《红楼梦》第三回里王熙凤和贾宝玉出场的部分情节的翻译，是由英国政治家、探险家、《中国游记》（Travels in China ， 1806）一书的作者约翰•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 1764-1848）于181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上的。[10]为了让您对德庇时的风格有所领略，下面摘录一点他对王熙凤衣饰的译文： “On her head her knot of hair was adorned with gold and silk and eight precious stones pendent. It was fashioned with a pin of pearls dropping from five little eagles. An ornament of virgin gold, enlivened with insects, embraced her neck. Around her waist was an upper dress of deep-colored silk, on which were embroidered an hundred golden butterflies, fluttering among flowers. Over this was a narrow garment made of the skins of stone-blue mice, and silk of five different colours. Below all, was a petticoat of foreign crape of a green colour, sprinkled with flowers.” [11] ［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这两段中文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红楼梦》，1996年12月北京第2版。英译与中文不完全对应，也存在几处错译。因系资料，故存其原貌。——本文译者注） 德庇时后来还发表了《红楼梦》第三回中一首诗的英译，那是在1830年。 考虑到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隔膜情形，这些令人震惊的早期翻译格外引人注目。十八世纪中叶之前，由于在中国居住的传教士广泛传播的书籍与公开发表的信札积极地描述了中国的各种机构，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潜力，西方与中国曾有过一段蜜月时期。当其时，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制度在西方引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潮，一些著名哲学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以及诸多的英国著名作家，都参与其中。[12]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充满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文化博大精深，普遍信奉道德观念——如同儒家典籍中展示的那样——并深深为之打动。另外，许多启蒙主义思想家都在畅想创造一种世界性的语言，中文将在其中产生何等影响，并且相信中国能够作为西方的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这段蜜月已然结束。 1800年前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已经大为转变。马嘎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1793年出使中国未获成功，后来与乾隆皇帝的会见又不大光彩，都有力地强化了许多欧洲国家日渐增长的一种观念：中国的腐败落后已不可救药。同时，对于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方面，他们也存在一种日益强烈的怀疑，并且公开地大加批评，譬如：严重缺乏个人自由，缺乏任何关于发展进步的观念，各种所谓的教育理念也极为陈腐。此类批评家中，最显著的代表是一些颇具影响的哲学家：黑格尔、亚当•斯密，以及马克斯和恩格斯。他们强烈认为，中国不过是一个退步的、停滞不前的国家，贫困程度令人震惊，并且在政治上傲慢得不合情理，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也过于专断。 如此一来，到19世纪早期，旧时“雄伟强大的中华帝国”形象，迅速为另一种形象所取代：奇异莫测，极具东方特色，一成不变，信念僵化，墨守成规，再也难以吸引知识界的严肃关注。简言之，西方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老旧国家，日暮途穷。此外，欧洲帝国主义的上升、西方科技的发展、西方国家的崛起，这些对比因素对那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也颇有影响。[13] 大体而言，《红楼梦》的英译史和英国“红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关于这部小说的工作（中国研究的其他领域亦如是）由清教传教士开创并主要负责完成，比如马礼逊和颇具争议性的郭士力（Karl Gutzlaff， 1803-1851），德庇时也有所贡献。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世纪末，这一领域由各式各样的英国海关和领事官员主导。[14]大致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一群中国通、在华传教士、中国题材的流行书作者，还有少数学术界人士，开始对《红楼梦》进行批评性质的讨论，并选译了部分内容。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一些学者撰写的关于这部小说的重要书籍。这最后一波（最后出现雪崩式的成果）很大程度上与汉学领域的专业化相关。也即是说，这一领域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主要由专业学者的著述构成，许多情况下，受众也是其他的汉学家。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是《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的开放及国民随之而来的对于西方的强烈兴趣都激发了这一研究的活力，霍克思（David Hawkes）与闵福德（John Minford）、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的完成，也对此颇具助力。[15]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两个时期的状况，也即19世纪《红楼梦》的英国译者与评论者。这些人士在《红楼梦》翻译史的研究中常常为人忽视，或评价过低；不过现在终于开始迎来一些应有的尊重。这些人士饶有才华，虽然多属业余，但他们拥有天赋的语言能力，勤奋好学，也肯下苦功。更重要的是，他们迅速意识到《红楼梦》一书在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重要性，并且努力通过翻译、演讲、写作等途径，让更多人注意到这部作品的价值。哪怕只为这一点，考虑到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他们都值得赞赏。这些人都生活在现实当中，肩负严肃而繁重的本职工作，有的是传教士，有的是外交人士，还有的是政府官员。这些人既无充足的参考研究资料，也无丰富的书籍可用，更没有卓有建树的学者相助，就这样独立完成了许多工作。简言之，当今译者与研究者赖以参考的一切基础研究，他们都是不可能拥有的。[16] 他们发表文章、出版著作，都由在华的英文出版机构完成——比如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出版社（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宁波的美华书馆（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香港的必发图书公司（Kelly & Walsh）；还有一些英文杂志，比如《中国杂志》（China Magazine）、《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因为这些作品在西方没有市场。由于他们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兴趣，在他们生活的通商口岸——比如澳门、天津、宁波、广州、汉口等地——的西方人士的小群体里，其他人对他们还颇有疑虑。[17] 他们的文字因而经常带一点自辩的味道。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由于经常劳累过度，生活环境又不够健康，因而无一例外都为病痛所苦，去世时都很年轻。《红楼梦》的英国译者有四五位都英年早逝，走得很突然。英国驻华领事罗伯聃，撰写过中文教材《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 1846），其中包括《红楼梦》一些片段的节译。他在上海去世，年仅39岁，身后留下一位中国太太和两个孩子。英国海关官员包腊，曾于1868、1869年发表了《红楼梦》前八回的精彩译文，回英国休假时去世，年仅32岁。另一位驻华领事乔利，出版过一部两卷本的《红楼梦》节译，内容来自原著前56回；他是打算完成全译本的，可惜41岁就在韩国去世。还有马礼逊，在澳门猝然去世（并葬在当地），时年也仅52岁。只有德庇时是高寿，1890年去世，享年95岁。[18] 归根结底，翻译是一项孤独而紧张的艰苦劳动。对《红楼梦》的那些早期译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没什么复杂的翻译理论，像马礼逊、罗伯聃这样的个人，不过是致力于逐字逐句的译文而已。[19]至于乔利等译者，他们很大程度上抱有维多利亚时期译者普遍认同的观念，那就是他们需要“超越时空的距离，传达出原文的韵味。” [20] 所有这些早期中文英译的译者，翻译《红楼梦》各有其因。就马礼逊、罗伯聃、乔利而言，他们希望能帮助西方人（主要是在华人士：传教士、外交官、领事馆人员、商人等）学习中文。这也是马礼逊和罗伯聃把《红楼梦》一些章节收入他们所编中文课本的原因。事实上，马礼逊在《中文会话及凡例》中写过一段对话，明确提到：《红楼梦》对于中文学习者是一部极其有用的语言学习用书。[21]乔利在其《红楼梦》节译本的序言里写道，希望能为“当前及未来的中文学习者助一臂之力。”[22]德庇时曾写道，自己1813年18岁时首次来华，为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工厂工作，学习中文的第一步就是“全文抄写了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然后又抄写了整部《中文会话及凡例》。” [23] 此外，西方人学习中文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通常都会阅读《红楼梦》来进一步提高中文能力。著名的英国海关官员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在1855年的日记中提到，阅读这部小说是纯为语言学习的目的。[24]对马礼逊来说，还有另一个附加的教育目的。他1812年的译文中附有一封信，其中写道，自己决定翻译第四回，因为这一回的内容提供了一幅“中国社会状况的令人悲叹的现实图景。社会压迫几乎不受任何制约。一切都可以花钱买到——甚至任何犯罪行为都能不受惩罚，只要肇事者有钱、有心花钱摆平。” [25]包腊翻译《红楼梦》的动机与其他译者不太相同。他的传记作者查尔斯•德瑞支（Charles Drage）已指出，包腊当时在宁波的中国海关作头等职员，生活沉闷乏味，包腊“精力旺盛过逾，无处发泄，转而治学。另外，他在广州时，曾经师从著名汉学家梅辉立，也确实对梅氏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辞汇》（Chinese Reader’s Manual）小有贡献。于是，他后来投身于自己的著述，翻译了浪漫小说《红楼梦》的部分内容。” [26] 德庇时与其他所有这些译者都有所不同，因为他养生有年，获得了中国研究学者的声名，出版了数种广为接受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最著名的是1836年的两卷本作品《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子民概述》［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还有一本澳门、广州常用中文词汇集。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翻译过中国的戏曲、格言和诗歌；[27]对中国小说评价尤高（因此他在1822年出版的一部书中还翻译了几种小说）。[28]1836年，他这样写道：“中国的许多小说与传奇都作于15世纪，还有一些更早；与欧洲同期的作品相比，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社会写实方面，都更胜一筹。”[29] 除了这些研究之外，德庇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英中外交，担任过广州的英国驻华商务副总监（1834），协助总监律劳卑勋爵（Lord Napier）工作，后来成为第二任香港总督（1844）。1871年，他为牛津大学捐款成立了一项中国研究的奖学金。[30] 最后，这些各具特色的研究者最堪称道的是，尽管受制于不胜枚举的障碍与困难，他们毕竟各有所成。《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英译者闵福德曾就这部小说的英译史写过一些文章，对这些早期的学者、译者作出过动人的描述：他们的命运并不幸福。许多人殚精竭虑，致力于学习中文、完成各种唐吉诃德式的文史计划，结局不过是英年早逝，埋骨他乡，身后仅存一些未完成的零简残章。时至今日，他们已大半为人遗忘。然而，仍有可能发掘到——常常是从沿海城市的一些鲜为人知的陈年旧刊里——一些令人感伤的证据。从中可见他们的成就，他们努力去阐释、理解中国文明时的种种内在困难。中国文明恢宏璀璨，但却高深莫测。他们身处其中，难以抵挡这种诱惑。尽管他们同时代的人士普遍认为，学习中文、立志成为汉学家，无异于踏上一条不归路。[31] 19世纪的相关人士里，还有一位是我要提及的。他在英语世界的《红楼梦》研究中非常重要，但过去往往被忽视，或是被低估。而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唯一的一个“成功”之例：翟理斯。今天有人记起他的名字，大多是因为他与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合作制定出一套中文罗马化的方案：著名的威翟氏拼音（Wade - Giles scheme）。该注音法应用广泛，直到中国的拼音出现，才取而代之。不过翟理斯的成就远不止于此。他做过26年（1869-1893）的驻华领事，驻地包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厦门、上海、淡水、宁波。卸任之后，他当选为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1932年从该职位退休，1935年去世，享年90。 翟理斯撰写过60种图书、手册，主题广泛，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读者既有一般大众，也有学者专家。这些著述包括语言课本，中国诗文、哲学的翻译、一部中国绘画史，一部后来得到广泛应用的大型中英字典，还有一部直至今日仍然可用的中文传记字典。不过，当今的许多汉学家通常会把他置之一隅。诺曼•吉拉尔多（Norman J. Girardot）在《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中称，翟理斯“明显地肤浅。他既有一个带有自卫色彩的学究人格，又属于某种敏感、傲慢、迂腐之人，后来转向成为一个跨学科的指手画脚者……就任剑桥的汉学教授后，他退化为一种爱德华时代的美学主义者，主要以《古文选珍》中的华丽贡献及相应的学术风格而著称。” [32] 这种评价不大公平，因为翟理斯的确为汉学做出过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尤其是在向普通受众介绍（及翻译）重要的中国文学作品方面。此外，他确实为《红楼梦》在西方的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即便以当今的学术标准来衡量（这其实并不公平），翟理斯也无疑是一位极具天分的业余学者，而且有时确实苦于缺乏相应的学术规范。然而，我们应该理解他当时的工作环境。他在剑桥时，学生很少，薪酬也低，并且常常由于自己的学科领域而受到校内其他同仁的轻视。由此，正如查尔斯•埃尔默（Charles Aylmer）所说，翟理斯“独力工作，几乎与世隔绝。” [33] 他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是双重的：他使这部小说既吸引了专业研究者，也吸引了普通的西方读者。1878年，翟理斯在《有关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中首次提到《红楼梦》：“一部由北京口语写就的著名中国小说，主要内容是家庭生活的各种细节，活灵活现。作者姓名不为人知，但对女主人公林黛玉的刻画细致入微，据说颇有一些中国人由于爱恋她而缠绵至死。官方认为，此书若为青年所读或有危险，因而列入国家《禁书目录》（Index Expurgatorius）。不过目前此书的销售量与其它书籍基本相同。” [34] 1885年，翟理斯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最早的《红楼梦》概述。该作迄今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也是最贴切的）概述之一。[35]其中写道：《红楼梦》“达到了中国小说发展的顶峰……情节的构设完全可与英国同期小说家菲尔丁媲美……人物角色众多，而各个角色的描摹毫不亚于西方小说巨匠的杰作……这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幅全景，无可匹敌。” [36]此文后来经过扩充，收入翟理斯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中。该书是首部梳理出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英文书籍，受众面广，颇具影响。1898年，翟理斯出版了厚重的《中国传记字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共包括2，579个关于著名历史人物的条目。其中有一条关于曹雪芹的短小词条，指明他就是《红楼梦》的作者。 翟理斯值得一提的原因还在于，他于1884年成功地完成了《红楼梦》中一整页内容的翻译，该处描述的是贾母因受凉而接受大夫诊治的情形。这篇译文出现在他的《古文选珍》里。翟理斯在对这段节译的介绍中写道：《红楼梦》“情节新颖，人物生动，书中人物多达400余名；作为一部小说，足以列入各民族最伟大的作品之中。书名的意思是（富贵人家）红色高楼里的梦幻”；不过对外国读者来说，此书还是以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知名。[37] 闵福德曾经推测过，翟理斯对《红楼梦》赞赏有加，足可以认真考虑将全书译成英文。鉴于翟理斯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我们惊讶地发现，他身后发表的自传中提到，自己起初相当费力才读毕全书：“我曾三次试图把全书读完，每次都能够比上次多读一些；但直到1884年11月，某天晚上在病房值夜班的时候，我才从头至尾地读完了这部小说。” [38] 《牛津国家传记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业已指出：“翟理斯对中国研究最明确的贡献是他能够通过著述将中国‘人性化’，为西方受众所理解。他的文笔清晰流畅，对中国善作理解，作品充满活力。”[39]审视他关于《红楼梦》的写作，此言不虚。 关于《红楼梦》翻译史的研究是一片令人惊讶的成熟领域。甚至到了今天，仍有一些令人着迷的新发现。关于这部小说英译史的研究，仍有一些历史时期的研究不足，需要更多的探索，譬如20世纪早期；还有《红楼梦》以实体书形式的传播，包括英文出版物（书籍、期刊）在此书的翻译与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英译者的中国助手或友人对他们的影响（我们相信，是马礼逊的中文教师，中国人，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了他，并为他逐字逐句朗读过他要翻译的章节，马礼逊边听边做笔记）。另一个有可能的研究领域，与西方学者近来强调的在东亚文学研究中的跨国方法有关。这种方法追索复杂的“动态文本的流动”，也即其他国家的译者、评论家、作者等，对文本的传播、研讨、再认识、操纵、改写、改编、吸收等一系列行为。如果能研究一下《红楼梦》的非英语翻译与评论对英语译者有何影响（或不同英译本相互间的影响），这将成为《红楼梦》跨国研究的一条有趣的途径。[40] 下面的图表重点列出了《红楼梦》英译史和英国“红学”发展的重要日期，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概观——这部小说的英国研究之路既阻且长，但却不失稳定。其中提及一些人物，背景各不相同。[41]这些资料并非力求详尽彻底，但望能够说明《红楼梦》翻译史与西方“红学”发展之间的关联（反之亦然）。 《红楼梦》英译史时间表 1812：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翻译了《红楼梦》第四回，附于一封书信之后。该信未发表。 1816：马礼逊于澳门出版中文课本《中文对话与单句：附中文作品英译杂辑，为中文学生启蒙之用》，其中对话5、25中分别包含一段贾宝玉与袭人的对话，译自《红楼梦》第三十一回。 1819：英国政治家、作家约翰·巴罗爵士，将《红楼梦》第三回的节译发表在伦敦的《评论季刊》上。该译作的译者是英国外交家、汉学家、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 1830：德庇时在《皇家亚洲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67页的长文，题为《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其中包含一首描述贾宝玉的诗作，摘自《红楼梦》第三回。 1846：英国驻华领事罗伯聃出版了中文课本《正音撮要》（宁波，美华书馆），其中选译了《红楼梦》的部分章节。 1868，1869：英国海关官员包腊于《中国杂志》圣诞节专号上发表了《红楼梦》前八回的精彩译文。 1884：著名汉学家翟理斯在《古文选珍》（伦敦，B．Quaritch）中发表了一段描述太医到贾府诊病的简略译文。 1892-1893：英国驻华领事乔利出版了两卷本的《红楼梦》节译本，内容为前五十六回。上卷由香港必发图书公司出版，下卷由澳门商务排印局(Typographia Commercial in Macao)出版。乔利计划翻译全书，但未能完成即去世。 1927：英国汉学家，经典作品《中国神话传说》（ Mythsand Legends of China， 1922）的作者倭讷（Edward Chalmers Theodore Werner， 1864-1954）于《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的信札部分发表了一封书信，题为《中文的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其中包括一段长达两页的比较，针对乔利对《红楼梦》第一回、第八回的译文与著名外交家、汉学家威妥玛的相关译文（威氏译文至今未被发现）。倭讷在信中写道：“我19岁时，在北京开始学习中国文化，我们当时的翻译主管强调说，那种能让人‘从英文中看出中文’的翻译肯定不佳。有一种观点认为，选择在于‘更通俗’还是‘更地道’，并且在‘糟糕的英文’与‘完美的英文’之间达成妥协是更可取的，也是更令人称道的。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还需要再思。”(p．175) 1928：艾尔弗丽达·哈德逊（ Elfrida Hudson）在《中国研究》上发表了《一个古老的故事》（An Old， Old Story）。该文长达九页，是对《红楼梦》中主要爱情故事的编译。 1929：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授王际真出版了《红楼梦》的节译本，正文前有著名翻译家、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所作的一篇序言。 1933：袁家骅、石明辑译的《红楼梦、断鸿零雁记选》，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系“英译中国文学选辑”中的一种。其中选译了《红楼梦》的部分章节，并有译注。 1938：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 PearlS．Buck， 1892-1973），在12月12日的获奖致辞中提到：“中国小说的模式于宋代趋于清晰，元代出现高潮，后世再也未能超越元代的繁盛，只有《红楼梦》一书出现，才是另一个高峰……如果《水浒传》可作中国社会生活的宏大记录，《三国》是对战争与权谋的记述，那么《红楼梦》则是对家庭生活与人情、爱情的描述。 1958：麦克休姐妹（ 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出版了一部582页的《红楼梦》节译本，系由库恩（ Franz Kuhn）1928年的德文节译本转译而来。王际真出版了1929年节译本的修订本（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mpany），增加了美国著名文学家、学者马克·范多伦（ Mark Van Doren）的前言。范多伦写道：“这部小说价值极大，其本质特点终将得到认可，因为它关乎人的思想与心灵，无论时间或空间都不能改变这一点。……它超越了一般的世情小说，达到了悲剧的高度。”( pp． vii， viii) 英国小说家（Anthony West） 在《纽约客》（November， 22， pp． 223-232）上发表的评论《透过晦暗的镜子》（Through a Glass， Darkly）引起了广泛讨论，其中比较了《红楼梦》的两种译本，并将贾宝玉比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 1973-1986：霍克斯与闵福德合译的全译本《红楼梦》陆续出版，共五卷。书名为 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企鹅图书公司出版。 1978-1980：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的全译本陆续出版，共三卷。书名为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中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 2008：《红楼仕女：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节选编译》（ Ladies of the Red Mansion: Abridged and Adaptive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 Hong Lou Meng or A Dream of Red Mansions），《红楼梦》的一种英文节译本，Sun Qi改写，杨曙辉、杨韵琴翻译，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出版。这个节译本主要是原著中二十九位女性角色的故事。 2010：《孙温红楼梦绘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Portrayed Through the Brush of Sun Wen），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出版。书中有红楼场景的230帧绢本绘图，清代画家孙温所绘，配有《红楼梦》英文译文，Zhou Kexi编辑，译者为 Qian Ren and Dorothy Zhang。 近来：香港大学将新近发现的邦斯尔神父（B．S．Bonsall）翻译的《红楼梦》全译本传上互联网。该译本完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但从未公开出版。网址: http://lib.hku.hk/bonsall/hongloumeng/index1.html 关于《红楼梦》英译史的文章 《中国海滨的一则悲伤故事：乔利与其〈石头记〉节译及此前译本》（ A Melancholy Tale of the China Coast: Henry Bencraft Joly， his Partial Version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and his Predecessors），闵福德，载于《红楼梦》，曹雪芹著，乔利译，Vermont: Tuttle Publishing，2010：xi-xxii。 《中国开出的慢船：“石头”西行记》（ The Slow Boat From China: The Stone’s Journey to the West），闵福德，载于《比较哲学：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碰撞》（ Komparative Philosophie: Begegnungen Zwischen Ostlichen und Westlichen Denkwegen）卢夫·艾尔伯菲特（Rolf Elberfeld）， 约翰·克鲁才（Johann Kreuzer），闵福德，甘特·沃尔法特（ Gunter Wohlfart）编， Muchen： Wilhelm Fink Verlang，1998: 171 ～ 180。 《“石头记”西行：中文英译史的一种研究》（The Storyof the Stone’s Journey to the West: A Study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Chan Oi Sum Connie，M．Phil论文，香港理工大学，2001。 《“俊男美女的调笑”——西方早期〈红楼梦〉接受研究》（“To amuse the Beaux and Belles”： The Early Western Reception of the Hong lou meng），吴漠汀（ Martin Woesler），《中西文化交流学报》（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2．2（2010）：81～107。 英语世界“红学”发展时间表 1817：英国汉学之父斯当东爵士将74种中文图书带回英国，其中之一是20卷本的《红楼梦》。 1823：马礼逊携万卷中文图书返回英国。其中包括《红楼梦》的三种版本：1811年版、1818年版，另一种出版年份不明，后来散佚，还有《红楼梦》的三种续书，以及一种单卷本的戏曲改编作品，共16出。 1842：口碑不佳的普鲁士传教士、译者郭士力在《中国丛报》（11.2：266-273）上发表了《红楼梦》一文，共七页。这是第一篇英文的《红楼梦》研究文章。作者也是西方首位公开发表作品的《红楼梦》评论者。文章批评性地概述了小说的情节，细节尚属丰富，但多处不够确切，并把贾宝玉错认为了女性。 1855：著名的英国驻华海关官员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读了大半卷的《红楼梦》”。他发现这部小说“挺有意思。”《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1854-1863），凯瑟琳·布鲁纳·（ Katherine Bruner）、费正清（John Fairbank）、司马富（ Richard Smith）编，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p．138。赫德与同期驻华的许多海关工作人员相似，阅读《红楼梦》都是为了提高中文水平。 1867：英国清教传教士、藏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911）在著作《中国文献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上海，美华书馆）中提到《红楼梦》。伟烈亚力曾于 1882年将两万卷中文藏书售予牛津大学。他平淡无味地写道：“据说有一个事实的框架蕴含于这部小说的整体叙事中， 但这一框架外包裹着层层装饰，只有深有领悟之人才能辨识出来。”（p．203）汉学家的先驱， 经典参考书《中国辞汇》（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上海，美华书馆，1874）的作者梅辉立，发表了第一篇英文的《红楼梦》赏析文章，刊于《中日释疑》12月号。文中写道：“《红楼梦》是一部无可挑剔的作品，吸引了无数发自内心的赞赏……多重矛盾下的人物性格，微妙复杂的家庭关系，激情的力量与爱而不可得的失望与折磨，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技巧高超，知识丰富，足以与英国浪漫主义作品中的两大主体精神相媲美。”（p．166） 1878：翟理斯年方33岁，驻华多年的英国领事（日后成为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出版了《有关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香港：连卡佛公司；上海、横滨：必发印书馆；伦敦：Trubner and Company。书中正面介绍了《红楼梦》。 1885：翟理斯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分会报》上发表了《红楼梦》（The Hung Lou Meng， commonly called The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文。此文确切概述了故事情节，对小说颇为赞赏。文章后来有所扩充，收入翟理斯影响广泛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伦敦： Heinemann， 1901）。 1893：德国新教传教士欧德理（Ernest Johann Eitel，183801908），《粤语中文辞典》（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的作者，在《中国评论》（20．1：65~66 ）上发表了一篇对乔利《红楼梦》节译本的评论。文中写道:《红楼梦》并没有“中国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倾向……作者彻底摒弃了儒家伦理的思想影响，也不太考虑良知的因素。文学于他而言，只是拟对联、题匾额的技巧。他的主人公没有知识，没有人性，也没有良心……对曹雪芹这位中国小说家来说，美德与邪恶不过是‘画匠调色板上 颜料——有用的泥土而已’。”（pp．65~66)。 1898：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翟理斯编纂的《剑桥大学图书馆威妥玛文库汉、满文书目录》（A Cata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其中提到，该文库中包括王希廉《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1832年出版。此年翟理斯还出版了颇具影响的《中国传记辞典》（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E．J．Brill），其中有一则关于曹雪芹的短小词条，写道：“据称是十八世纪著名小说《红楼梦》的作者”（p．758）。 （“十七世纪”有误，本文作者葛锐已注意到此，因系引文，故存之，未予更正。——本文译者注) 1906：传教士波乃耶（James·Dyer Ball， 847-1919）出版了《中国风土人民事物记》（Things Chinese or Notes Connected With China， 纽约: Charles Scribner’s and Sons）第四版。其中提到《红楼梦》是另一部流行的中国小说，题材为家庭里的各种活动，但基调并不是道德问题。 1917：英国传教士库寿龄（ Samuel Couling，1859-1922）编纂的《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Sinica）由上海别发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一则《红楼梦》的条目，称之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也许是最好的小说……该书充满幽默与悲情，对于任何想要研究中国社会生活的人而言，都是无价之宝……作者未知;有人称作者为曹雪芹。”(p．149) 1919：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作家高葆真（W．Arthur Cornaby，1860-1921）在《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 1．4: 329~339）八月号上发表了《红楼里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 Red Chamber）。文中对《红楼梦》作出了正面的简介，称许了小说的长度， 情节的铺设， 还介绍了作者生平的相关传说。高葆真将《红楼梦》称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小说，天才之作。他后来在《一串桃核项链》（A Necklace of Peach-Stones，上海：字林西报出版公司，1925）一书中写道，《红楼梦》是“天才之作，在西方已经激起了几个世纪以来善于思索的读者的才思，正如《哈姆雷特》提出的问题一样。”（p．389） 1930：哈里·克莱蒙斯（Harry Clemons），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馆员，曾经到中国旅游过，在《弗吉尼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6．2：301~306）上发表了一篇对王际真《红楼梦》节译本的评论。他写道：这部小说“必须慢慢消化。我是一点一点阅读的……不过，每次迷失在某一回情节的缓流中，我似乎都能感觉到覆盖在熟悉的生活环境之上的一层东方的神秘感。我觉得自己徜徉在一幕幕场景中，其中的意义只有片段可见，我凝视着场景中的许多符号，但来不及辨识出其中的意义，它们就已消失无踪。我像一个无知者，渴望着能够触及那些远在自己视界之外的知识。”（p．301） 1938：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当年12月12日的获奖致辞中提到：“中国小说的模式于宋代真正开始成形，元代出现高潮，后世再也未能超越元代的繁盛，只有《红楼梦》一书出现，才是另一个高峰……如果《水浒传》可作中国社会生活的宏大记录，《三国》是对战争与权谋的记述，那么《红楼梦》则是对家庭生活与人情、爱情的描述。” 1942：大型参考书《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由国会图书馆出版，共两卷。书中载有首篇详细介绍曹雪芹生平的英文文章（长两页），也首次梳理了《红楼梦》英文评介作品的参考书目。该文作者为著名的中国史专家、书志学家房兆楹（1908-1985）。他写道，这部小说“全面展示了数十位主人、数百位仆人之间复杂难解的情感、彼此间的各种纠葛。对于清初富贵人家社会状况的研究者来说，其中信息含量极大，价值无与伦比。”（p．738） 1948：善秉仁（Jos．Schyns）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由北平燕京大学出版。善秉仁写道：《红楼梦》是“一种很有趣味的社会、心理与情感方面的探索，之所以引起很大反对，是因为书中弥漫着感伤的氛围，极不适于青年阅读。”（p．371） 1952：著名的瑞典汉学家、语言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53~80）上发表了《中文语法新探》（New Excursions in Chinese Grammar）一文。他在文中尝试通过细致的语法分析，来证明颇具争议性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极为一致。 1953：《卡西尔世界文学百科》（Cassell’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中载有一则“曹雪芹”的条目。 195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英译本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书中包括关于《红楼梦》的重要章节。 1961：吴世昌的重要著作《红楼梦探源》（On the Red Chamber Dream）由牛津Clarendon出版社出版。这是关于《红楼梦》的首部英文专著，其中既有曹雪芹家世、生平的信息，也包括关于各种抄本的详细分析，并提出了对小说原本结构的推测。 1966：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出版（耶鲁大学出版社）。书中探讨了曹家衰落的几种可能原因，推测了曹雪芹的父亲是谁，以及大观园的原型究竟为何。 1968：影响卓著的中国学者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夏志清运用新批评派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红楼梦》的专章论述，代表着西方（以及中国）严肃“红学”的一个重大转折。过去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基础的文本探讨——作者的问题、写作时间的问题、版本与校改的问题，以及索隐与改写的问题等；此后则转向文艺批评与分析的方法。闵福德就此书评论道：这“在英文撰写的研究专著中，也许是第一部有可能（成功地）告诉那些好奇的朋友，这场‘纷扰’究竟是关于什么的。”［《余国藩“重读石头记”评论》（Review of Anthony Yu’s Rereading the Stone），《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6．2（1999），p．310］ 1970’s and 1980’s：英语世界中“红学”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此期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兴趣日渐浓厚，汉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学术领域，出现了实质性的繁盛景象。受惠于中国的“开放”政策，西方学者接触到中国大陆更多的研究资料。各种中文项目都在扩展，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一流翻译开始出版问世。一些专业期刊也创建起来，譬如《中国文学》（CLEAR［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 and Reviews］）、《译丛》（Renditions）、《近世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淡江评论》（Tamkang Review）。 1972：珍妮·诺埃尔（Jeanne Knoerle）的《红楼梦评介》（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ritical Study）出版（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1975：卢先·米勒（Lucien Miller）广受赞誉的著作《〈红楼梦〉中虚构的面具:神话、模仿与角色》（Masks in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Myth，Mimesis，and Persona）出版（阿里桑那大学出版社）。米勒在此书中详细分析了《红楼梦》中的寓言模式、现实模式与叙事模式。 1976：普林斯顿大学的浦安迪出版了开创性的著作《〈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言》（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他在此书中试图阐明“不同时期、不同类别文化形式之下，具有持久不变的结构模式的文学原型的概念，”（p．4），譬如《红楼梦》。 1977：《中文叙事：批评与理论文集》（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出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这是1974年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中文叙事理论研讨会的论文集，其中三篇文章与《红楼梦》相关。这些文章探讨了《红楼梦》中的寓言、叙事视角与抒情幻象。 1986：《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广博，其中《红楼梦》的辞条由闵福德、何谷理（Robert Hegel）编写，双栏，五页。书中还收录了一篇周策纵撰写的关于曹雪芹的文章。陈炳藻的《〈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基于对小说辞汇的计算机数据研究》（The Authorship of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ased Upon A Computerized Statistical Study of Its Vocabulary）也出版问世（香港：Joint）。陈炳藻通过对后四十回文本的计算机数据分析，推断出这部分文字确系曹雪芹所作。 1990’s至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红楼梦》及其他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书籍、文章、评论、博士论文。《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通报》（T’oung Pao）、《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等素有影响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多地刊登中国文学方面的文章。亚洲研究主题的各种研讨会开始设立关于《红楼梦》的小组讨论。西方的《红楼梦》研究者开始扩展关于这部小说的论题。新的论题包括小说中的哲学思想、角色分析、性别研究、性描写、叙事模式与叙事技巧、寓言、“情”、宗教人物、虚构现象，以及《红楼梦》的续书、《红楼梦》的评点传统。研究者采用的批评方法也是多样的，包括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拉康的文学理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比较文学方法、历史的与心理学的批评，以及西方与中国传统批评方法的结合。新兴研究领域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在这一时期也显示出对《红楼梦》的兴趣。 1992：王瑾的比较文学专著《石头记：互文性，中国古代石头传说，以及〈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中的石头象征》(The Story of Stone：Intertextuality，Ancient Chinese Stone Lore，and the Stone Symbolism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Water Margin，and The Journey to the West)出版(杜克大学出版社)。 1994：李木兰（Louise Edward）对《红楼梦》的女性主义阐释作品《中国清代的男人与女人：〈红楼梦〉中的性别研究》（Men and Women in Qing China: Gender in‘The Red Chamber Dream’）出版（Bochum: Ruhr University，China the men）。 1997：余国藩《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欲望与虚构》（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出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书中阐明《红楼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一部虚构与想象力的杰作。此书影响广泛，2006年出版了中文版。 1999：李德瑞（Dore Levy）《〈石头记〉中的理想与事实》（Ideal and Actual in the Story of the Stone）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李德瑞探讨了医药、诗词、传统家庭模式在小说中的角色。 2001：三种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艾梅兰（Maram·Epstein）的《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Competing Discourses：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s in Late Imperial Fic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黄卫总（Martin Huang）的《欲望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小说》（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书中有些章节对《红楼梦》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考察了“情”的主题。萧驰的《中国园林——诗意的乐土：〈石头记〉研究》（The Chinese Garden as Lyric Enclave: A Generic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密歇根大学出版社），探讨了清朝鼎盛时期文人雅士在园林美学方面的态度变迁。 2004：李前程备受称赞的《证悟小说：〈西游记〉、〈西游补〉、〈红楼梦〉》（Enlightenment: Journey to the West，Tower of Myriad Mirror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问世。此书探讨了佛教对《红楼梦》结构与主旨的影响。裔锦声（Jeannie Jinsheng Yi）关于《红楼梦》中寓言的比较研究专著《红楼梦：一则爱的寓言》（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 Allegory of Love）出版（Homas Sekey Books）。此书后来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了。 2005：国际期刊《淡江评论》（36: 1~2）出版《红楼梦》专号，由马克·弗拉拉（Mark Ferrara）与葛锐（Ronald Gray）编辑。这也是首份英文杂志的《红楼梦》专号。其中收入了多名西方著名《红楼梦》专家学者的文章，如苏源熙（Haun Saussy）、浦安迪（Andrew Plaks）、卢先·米勒（Lucien Mille）、李前程、翁开明（Kam-ming Wong）、李 兰（Louise Edwards）、李德瑞 （Dore Levy）。这期专号中还刊登了中国著名学者周汝昌的一篇文章，还附有一份从1994至2004年间《红楼梦》英文研究资料的详细目录。 2008: 刘再复的《红楼梦悟》（Reflection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出版。书中探讨了《红楼梦》中的哲学思想、悔悟精神，以及《红楼梦》的终极价值。 2009：周汝昌《曹雪芹新传》的英译本《贵贱之间：曹雪芹与〈红楼梦〉》（Between Noble and Humble: Cao Xueqin and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葛锐与马克·弗拉拉编辑）由Peter Lang 出版。此书首次以英文形式提供了一份研究者迄需的曹雪芹生平与时世的历史描述。 中国出版的关于《红楼梦》的英文书籍： 2003：《红楼梦汉英习语词典》（A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Idioms From A Dream of Red Mansions），桂廷芳编，杭州出版社。 2010：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曹雪芹》（Cao Xueqin），作者苗怀明，篇幅不长，信息颇为丰富。 英语世界中的“红学”文章 ＊ 《英文“梦”》（The English Dream）卢先·米勒，《淡江评论》，336.1~2 （2005）：251~270。 ＊ 《余国藩“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欲望与虚构”评论》（ Review of Anthony Yu’s Rereading the Stone: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闵福德，《中国研究书评》（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6.2（1999）：307~318。 ＊ 《秦可卿研究的三个西方视角》（Three Western Ways of Looking at Qin Keqing），葛锐，《红楼梦学刊》，5.5（2009）：294~304。 ＊ 《英语红学研究纵览》（A Survey of English Hongxue: Past and Present Writings) ，葛锐，《红楼梦学刊》，3.5（2007）：181~226。 ＊ 《〈红楼梦〉研究文选编目：1944-2004》（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English Writings on Hong lou meng: 1944-2004），葛锐，《淡江评论》，26：1~2（2005）：271~294。 注释： [1]克里斯托弗•汉考克（Christopher Hancock），《马礼逊与中国清教的萌芽》（Robert Morrison and the Birth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London： T&T Clark， 2008)， p. 178）。书中详细介绍了马礼逊的生平。参见林德塞•瑞德（Lindsay Ride）《马礼逊：其学与其人》（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57；金斯利•鲍顿（Kingsley Bolton）《马礼逊生平与其辞典编纂》（The Life and Lexicography of Robert Morrison），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by Robert Morrison， pp. v-xliv）前言，伦敦：Ganesha Publishing， 2001。 [2] 马礼逊中文藏书的详细目录于1998年出版。参见魏安（Andrew C. West）《马礼逊藏书书目》（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伦敦：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 [3] 利玛窦相信，在中国传道的最佳方式是去影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阶层。要了解确切的中国翻译史概览，参见莫纳•贝克（Mona Baker）、克里斯丹•玛雅尔（Kristen Malmkjaer）编纂的《劳特利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365-3376），纽约：Routledge， 1998。 [4]如前文所述，法国是个特例。1814年，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就设立了一个“满汉研究”的教席，由著名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emusat， 1788-1832）任教。雷慕沙是巴黎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Paris）的创立者，有许多关于中国的著述，譬如《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他是欧洲第一位汉学教授。 [5]《同时：桑塔格随笔与演说》（At the Same Time： Essays and Speeches），Paolo Dilonardo and Anne Jump编，(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2007)， p. 156。 [6]《奇异的倦怠：中文书籍与英国学者之简史》（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pp. 68， 70），伦敦： Wellsweep， 1989，巴雷特（T. H. Barrett）。书中简明梳理了英国汉学的发展。关于此论题，参见杜希德（又译崔瑞德，Denis Twitchett）《中国唐宋土地所有制与社会秩序》（Land Ten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伦敦：伦敦大学， 1962］）与吉拉尔多（Norman J. Girardot）《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2。 [7] 闵福德《中国海滨的一则悲伤故事：乔利与其<石头记>节译及此前译本》，《红楼梦》前言，曹雪芹著，乔利译，Vermont： Tuttle Publishing， 2010： xiii。此文提供了大量的19世纪早期《红楼梦》翻译的信息。 [8] 马礼逊此译文发表在2001年Chan Oi Sum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毕业论文《“石头记”西行：中文英译史的一种研究》中。承闵福德教授寄赠此译文，笔者谨致谢意。 [9] Chan Ois Sum (2001)， p. 20. [10]吴漠汀在《<红楼梦>译名的百花齐放——浅 析<红楼梦>书名的翻译以及一个新发现》（The Red Chamber Dreams： Zu westlichen Ubersetzungen des Romantitels Honglou meng und zu einem neuentdeckten Rezeptionszeugnis， 《德中协会通讯》［DCG Mitteilungsblatt 54 (2010)］）一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及《红楼梦》的其他翻译）。此文系德文撰写，但其中收录了巴罗发表作品的一份影印文件，见文中79－80页。承吴漠汀教授告知此译文，笔者谨致谢意。 [11]约翰•巴罗《艺术IV；中国内地旅记及1816、1817年中国过访录，其中包括阿美士德爵士出使清廷的一份妙趣横生的报告，及对出使行程中造访国家的见闻录。》（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 and 1817），阿裨尔（Clarke Abel）， F.L.S. London， 1818。载于威廉•吉甫德（William Gifford）编《评论季刊》， 21： 41 (January， 1819)： pp. 79-80）。 [12] 中国学者钱钟书在牛津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中精彩地分析了英国知名作家对中国的观感。参见《钱钟书英文文集》（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zhu’s English Essays， 2005），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pp. 82-280。 [13]关于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观感的正面描述，参见马克林（Colin Mackerras）《西方人看中国》（Western Images of China），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纽约： W.W. Norton and Company, 1990;《大汉之国：西方人眼里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纽约:W.W. Norton and Company, 1998;《打鬼焚书：中国、日本与西方的观点》（Beating Devils and Burning Their Books: Views of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安东尼•克拉克（Anthony E. Clark）编，安娜堡，密歇根州：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0；何伟亚（James L. Hevia）《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德罕，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出版社，1995；张隆溪《他者的神话：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Myth of the Other: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West），《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15: 108-131）1988年秋季刊。 [14]要详细了解英国汉学（及传教士对此领域的影响）在19世纪的发展，参见诺曼•吉拉尔多（Norman J. Girardot）《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02。 [15] 此处要再次说明，笔者探讨的是《红楼梦》研究在英文世界的发展，其他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与此不尽相同。参见前文提到的吴漠汀的文章，其中谈到了其他国家《红楼梦》翻译史的一些细节。 [16] 要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译者的工作情形，参见《翻译中国文学》（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欧阳桢、林耀福编；爱德华•山顿斯迪克（Edward Seidensticker）在《源氏时日》（Genji Days (Tokyo：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 1977)）中也分享了一些自己将日文小说《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译成英文时的经验。 [17] 要了解这些《红楼梦》早期译者、评论者的生活情形，克里斯•艾尔德（Chris Elder）在《中国的通商口岸：爱恨交加》（China’s Treaty Ports: Half Love and Half Hat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中提供了趣味盎然的描述。 [18] 汉学家的先驱梅辉立，于1867年用英文撰写过首份精彩的《红楼梦》评析，也年仅39岁就因劳累过度而在返回英格兰的途中去世。科茨（P.D. Coates）《驻华领事：英国领事馆官员》（The China Consuls： 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中提供了包腊、乔利在华生活的简短记述。查尔斯•德瑞支（Charles Drage）《龙椅的仆人：包腊父子侧记》（Servants of the Dragon Throne: Being the Lives of Edward and Cecil Bowra ［伦敦：Peter Dawnay LTD. 1966］）提供了包腊的详细传记。 [19]这些早期译者工作时的另一重大困难在于，当时的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极度缺乏了解。芝加哥大学的芮效卫（David Roy）教授自1983年开始，就致力于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五卷本，前四卷已完成），他曾提到：“二战前的初期中、日文学翻译作品是在这样一种预设下完成的：西方读者尚未做好准备去了解不熟悉的文学传统手法或博学的评注。因此，西方读者不熟悉的许多修辞特色都被删掉，或是改译成他们熟悉的形式。”见芮效卫《争议性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Translates Controversial Chinese Classic），《芝加哥大学学报》（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ronicle, December 9, 1993）。 [20]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p. 71），伦敦：Routledge,1988。 [21]参见Chan Ois Sum（2001），p. 25。这些译者挑选《红楼梦》片段，用到各自编写的中文课本中，极有可能就是因为小说中运用的是圆熟优美的中文口语。 [22]《红楼梦》（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曹雪芹著，乔利译，(Tokyo: Tuttle Publishing, 2010)， p. xxiv。 [23]《中国杂记：散文与笔记》（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p. 53），其中第三章“中国文学在英国的兴起与发展”中， 关于“中文的首要帮助，以及标志着中国文学兴起与早期发展的最受重视的一些翻译作品，在英法两国的情形” 提供了一份有趣的记录。（pp. 74-75） [24]《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凯瑟琳•布鲁纳（Katherine Bruner）、费正清（John Fairbank）、司马富（ Richard Smith）编，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 p. 138；参见p. 44。 [25]马礼逊1812或1813年写给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特雷西（Rev. S.W. Tracy）的信。引自《“石头记”西行：中文英译史的一种研究》，Chan Oi Sum Connie 2001年在香港理工大学的毕业论文，p. 21。 [26]《龙椅的仆人：包腊父子侧记》，伦敦：Peter Dawnay， LTD， 1966，p. 176。 [27]参见《汉宫秋》（Han-koung-tsew， or The Sorrows of Han (London， 1829)），《论中国诗》（Peoseos Sinicae Commentarii），伦敦：Asher & Company， 1870；《老生儿》（Lao-seng-eul， 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广东：东印度公司出版社，1815。 [28]《译自原文的中国小说》（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伦敦：John Murray， 1822。 [29] 《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ume two， p. 196），纽约： The Bradley Company Publishers， 1836。 [30]要了解德庇时的翻译思想，参见沈安德（James St. Andre）《英国汉学之发展及在翻译实践中的转变：以德庇时爵士为例》（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Sinology and Change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 Case of Sir John Francis Davis），《笔译与口译研究》（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2(2): 3-42）。吴漠汀也曾饶有兴致地指出，《红楼梦》早期译者将翻译实践“划出”学术出版物中的“直译”部分，这种倾向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次等地位，并‘安抚’了一般出版物中的翻译，保护了英国文化免受次等中国文化的影响，而英国文化本身是由一般出版物的直译作品构建起来的。”见《“俊男美女的调笑”——西方早期 <红楼梦>接受研究》（“To amuse the Beaux and Belles”： The Early Western Reception of the Honglou meng）， 《中西文化交流学报》（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2.2 (2010)， p. 90。吴漠汀认为，德庇时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吴漠汀文章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东方主义——那也许是这些早期译者的帝国主义信念。尽管如此，沈安德已经观察到，那个时期，“对中国文本的翻译易被视为游记文学的某种从属性或补充性的内容。翻译中国文学的目标并非为广大读者介绍一种伟大的文学；中国文学主要被视为中国信息的一种资源，供人发掘……英国人士朝向真正的翻译出发，然而这些翻译作品中承载的真相却依然要在其他关于中国人的英式‘真相’面前低人一等。”《朝向真正的翻译出发：第一代中文英译的译者》（Travelling Toward True Translatio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ino-English Translators），《译者》（The Translator），12.2 (2006)： p. 204。吉拉尔多《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有力地矫正了此前针对19世纪英国汉学家的一些严厉的批评。他设定了一种“双重解释学的”方法，由此，考虑某些确定的文化形式时，将意图与人格一并纳入其中。 [31]闵福德，2010， p. xxii。 [32]吉拉尔多，2002， pp. 441-442。 [33]《翟理斯备忘录》（The Memoirs of H.A. Giles）前言，《东亚历史》（East Asian History, 13/14 (1997)： p. 5）。埃尔默此文翔实地记述了翟理斯颇具争议的一生。翟理斯的儿子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也是知名汉学家，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曾将中国一些哲学著作及《孙子兵法》译成英文。 [34]《关于远东问题的参照词汇表》香港：连卡佛公司；上海、横滨：必发印书馆；伦敦：Trubner and Company，1878， pp. 62-63。 [35]需要指出，还有另一种对《红楼梦》的分析，对小说比较有共鸣，同时不失准确，是梅辉立1867年12月写就的长达七页的精彩文章，见《中日释疑》pp. 166-170。 [36]《中国文学史》，纽约：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23，pp. 355-356。 [37]《古文选珍》，纽约：Paragon Reprint Corporation and Dover Publications, 1965， p. 231。 [38]《翟理斯备忘录》（The Memoirs of H.A. Giles）p. 27。翟理斯的自传令人读来津津有味，因为他直言不讳，脾气暴躁，对批评者十分苛刻，但对自己的失误也颇为清醒，并且显然是专注于中国研究的。 [39]珍妮特•瑞安（Janet Ryan），“翟理斯（Giles， Herbert Allen， 1845-1935）”《牛津国家传记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33401， accessed 15 Sept 2011] [40] “动态文本的流动”出自卡伦•劳拉•桑恩伯（Karen Laura Thornber）近年出版的著作《流动文本的帝国：日本文学在中文、韩语及台湾方言之间的跨文化转播》（Texts in Motion: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Transcultur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9。桑恩伯的方法学中包括某种引人入胜的、可能性的新方法，可用于解读《红楼梦》翻译史。刘禾也曾就跨语际实践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问题写过许多文章。参见她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一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 [41]迄今为止，以《红楼梦》为主题的英文研究，共有一百六十多篇文章、三十五篇以上的博士论文发表，十七本专著出版。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