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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研究40年思潮

http://www.newdu.com 2018-04-09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刘跃进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方向明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首先,在文学理论热点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仍居指导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文学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强,跨学科研究逐渐兴起。其次,在当代文学思潮方面:学界围绕当代文学创作展开了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的研讨,有针对性的文学批评工作日益活跃,学界开始总结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新兴媒介所引发的许多新文学的现象受到关注。再次,在文学史及文学史料研究方面:纵向的历时性研究持续升温并引发“细读文本、重回经典”的学术思潮,横向的共时性研究成果丰硕,学界开始关注多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综合文献研究以系统整理史料工作为主,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最后,在文学普及工作方面,选编历代文学经典作品是现阶段正在进行的主要工作。回顾过去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前提下,学术工作者达成如下共识:第一,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关键词:文学理论热点 当代文学思潮 文学史 文学史料研究 文学普及
    引言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迎来三个60年,一是2013年的建所60周年,二是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三是今年《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再往前推若干年,时值世纪之交。由于这些特定历史节点的缘故,我曾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史作过比较系统的梳理[1],也组织过若干纪念活动,并编纂纪念文集[2]。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这些文章联系起来看,确实可以看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些重要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下列五点:
    第一,新世纪前后,学术界对于刚刚过去的百年历程充满好奇,渴望探索。无论是对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文学研究业绩的梳理,都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
    第二,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昭示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推动学术质变的关键因素是观念的更新。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向何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问题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
    第三,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中,学科意识的强化与学科的确立无疑是最重要的业绩之一,实现了与国际学术界同步接轨的最初目标。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因此,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固有学科的清理整合。
    第四,在清理整合学科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对于过去专业划分过细的弊端有所反思,强调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回归传统、回归文学经典、强化个案研究的倾向。
    第五,新世纪的研究呈现出转型迹象,也提出了转型时期若干重要的问题,包括最基础的问题,譬如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职能是什么?以什么样的尺度评判文学?以什么样的方法研究文学?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也应重新给予审视。譬如,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研究与传统的关系,文学研究与市场的关系,文学观念与文学史料的关系,坚守文学与拓展领域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这就涉及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方面,事实上也已经成为当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而今,又是十年过去。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迎来建院40周年大庆,要求我们对过去4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略作回顾。实际上,文学研究所的历史早于院部,成立于1953年,最初隶属于北京大学﹐1955年归属中国科学院﹐1977年才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文学、数字信息等研究室;主办《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文学年鉴》等三份刊物;代管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等七个全国性学术社团;另设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等四个非实体研究中心。可以说,文学研究所学科齐全,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所有学科。
    在此,我想以文学研究所科研工作为中心,结合本所主管的三份学术刊物、七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四个非实体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尝试从一个侧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凡是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述过的内容,这里暂且略而不论。
    一、文学理论热点
    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一个时代思想的风向标。文学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研究室承担着当代诸多文学理论问题研究的重任。
    (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研究历来是文学研究所的科研重点。文学理论组首任组长蔡仪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研究的思想方法问题。这与此前主要以进化论为圭臬的思潮形成鲜明对照。五六十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建国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著,产生广泛的影响。世纪之交,钱中文、王春元、杜书瀛等撰写《文学原理·发展论》《文学原理·作品论》《文学原理·创作论》,侯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美学思想史》,杜书瀛、钱竞主编《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王善忠主编《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许明主编《华夏审美风尚史》等,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传统,围绕着人性、人道主义、文学主体性、人文精神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2009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与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力合作,开展了许多活动。2010年以来,该中心主要成员参加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研究工作,是我院参加该工程人数最多的单位之一。同时,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建设,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新锐的专业理论人才。
    2014年,我院实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为会长,牵头成立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同年9月,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正式成立。除日常研究外,每年为《中国文学年鉴》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综述”,为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前沿报告”。同时,还承担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秘书处工作,组织召开会议,出版文集。自2016年始,论坛集刊定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辑刊,每年两期。《文学评论》还专门设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专栏”,定期刊发本所及国内外学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集中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深刻阐述了有关文艺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是今后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主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积极健康文艺批评”研讨会,同时,举办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责任、有义务针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分析,科学回答,及时明确地发出正确的声音,切实发挥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作用,努力让文学创作真正回到人民中来,从对市场的依附中解脱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继7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中,有12人从“鲁艺”走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自聆听了《讲话》,并坚持把《讲话》精神贯穿到文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在文学所人心目中,5月23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每到这一天,何其芳同志总要在党报上发表阐释文章。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以及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2017年纪念讲话发表75周年,在这两个重要的日子,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统一思想认识,取得若干重要的共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的必然结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方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系统总结共产党领导下的“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双创”原则,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中的“中国经验”,两个“讲话”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加强海外文学名著与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何其芳所长就组织编写《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三套丛书,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这些著作现已汇编为《文学研究所学术汇刊》9种30册,交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印。在此基础上,文学所又组织编选《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西方文论经典》等论著,围绕“世界文学”概念、文艺批评的“民族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当代艺术的处境等问题,梳理资料,提供进一步研讨的线索。
    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近年研究的热点。卢卡契的《审美特性》提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认为审美表现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文学所专门组织研讨会。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注意到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1)就流亡与救赎主题、艺术想象与历史想象异同问题、悲剧的意识形态色彩问题展开讨论,极富启发性。譬如关于流浪与流亡的区别,伊格尔顿指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漂泊无定,到处流浪。他被边缘化,也可能自认倒霉,心安理得,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勇气。这是一种流浪者的心态,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情形就比较复杂。他可能在官场体制中,但他依然感觉到自己是异乡人,很难融入固化的体制中。身处魏阙,心在江湖。他渴望改变体制,却又无能为力。这种心态,可能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流亡状态。关于悲剧,通常的理解,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不能实现之间的冲突。伊格尔顿又强调指出,“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悲剧也许是最具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个非常排外的领域。因此,我们唯物主义者必须用我们粗鄙的手取得它,而不是以布莱希特的方式摈弃它。确切地讲,悲剧的观念必须被重新职能化,以供另一种政治和美学所用。”
    (三)加强对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研究
    《文学评论》复刊第一期刊发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大讨论。王朝闻同志发表《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讨论艺术规律问题,认为形象思维、典型化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些有关文艺创作的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些创作方法中的各个方面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同时,对文艺创作特殊规律的探讨,对违背文艺创作规律的种种谬论的批判,必须和文艺创作为什么人服务的动机,和产生什么社会效果结合起来。陈涌《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李衍柱《美的规律与典型化原则》也就这些问题作了深入探索。陈涌认为,文艺反映的生活是包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多方面的生活,因此,美学分析必须和社会历史分析,艺术特殊规律和社会历史普遍规律结合起来。李衍柱提出,典型化是一个以少总多、以形写神,通过个别表现一般的过程,是通过偶然揭示必然、通过有限显示无限的过程,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的矛盾运动过程,是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艺术实践过程。这些论点,今天看来也许并不新鲜,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确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创世的神话,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当人们有意识地发现丑、表现丑、把丑当作美的时候,荒诞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为一时的审美思潮。当代文学创作中很多人热衷于表现中国人的愚昧落后,也与这种时代思潮的影响不无关系。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蒋孔阳《说丑》一文指出,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美与丑,滑稽与崇高,这些曾经的老话题,在审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与此相关联,是如何认识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理论[3]。解构主义强调歧异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差异的运动中,由于变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为互补而非绝对对抗,由于歧异是一种积极的运转的能,使万物不断更新,它不应受一个中心意旨的压制。这种理论有其合理性的内涵,可以藉此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并引发女权主义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义对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现代主义艺术观对无序、无整体宇宙观的形成和表达(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象批评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众声喧哗,一时间被推为显学。早在1962年,钱钟书就发表《论通感》,较早运用心理学方法,比较亚里士多德《心灵论》与中国的《乐论》,比较唐宋诗词与西方古典诗歌中的通感现象。他指出,在日常生活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像有声音,表示他们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就是“通感”或“感觉移借”。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学成为热门,各种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著作蜂拥而至[4]。在众多著作中,吕俊华的《自尊论》《艺术创作与变态心理》《艺术与癫狂:艺术变态心理学研究》等,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解读文学,很有影响。80年代,林兴宅在《文学评论》发表《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文艺研究中的运用》,论述了我国文艺研究、文艺批评方法论变革的三个层次,提出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核心在于有机整体观念。强调整体性观念,这在今天看来可能已是常识,而在当时,他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讨论文学问题,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备受瞩目。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就被介绍到中国,重点分析视觉艺术心理学问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以拼音文字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对于“图像”非常重视,甚至成为视觉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较而言,以形声文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听觉形象更加关注。看字听声,“闻声知情”,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明清小说中存在着的“草蛇灰线”的艺术手法,强调艺术结构要有“连”有“断”。这与西方艺术更专注于一以贯之的“连”有所不同(3)。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文学史研究,就有可能别开生面[5]。
    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也是持续不断的讨论话题。黄浩的《文学失语症》认为新小说患上了“运动性失语”,“即语言传达的功能性障碍疾病。通俗一点讲,就是:新小说说话困难”。由此延伸,古代文论也面临着现代转化的难题。曹顺庆在《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探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可能性以及若干途径。季羡林在《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中强调我们应当秉承“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态度,“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为此,《文学评论》编辑部在1997年第1期特意设专栏,精心择选出四篇论文与一篇报道,由此引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大讨论。
    世纪之交,面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及其发展状况,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格外关注。1999年底,《文学前沿》主办“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研讨会,就90年代中国文化批评的评价以及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适用性进行讨论。此后连续几年召开“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变革时代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全球性对话”等研讨会,试图对丰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出文化解答。文学研究所也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用于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6],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十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7],为学术界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文学所的研究人员既要坚持“文以载道”的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立场和情怀。钱中文就坚持认为,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泛化了“文学性”,取缔了文学自主研究和独立的学科价值,一味地关注文学外部研究,最终将导致文学的消亡和死亡。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P82)。文学观念的变迁和文学研究的推进,始终是在社会语境的制约中产生和发展。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看到历史语境的变迁和重大转折,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会语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这样才能对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场论争的意义已超出“文化研究”本身,由此向传统文艺学、当代文学批评等领域延伸,影响不可小觑。
    其实,这又涉及学科边界问题。一方面,我们画地为牢,各说各话,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还相互怀有偏见。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对历史常有偏见,觉得他们见物不见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文学界也有成见,认为文学研究是见人不见物;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认为文学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甚至是对哲学的间接折射,不能直接揭示宇宙与社会的本质与真理。文学、历史学界,也有人认为哲学研究没有学问,因为他们物、人皆不见,只讨论形而上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又渴望彼此了解,也都知道,历史可以为文学提供直接素材,文学也可以是历史与哲学的反映。譬如,对于先秦两汉历史文化的研究,文史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大体是相同的,只是观察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谈到屈原,我们不仅想到屈原的思想和形象,还有他的时代,他的生存环境,还有楚地风物等等,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哲学、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内部藩篱,进行跨学科研究,就很有必要。问题是,这些话题说了很多遍,学术界也多有尝试,但成功者有限。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从古代文学研究到现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最后还会研究到史学、哲学甚至政治、经济学,每一部成果都可能引起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但时过境迁,多数所谓成果如天边游云一样散去,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起他们的作品。有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爱用训诂学上“一声之转”的方法,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由丙到丁,转来转去,似乎古代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有可能产生关系。学术研究允许根据一些材料发挥适当的想象,就像跳远,脚踏实地,跳出一步,对古人抱以了解之同情。但仅此而已,不能再据以进行三级跳。学术研究不是学术创作。多学科跨界研究在方法论上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忽视了学术有边界、学术有内涵的基本道理,忽视了外延不能无限扩展的规矩。无节制的跨学科研究可能会获得暂时声誉,却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往往后继乏力,其成果也很难长久保存下去。这样的成果,可以浪得虚名一时,却让作者付出一生的代价,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提倡文史哲不分,并非要求文学研究者去从事历史学、哲学工作者的研究任务,而是要指出学术研究需要注意学科边界问题。
    (四)跨学科研究:从民间文学到比较文学
    文学研究所的民间文学研究领域聚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在神话、史诗、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歌谣、谚语、小戏以及民间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民间”的涵义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国内外学术发展的新形势,这个研究团队在强化已有优势基础上对研究重点和研究领域多作调整,发挥集合优势,在原有《中华民间文学史》基础上修订而成《中国民间文学史》(5),涉及多种民间文学研究分支学科,获得海内外同行的重视及好评,已被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其次,强化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关注中外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前沿问题,注重对学科理念作深度反思,对关键词作系统梳理。同时,审时度势,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8]。
    从现在的趋势看,民间文学、民俗文学、民族文学乃至比较文学,殊途同归,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突破。譬如民族文学问题,现在越来越引人注意。过去,国内很多民族院校文学系通常开设有汉民族文学经典阅读课,对《诗经》《楚辞》等文学名著以及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著名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有详尽的介绍。相比之下,内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学经典,似乎鲜有介绍。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被纳入中文学科建设的规划中。201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又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热烈讨论,建言献策,凝聚共识,一致认为有必要努力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时代作用。这次会议引起了学界和在京媒体的共鸣与关注。《文史知识》编辑部又组织专栏,约请一些中青年学者撰写文章,展示新一代学者的宏观思考。
    再譬如比较文学问题,郑振铎先生借鉴《金枝》的巫术理论来解析汤祷传说,重释经典文献的文化意义,开启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名著,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杰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方法热”“文化热”风起云涌,研究者渴望“走向世界”。在这样背景下,文学研究所在1985年以《文学研究动态》编辑部为基础,组建了文艺新学科研究室。1990年,该研究室更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2002年,文学研究所又成立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将文学人类学、比较神话学作为主攻方向。
    这两个方向,又与现在比较时髦的“钞本理论”有内在的关联。
    近年,随着记忆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将历史的发展,分为口述文化、记忆文化和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这三个阶段。这种理论主张,与当前所谓“后真相”(post-truth)思潮相关。尼采说,世界上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解释。这就涉及历史的角色塑造问题、历史想象与文学想象的同异问题。依据这种理论,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情况。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出现异文,很不稳定。
    以屈原和《楚辞》为例,早在上世纪初叶,就有部分学者怀疑屈原的存在。他们的主要根据,一是先秦史料未见屈原名字,二是《资治通鉴》未写屈原事迹。廖平《楚辞讲义》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又说:“《楚辞》为词章之祖,后人恶秦,因托之屈子。”胡适《读楚辞》也说:“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冈村繁《楚辞和屈原》认为很多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6)朱东润先生虽然没有否定屈原的存在,但他在“楚辞探故”的系列文章中认为《离骚》是刘安所作,《九歌》是汉武帝时的作品,《九章》中的作品多数也成于武帝时代,《天问》可能是战国时代楚人的作品。这实际上也否定了作为文学家的屈原的存在。对此,郭沫若撰文逐一批驳[9]。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界又重提这一话题,国内出版了《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7)、《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8)、《现代楚辞批评史》(9)等,可以说是对屈原否定论的总清算、集大成。从中国人的情感来说,屈原的存在,不能否定。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情感不能代替学术。早期文献传播途径不同,同一故事便有不同记载。有关《西京杂记》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倪豪士根据毛延寿丑化王昭君这个细节,推断这部书出现在齐梁中后期。类似情形,《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女传》《新序》《说苑》等,故事来源各不相同,故事情节细节都有出入,就有一个互文性问题。即便是同一本书,前后记载也可能矛盾。比如《商君书》《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很难说一定是个人所著。《复旦学报》2016年第6期刊发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楚辞〉的时间观念》,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中,时间观念往往是循环式时间观念,直至永远。这个时期的人们基本上感觉满足,较少忧虑。进入文明较高阶段之后,尤其是中央集团统治后,新的直线式时间观念产生。这时的人们开始充满忧虑,时间的背后是悲剧性的本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按照这样的观念看《离骚》,就有三个时间观念:第一部分是主人翁第一次出发以前的部分。从时间观念来说,这个部分是在直线性质的时间里万事不如意,所以他放弃直线性质的时间,向天界作第一次的出发。第二部分记述天界游行的前半段,包括他跟女神们的接触,描写的是主人翁在圆形时间里的彷徨。第三部分是第二次出发以后记述新的天上游行,从空间观念来说,是以迈向更宽广的地域为目标进行的彷徨。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新的时间。这个时间超越直线性质的时间和循环的时间,是充满喜悦的绝对性质的时间。所以会有这三种不同的时间观念,从逻辑上来推断,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叙述者造成的。这可能就是一些学者读《离骚》时,可以读出不同作者的原因所在吧?这种文本细读,是很有意义的尝试。这个结论可能不是否定屈原,而是指出一种现象,即早期文献以某人命名,这个人不一定就是唯一的作者。
    又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历史文献,很多像小说。这也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头传播,经过漫长的流传,最后被写定。在流传过程中,口传文献信息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最终形成文本文献。因此,今天所看到的众多版本,很难说哪些是定本,哪些内容是后人叠加进来的。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质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照此推论,先唐文本文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19世纪末,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12种辨伪的方法,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
    问题是,最近40多年,出土文献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证明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
    过去我们常常依违两端,要么疑古,要么佞古,即便是中立的“释古”,或曰“走出疑古时代”,其本质还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现存史料。所谓钞本理论一个基本的态度是,承认古史材料矛盾的存在,具体材料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近年,有一种从“国学热”到“古典学”的倾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纷纷开展钞本理论研究,有的还成立古典学研究中心之类的机构,引导学者引入欧美研究古希腊文化、圣经文献的学术方法,虽然还是初步的尝试,值得关注。
    二、当代文学思潮
    (一)密切跟踪当代文学创作
    文学所的重要领导、学者郑振铎、何其芳、唐弢、蔡仪、陈荒煤等,早年多投身于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围绕着当时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文学评论、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论著,对于《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等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毛星、朱寨等人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集中反映文学研究所对于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确立了“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社会主义时期一切文学活动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朱寨、张炯等领衔集体撰写了《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新潮》《新世纪文丛》《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等著作,积极参与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批评活动中,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劫后复苏贡献力量。新世纪以来,为深入总结建国6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经验,杨匡汉、陈晓明等主持编写了《共和国文学50年》《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六十年与六十部——共和国文学档案》等著作,都曾产生重要影响。
    除完成重要的集体项目和资料汇编之外,40年来,当代室老中青三代学者潜心于个人的学术著述,成为国内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中坚力量。近年,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李洁非个案研究系列(《解读延安》《典型文坛》《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文学史微观察》《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等),总结延安经验,分析共和国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关系,蕴含着深邃的历史思考,在当代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李建军的当代文学研究(如《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文学的态度》《文学因何而伟大》《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等),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俄罗斯别、车、杜的美学思想,追求崇高之美,提出“集体性共创”理论,在当代评论界独树一帜。他在《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中指出,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自创作出来的。它涉及了对“独创”“生活”和“内心封闭性”等问题的理解和阐释。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独创性”,否定一切经验的消极的文学意识,这是一种傲慢的写作姿态和无知的写作理念。1832年2月17日,歌德对爱克曼说过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我们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严格地说,可以看作我们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们个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样。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可是有许多本来很高明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醉心于独创性这种空想,在昏暗中摸索,虚度了半生光阴。我认识过一些艺术家,都自夸没有依傍过什么名师,一切都要归功于自己的天赋。这班人真蠢!好像世间竟有这种可能似的!……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情和人物。”(10)(P250)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议论,有助于我们反思和纠正极端性质的“创新”理论和“独创”理论。
    为密切跟踪当代文学变化,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逐步确立了以“文情现状考察”和“中国文学经验”为两大主攻方向。《中国文坛纪事》(1999年启动)、《中国文情报告》(2003年启动)是“文情现状考察”核心成果,以时文选辑、考察报告的方式切入当下,把握走向,成为当代文坛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受到广泛关注。主持人白烨根据调研考察所得,为院《要报》撰写内参文章,如《青年作家队伍的现状与问题》《当下文学阅读的浅俗化问题》两文,提出要注意对青年作家的培养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中国作协为此专门召开工作会议,定期举办全国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
    当代文学研究室还曾联合全国30多家单位协作编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迄今已出版80多种,计2000多万字,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
    (二)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工作
    2014年1月,《人民日报》开辟《文学观象》栏目,就当前我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热点话题和焦点问题,以对话形式进行探讨和辨析,有的放矢地开展深入有力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收获。主持“文学观象”专题研讨的张江教授,不仅亲自参与每期专题的设计与策划,而且每期的主持人语,都有精彩的见解,构成“文学观象”的一大亮点。如在《文学遭遇低俗》中,他说道:文学发展遭遇越来越严重的低俗之风。这与整个社会环境的客观变化有关系,但更与一些创作者理念观念认识模糊密切相连。许多人认为,文学要接地气,就要“俗”。还有人宣称,只要老百姓喜闻乐见,无论俗与不俗,都是好作品。这话得仔细辨析。“俗”有通俗、低俗之分,通俗指向风格,低俗指向趣味。文学可以通俗,不能低俗。这些看法,直面当下文学现状,大胆言说文学基本问题,言简意赅,理直气壮,在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上,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理论思考与批评勇气。2015年,人民出版社将上年24篇“文学观象”系列论评文章结集为《原点、焦点与热点》一书出版[11]。
    (三)总结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经验
    中国的诗歌,从古诗到律诗,再到新诗,如何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一直以来是新诗研究的重点。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同志发表《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结合对诗歌创作问题的看法,谈及个人在诗歌形式上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新诗潮兴起,两个“崛起”,引发了长时间的论争。不过,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新诗民族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高潮迭起。从“伤痕文学”到“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创作,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创作。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系列创作,获得了较高的赞誉。《白鹿原》的意义在于,作者一方面试图探究民族文化和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努力从中重新发掘民族灵魂,发现人的价值,给文学界带来新震撼和自信(11)。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事件。围绕莫言获奖的话题,从最初的欢呼雀跃[12],逐渐集中到莫言创作与中国经验的思考与总结方面。文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甚至长远,中国都迫切需要像莫言这样的作家,以文学特有的人文理性精神,跨越文化差异,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让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同时,也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13]。莫言用自己独特的文体超越了故乡这个狭义的乡土概念,超越了故乡日常生活的简单的自然主义,超越了转瞬即逝的、空洞的、无意义的琐屑形象,超越了“怪诞现实”的物质形态,也超越了历史时间的盲目乐观(进化)和悲观(末世论),并赋予了这些被超越的东西以真正的民间气质、信念和意义(12)。
    2012年12月,文学所主管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京联合主办研讨会,主题就是“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有学者指出,莫言等人的创作证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都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主题,传承了鲁迅的主题。在莫言的作品里面,鲁迅反复书写过的暴力、围观、嗜血的主题以及“吃人”的隐喻,包括对国民性的分析,在莫言作品中都是非常丰富的。和鲁迅相比,在深刻的程度、苛刻的程度上,莫言也是有进步的,他甚至进一步强化了鲁迅的某些观念,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描写,确立了反进化论的写作立场(13)。还有学者指出,莫言的小说创作虽然受到文学大师如福克纳、川端康成等的影响,但他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还是由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滋养出来的(14)。
    当然,也会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莫言的创作虽有其贴近乡土的一面,同时也不可否认,其创作核心是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的一种延续,是对西方关于中国想象的某种印证。事实上,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早已走到莫言的前面。换一句话说,莫言的创作依然停留在过去的历史语境中。有读者指出,莫言的小说展现的是“一个阴郁、悲凉、荒诞的世界,充满饥饿、暴力和非理性的欲望。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莫言所理解的人性,抑或中国人的人性?”(15)
    (四)关注新兴媒介变化
    当前,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出许多新的文学现象,网络小说、博客写作、微博信息、手机文学以及网络文学评论等,打破了地区、种族、文化的隔绝状态,以前所未有的迅疾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对传统形态的文学构成巨大挑战。网络文学的核心价值是“爽”。它可能刺激和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也可能会造成文艺的庸俗化倾向。文学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
    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2013年7月19日,《人民日报》刊发专栏文章,“呼吁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确实,网络时代的发展,呼唤我们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不仅要追踪日新月异的文学变化形势,更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客观评述这种变化的因缘际遇及其发展趋势。这就需要建立“网络文学史”体系,评价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地位以及存在的问题。
    三、文学史及文学史料研究
    文学史研究与文学作品细读,两者关系密切,其背后又隐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细读文学作品,往往通过个案,关注艺术的特色,而文学史研究则带有鲜明的理论探索的色彩,探索规律性的东西。
    (一)纵向历时性研究
    文学史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泛,既包含作家作品研究,也涵盖文学思潮史研究。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近代文学研究室、现代文学研究室、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以及古典文献研究室主要承担广义文学史研究的重任。
    1953年建所伊始就设立中国古典文学组和中国文学史组,理论与文献并重,中学与西学贯通,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20世纪60年代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纂完成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由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汇集了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集中呈现了建国以后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长期以来作为教材,蜚声海内外。
    世纪之交,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先生组织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包括谭家健等主编《先秦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徐公持《魏晋文学史》、邓绍基《元代文学史》成为这一学科的权威著作。此外,杨镰《元诗史》、金宁芬《明代戏曲史》,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显示出文学所对文学史研究的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文学编年史等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刘跃进编著《秦汉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合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卓如、鲁湘元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刘福春编著《中国新诗编年史》,张大明编著《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14]等,一时出现出版扎堆现象。
    中国近现代文学学科,已有较长的发展历程。文学所不仅有专门的研究室,还主管着全国性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研究,在“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始终活跃在第一线。
    早在1978年,文学研究所组建近代文学研究室(初名近代组)。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机构。1982年,近代室首先发起举办第一届中国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此后每两年一届,现已坚持了20多年。由近代室筹备,1988年成立了中国近代文学学会,还成立了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等二级分会。这些机构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于1954年,以20世纪初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研究作为首要任务,兼及当代文学的研究,形成了富有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和学术传统。《文学评论》常常组织专题讨论,刊发对现代著名作家作品的研究论文。特别是鲁迅研究,常论常新。陈涌《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全面论述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孙玉石《〈野草〉与中国现代散文诗》则把鲁迅的《野草》视为中国现代散文诗走向成熟的第一个里程碑。此后,王富仁、杨义、汪晖等人又分析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复杂性格。还有学者常常运用新方法、新理论去解释鲁迅作品。譬如吕俊华《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林兴宅《论阿Q性格系统》等,都是当时传诵一时的名作。
    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成为时髦的提法。从理论上说,这种提法是“为了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目的在于探讨文学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其实质是不满足于过去的叙述,对《诗》《骚》的传统,对李、杜的地位,对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以及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提出系统质疑。在此背景下,美国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便成为学术界少有的畅销书。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有一股思潮在涌动,即海外一部分汉学家在掌控着中国文学的评价标准。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要想“走向世界”,就有必要向欧美学习,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给予重新叙述和评价,才能获得所谓世界学术主流的认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何撰写文学史,不能东倒西歪,还是要回归中国的传统,回归主流意识形态。2016年,《中国文学批评》杂志对此一现象展开讨论,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所的科研人员坚持自己的研究立场,一批青年学者自发地组成“北京·中国当代史读书会”,阅读原始文献,倡导重回经典,开展以重新阐释左翼和革命作家为宗旨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系列学术活动,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审视历史,发表了很多有深度的研究文章,即将结集为《革命·历史·文学》《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以赵树理为中心》《20世纪中国革命视野下的台湾文学》三部著作。
    (二)横向共时性研究
    近百年来,各种形式的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了上千部,多属于建立在西方文学观念基础上的知识性积累,且局限于汉民族文学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文学所就主持编纂《中华文学通史》(16)的编写工作,包括中华多民族文学、民间文学,还涉及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汉语文化圈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三通”,即纵向的古今文学贯通,横向的多民族、民间文学贯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贯通(17)。2015年,《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又联合举办了“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引起了学界和在京媒体的共鸣与关注。杨义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思考。
    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会通》立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手持的利器,就是大文学史观,注重文学史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相互交融、立体共生的关系,关注“边缘活力”问题,关注文学地理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文化学和文学图志学乃至文学考古学。刘跃进的《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一书,收集了大量秦汉时期的文人史料,依照地理分布情况进行整理,以说明不同地域与文人的气质风尚的关系。这种探讨,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赵京华率领创新团队,从事《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丛书的校勘与研究工作。这是一项旧书翻刻与整理的工作,目前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两辑近20册。丛书的整理出版,是对20世纪众多人文地理著作的一次重新发现和解读,是拼贴完成20世纪文学研究全息全景地图的一次尝试。
    开展对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研究,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是文学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1989年创建的港台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在台湾小说史、新诗史、文学理论发展史、两岸文学关系史和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近年,他们以“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为中心,梳理明末与清代台湾传统文学、日据时代文学文献,陆续推出《台湾文学大系》《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台湾地区文学透视》《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等集体成果。个人著述众多,为开拓中国大陆起步较晚的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学术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三)综合文献研究
    文学研究所的文学史研究,建立在文学史料的系统整理基础之上。古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最重要的业绩是大型《古本戏曲丛刊》的编辑出版。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作品总集,收集了留存于世的绝大部分戏曲孤本与珍本。文学所几代学人为此付出了坚实的努力,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四、五、九等六辑,收录800余种稀见戏曲珍本。2016年,文学研究所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携手推出《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第七、八两集的工作业已进入实施阶段,计划在2019年出齐。此外,刘世德、陈庆浩、石昌渝主编的《古本小说丛刊》是当代最重要的古典小说丛书。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充分吸收历代研究成果,是一部集大成式的中国古典小说书目。2017年,刘跃进著《文选旧注辑存》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力图囊括至今尚存的《文选》所有旧注。这些旧注包括李善引前人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旧钞佚注(如俄藏敦煌《文选》二四二残本、天津艺术馆藏旧钞本及日本永青文库藏旧钞本中所存佚注)以及史书古注等。此外,该书搜罗《文选》众多版本,并在众多参校本中广泛收集到一些较为稀见的日藏古钞本。这些古钞本,清代学者未曾寓目,当代学者也罕觏其面。将这些稀见版本收入《辑存》,无疑使“选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开拓。《辑存》因汇辑众多版本,正文、注文方面就出现了极为繁多的异文。有些异文两义皆可通、有些属于通假字或异体字、有些为讹脱衍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这些异文的存在,为我们探究文本意义、版本流传、六书演变、古籍校勘提供了直观的实例,有着多方面的参考价值。文学研究的角度纷繁各异,方法也层出不穷。无论什么方法,最终都绕不过作品,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作品上。作品研究,或强调理论的阐释,或注重文献的整理,但都要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细读的前提则要有一部较为可靠的文本。然而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讹误脱衍,因此文本细读首先需要校订异同、寔正文字。关于如何细读文本,《辑存》通过两万余条具体的实例,向读者说明:要从“有字处”开始细读。通观全书,似乎只是罗列正文和注文的文字异同,但这正是关键的第一步。细读文本,首先是一字一句的校读,其次才能积句成章、积章成篇,达到通解全文的程度。
    自上世纪英美新批评派提出“文本细读”的理论后,一时蔚为风气。现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受该理论启发,也纷纷倡导“细读文本”。其实,二者之间还是有所差异的,前者强调的是以语义分析作为诗歌批评最基本的方法,后者则意在摒弃空洞的文学外部研究,要求回归文本并立足文本。古代文学研究与英美新批评派的诗歌研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鸿沟,不能不加辨析就轻易地将其理论“拿来”使用。具体到古代文学,如何细读,便是一个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可喜的是,《辑存》为我们开启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为经典阅读树立一个可资效仿的范例。
    近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有“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等,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包括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序跋汇编等,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文学所主持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第一套大规模的,较为完整、系统的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全国60多所高等院校及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近400名专业人员参加了编写工作。2007年,文学研究所启动《中国文学史料全编》工程,“现代卷”即以这套丛书为基础,统一装帧,分为甲乙丙三编,集中出版。
    对于史料的系统整理,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中,余冠英、曹道衡的汉魏六朝文学、乐府文学研究,钱钟书的唐宋文学研究,孙楷第的小说、戏曲目录史料的研究,俞平伯、吴世昌的《红楼梦》研究与词学研究等,都成为相关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在他们的引领下,文学所的古代文学在相关研究领域依然保持旺盛的学术创造力。
    近、现代文学研究,随着史料的整理,别开生面。唐弢先生的鲁迅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樊骏先生对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都有目共睹。此外,对鸳鸯蝴蝶派、新月派、新感觉派的研究,我们在分析清末民初文坛、评价左翼作家创作时就有了更多的参照。文学所的科研人员对于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对于左翼作家作品的研究,对于清末民初文坛的研究,对于新诗资料的整理研究,对于文学人类学以及东亚思想史的研究,对于海外汉学的关注研究,都以资料研究为基础,立论坚实,多可信据。
    四、文学普及工作
    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有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巨大功效。文学研究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中国文学价值、中华美学精神挖掘出来,贡献给社会。文学研究所创办之初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选编历代文学经典作品。像《诗经选》《史记选》《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三曹诗选》《唐诗选》《宋诗选注》《唐宋词简释》等书,反复打磨,本身就已成为经典,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余冠英、王伯祥、钱钟书、俞平伯等人的名字和声誉,也逐渐走出学术圈,为广大读者所熟知。最近40年我们又编选了《不怕鬼的故事(增订本)》《不信神的故事》《唐宋名篇》《台湾爱国诗鉴》《台湾爱国文鉴》《台湾小说选》《中国短篇小说百年精华》以及“文史讲座丛书”15种等普及读物,还参与中组部组织的干部读本《中国文学名篇》等,积累了丰富的编选经验和学术声誉。计划中的《中国文学读本》,力求精选从古到今、包括台港澳三地的文学经典,展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为当代文化建设与文学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他人笔下所无的境界。一部好的文学选本,就是把要这类好的作品筛选出来,通过阅读,走近作者内心世界,走进作者所处的时代。
    自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民族化,就是要求文学体现一个民族的特性。这就涉及民族性问题。一种说法认为,民族、国家就是一种“想象共同体”。那么如何塑造这种想象的共同体,就需要文化的传播来完成。文学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
    结语
    回顾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前提下,已经形成几点共识。
    第一,坚持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与时代性,始终把理论研究作为提升研究水准的根本方法。
    第二,坚持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与专业性,始终把文献研究作为夯实研究基础的重要手段。
    第三,坚持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民族性,始终把普及工作作为推广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
    我在纪念文学所成立60年编写的《岁月熔金二编》序言中曾有这样的表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或许可以视为文学所精神的一个基本内涵。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60年来,文学所艰辛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的传统。首先,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发挥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引领示范作用,这是文学所成立60年最基本的经验,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次,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团队力量,夯实学科基础,这是文学研究所在学术界保持较高学术声誉的根本保障。第三,尊重学术个性,鼓励广大科研人员潜心研究,撰写传世之作。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第四,贯彻“双百”方针,坚持“二为”方向,把编选优秀的古今文学读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工作,我认为上述论断依然可以移到这里作为结束语。
    注释
    [1]2002年底,我曾应邀在韩国首尔大学作演讲,以1997年至2002年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为探讨对象,题作《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原载韩国中国语文学会编《中国文学》第38辑,2002年11月版。又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3、4、6期。现已收入拙著《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2007年,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编委会之约,就2002年至2006年间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作一宏观描述,故有《新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趋向》的命题作文,后发表在《文史哲》2007年第5期。现已收入拙著《回归与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2]为庆祝文学所成立60周年,我主持编纂了五部纪念文集:一是采访集《甲子春秋——我与文学所六十年》,二是资料集《文学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别一个时代——樊俊先生纪念文集》,四是演讲集《翰苑易知录》,五是《岁月镕金二集》。此外还有《〈文学遗产〉六十年纪念文汇》《〈文学遗产〉六十年纪事初编》等。
    [3]德里达的代表著有《书写学》《语言与现象》《书写与岐异》等。
    [4]就我个人阅读所及,如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派别》,滕守尧《审美心理描述》,列·谢·维戈茨基《艺术心理学》,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论》《梦的解析》,荣格《心理学与文学》,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动机与人格》,罗伯特、保罗·萨门《变态心理学》,荷妮《自我的挣扎》等,都具有代表性。
    [5]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从近现代的“演说”入手,着重讨论“演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章《眼睛的文学革命耳朵的文学革命》,则把1917年《新青年》刊发《文学改良刍议》视为开启“看”的文学革命。20世纪20年代以来,现代戏剧、广播、有声电影等声音媒介迅速涌现,“听”的文学就开始了。1922年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的洪深和192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归国的熊佛西,陆续将美国的戏剧理论与小剧场运动介绍到了中国本土。1923年上海的中国无线电公司开始有广播。1928年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放收音节目。华语有声电影的之作开始于1930年《歌女红牡丹》。这些都是“听”的革命,听觉艺术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
    [6]这套丛书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7]这套丛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8]2013年,以民间文艺工作者为主体的中国民俗学会,在法国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常会上,成功当选为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审查机构成员,在2015年至2017年间全面参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及国际援助四类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
    [9]朱东润《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离骚〉以外的“屈赋”》等文以及郭沫若的批驳之文,并收录在《楚辞研究论文集》。
    [10]《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出版,圣彼得堡国立孔子学院2013年整理成中俄文对照版。
    [11]张江《强制阐释论》亦很有代表性。该文针对当前文学理论界用文学场外理论或科学原理介入文学阐释,从根本上抹杀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本体特征,引导文论偏离文学的现象提出尖锐批评。
    [12]何吉贤《无名袭来“莫言风”:“莫贝尔”在中国》称莫言获奖后,“平面纸媒、电视和网络新媒体迅即开始铺天盖地地介绍和挖掘有关莫言的一切‘新闻’。记者和游客蜂拥来到莫言的家乡高密东北乡,连莫言老家的那片红萝卜地也惨遭洗劫,当地政府乘势而上,准备投资6.7亿元,种植万亩红高粱,打造莫言文化体验区。出版商们也开足机器马力,大量印刷莫言的作品,包含了莫言所有作品的20册《莫言全集》也很快上市,甚至还爆发了莫言作品的版权之争。在很短的时间内,莫言作品即高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在莫言刚获奖的那几个月,有时候,莫言的作品甚至有两三本都排在了畅销书前十位,不到半年的时间,据说莫言图书的总码洋已超过了两个亿。”收在《文学研究新视野——文学研究所对外学术交流文集》,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3]蔡清辉在2012年11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就提出莫言与“中国经验”的讲述问题。
    [14]此外,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张健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也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著。
    参考文献
    (1)特里·伊格尔顿.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杰,贾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郑敏.解构思维与文化传统.文学评论,1997,(2).
    (3)傅修延.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文学评论,2016,(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祁连休,程蔷,吕微.中国民间文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6)冈村繁.周汉文学史考.陆晓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黄中模.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8)黄中模.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
    (9)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10)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1)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6).
    (12)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2017-05-30]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3/2013-06-25/165493.html.
    (13)张清华.莫言与中国新文学的整体观.文学评论,2017,(1).
    (14)季红真.莫言小说与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文学评论,2014,(2).
    (15)刘复生.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化政治.天下,2003,(1).
    (16)樊俊,张炯,邓绍基.中华文学通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17)刘跃进.《中华文学通史》的“三通”尝试.中国青年报,1998-01-03.
    作者简介:刘跃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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