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岳版的《中篇小说选粹》从2014年始，我已经编了4年。前一段朝军兄叮嘱我为2017年版作序，我回复不想写了，朝军兄脑子转得快，说那就写写为什么不想写了。好主意，却难为了我。
    一个以书写和表达为职业的人“不想写”和“不想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现代人以祛魅为其荣耀，并以此区别古今。这一过程，如果从语言的层面上看，就是一个从大写的Word到小写的words的过程，前者是为“圣言”，后者是为“人言”。太初有道，这句话的英文是There was Word。这里的“道”，是“圣言”，也是起源之道。上帝以语言创世，说要光，于是有了光；仓颉造字，鬼哭神嚎。寓意不过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而是一种创造的力量。所以“道”、“圣言”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语言创造世界，或者说，（自由）世界在语言中得以展开其自身。
    如此说来，从“圣言”到“人言”，有一种质的转换。现代人最大的愚蠢，就是以为“圣言”已远，“人言”于是可以胡说八道。这是启蒙主义者种下的恶果，以为人可以操控语言，而不是服从于语言自身的创造性。哈曼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自大的虚妄，启蒙主义们没有注意到这异端的声音，而是进一步以对工具理性的狂热来行使“人言”的谵妄。后来的卢梭极其厌倦这些人，并开始思考成为野蛮人的可能。
    在我看来，在现代社会，野蛮人是另外一个上帝。
    还要提到尼采和本雅明。尼采曾经告诫现代人要重新学习“看”和“听”，在《偶像的黄昏》里他批评那些迫不及待洞开自己的人是一种典型的卑贱。这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指责，而是有一种政治学的考量。尼采早年喜欢瓦格纳，后来与之决裂，写有决裂之书《尼采反对瓦格纳》，他从瓦格纳的喋喋不休中看到了现代政治的控制术和神学本质，所以他说瓦格纳是他的疾病，他要割舍他。本雅明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文人，但他有一度曾经陶醉于大众的传播术——在他的时代，是电台广播。他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唤起更多人参与政治文化生活，但后来，他发现“广播”这一“人言”的传声筒不过强化了一种资产阶级的不可救药的“自恋”。
    自恋，控制术，政治负能，以谵妄的“人言”来填充信仰危机后的精神深渊，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深入骨髓的痼疾。诗人是最典型的背叛者，他们现在热衷于在各种场合表演，他们成了“人言”的俘虏，被撒旦的迷魂汤征服了。所以，我们的时代既没有真正的诗人，也难得有孤注一掷的文学和艺术。
    既然如此，我何必多说？
    我愿意在一片嘈杂中坚持沉默，并等待“圣言”的再次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