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之理解对于学术阅读,在于揭示文本的内在努力和思想逻辑,这里起码包含两个向度,一个是理解、重构文本的思想图景,这一理解与重构,构成了真诚的对话,一个是批判性的面对未完成的文本。实际上,任何文本都可被视为未完成的。张伟栋的新作《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虽未构成一个字面意义上完整的体系文本,却始终围绕核心的问题意识展开,因而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这一问题可简化为诗歌(语言)与历史(现实)的对位法问题。在对历史对位法问题的展开中,我认为有两个维度十分重要,一个是古典维度,亦包含对个人化的批评;另一个维度是拯救性维度。 所谓历史对位法,是指“诗人们在历史的迷雾中,向现实的讨价还价和对未来的计算法则,其轴心则是当下的真正的历史逻辑,正在展开的,塑造我们现实和未来的具体法则”(第6页),但这一“真正的历史逻辑”并不是惟一的,将其视为单一的,是“单边的历史幻觉”,不论这种“单边的历史幻觉”表现为救世的目的论观念的实用算法和现实斗争的法则,还是表现为历史终结论的欲望法则。如何应对这一历史困境,在张伟栋看来是当代诗歌必须面对的。但与试图在当下现实与“将来之神”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不同,张伟栋似乎更强调两者的“非均衡性”,他将荷尔德林—张枣这种对非均衡之张力的表现,视为第三条路线,异于“‘历史’中的激进的人本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的人道主义”(第19页)。 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当下语境中,如何处理诗歌与政治之关系,是“历史对位法”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对中国新诗史的“时间维度”的勾画中,从古典诗歌的“绝对时间”到民国时期的“推论的时间模式”,到社会主义诗歌中“诗歌与历史合二为一”,再到当代诗歌中的“此时此刻”,这一历史过程中,诗歌与政治分分合合。在当代诗中,呈现为将“政治”与“审美”、“个人生活”割裂、对立起来,从而将对立的双方都本质化了。在“此时此刻”的时间意识中,历史和政治因被归于宏大叙事,而被拒斥,留下的是“对个人经验和感知的依赖,对日常生活主题的迷恋”。(第31页)这一将个人生活与审美相互绑架的方式,把个体-主体空心化,小写的语言开始成为大写的语言,诗歌迷失在语言的狂欢之中。如何让政治维度重新回归诗歌,张伟栋认为,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见证式诗歌,以作为真理主体的个人,记录历史;一种是公共诗歌,以法官身份,裁决现实,给出正义,诗歌之为一种理想的律法;一种是“反政治”诗歌,以反政治作为其基本政治要义。 但在张伟栋看来,这一讨论就算是意义重大的,也是无效的,他给出的方案是揭示现代诗的古典维度。在他看来,古典维度,“首先,着眼的是共同体及其原则”(第39页),以此区别于以原子化个人为根基的现代自由主义。诗歌政治性正体现于这一古典维度中,古典维度包括“想象”与“判断”,在此尤指“判断”,即“与总体性世界的关联问题,而非某个具体的政治理念”(第41页)。张伟栋不愿意将诗歌简单归于语言,认为诗歌在语言之外,还关涉存在,并且与古典意义上的真理相关。 我们看到,当这一古典-政治维度介入的时候,张伟栋已不满于只提供一套客观描述的理论,而是试图提供一套带有价值色彩的,具有拯救维度的历史意识,这一历史意识,展开于总体性状态之中。通过对阿甘本的解读,他认为“当代性就是弥赛亚时间”,内在就包含拯救的含义,他同样也将这一拯救性维度放入“语言-历史”机制之中,同样在考察当代新诗史的基础上,勘定拯救维度的位置,试图走出由资产阶级语言观-左派语言观-古典主义语言观构造而成的旋转木马,或说诗歌体制。在此诗歌体制中,“‘历史’是已经被打包封存的‘历史’”(第92页),而这本身也是一种语言-历史机制,因而也是“单边的历史幻觉”。要从中赎出“历史”,进入时间内部,就要重新理解拯救。这一具有弥赛亚性质的拯救维度,内在于乌托邦相联系。 诗人们在此通过拯救维度召回乌托邦,也召回历史,但是具有拯救功能的不是历史,而是语言,此语言“不是信息交流、意义传达或借助政治、伦理、美学等中介所衍生出来的语言,而是来自乌托邦”(第99页),这一结构,可以联系讨论荷尔德林和张枣时所提及的现实与“将来之神”之间的“非均衡性”。 我们看到以历史对位法(“语言-历史”机制)为轴,以古典-政治性维度和拯救维度,张伟栋试图架构一个具有价值含义的历史诗学体制。并以此解读当代中国诗歌,并在阐发当代诗歌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这一历史诗学。这一努力,可以视为是“思·史·诗”的互动。我们在陈超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一书中,可以看到类似的互动模式,但张伟栋明在“思”,也就是哲学化上走得更远。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于更早一辈的诗论家,除广泛征引本雅明、伽达默尔之外,更新一代的欧陆哲学家如阿甘本、朗西埃等,进入了他的理论视野,也可见出其理论资源与上一辈已有差异。 张伟栋力图使古典-政治维度与拯救-乌托邦维度重新回复到诗歌讨论之中,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对“时间”问题的理解构成了十分重要的枢纽作用。他通过对“当代性”的阐释,试图“深入时间内部”,也希望诗歌“创制自己的时间”,这说明他意识到了时间问题,对时间的理解,直接关涉到对“语言-历史”机制内在结构的理解,但可惜的是,此一问题并未成为其关注焦点,因而对此问题并未给出更多更细致的说明,也导致古典维度和拯救维度的关系并不明朗。我在上文中给出的说明,也不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这一不够重视的一个例子是,其在一处把古典诗歌的时间视为“绝对时间”(第26页),在另一处又把现代主义的时间视为“绝对时间”(第32页),这一内在龃龉,并未得到说明。 而且就历史诗学建构本身而言,如何理解“时间”关涉到如何理解“历史”,理应构成其结构框架的重要一环,这也是我所期待的。当然,就其做重点阐述的古典维度和拯救维度,也更类似于框架之勾画,其内在纹路肌理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比如古典-政治性维度中的“判断”,具体所指为何,只是一笔带过,并未展开。比如是否可以用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概念来加以丰富,阿伦特在其论述康德政治哲学思想的讲座中,正是从判断力概念入手的,政治、审美可以通过判断力来沟通。又比如,他借用了柏拉图“分有”的概念,作为证明其诗歌主权的一个关键概念,也并未得到有效考察,所有对柏拉图“分有”概念困境的指责,似乎也可以全部用来对他的“分有”概念进行指责。 (《修辞镜像中的历史诗学》,张伟栋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