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17日，诗人昌耀给远方友人回了一封信。在收束处，他写道：“承你问及西宁的春色，真有点惴惴然，怎么说呢，这得视每个人的心情、心境而定，比方说，此刻我就听不到录音机里飘来的喜多郎的音乐……西宁的春色是闭塞的，此刻我只听到窗外的黄风。”九年后的春天，昌耀辞世，甩开毕生的创痛和苦厄，一头扎进这无边的黄风。又过了十八年，破土而出的春天在黄与绿之间变法，国运民生齐涉江，像只被一双看不见的手不断旋动的魔方。身边任何的荒唐物事都不再奇怪了，想想流放归来的昌耀听到西宁大街上传来的阵阵痉挛:“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二十七年后的喜多郎和黄风仍在吹拂活着的人们，但我无法设想经历过左左右右、兜兜转转的昌耀，该如何接受“现在而今眼目下”的生活。
    今天我们面对昌耀的诗，渐渐超越了高亢和慈航的读法，许多读者开始认真对待他后来那些不那么高亢、也不怎么能让人记住的作品。我们也时时刻刻被源源不断的新时代教育着，成了缓慢受锤的牲人，自然感同身受地学会了细读深度（而非一上来就要破口朗诵、声情并茂），揣度他诗中的音调如何沿着生命的斜坡层层剥落和滑移（不是飘移或漂移，而是滚石中嚎啕的力道）。联系周遭社政风物在东南西北风中的轮转和消逝，我们更有理由和耐心，去尝试理解诗人在呼吸和写作上的愕然生变。这种变形的能力——德勒兹喜欢称之为“生成”（如生成-动物，生成-女人等）——盖得自于诗人跟那个内在自我的对话。这种转变，在昌耀那里，可谓是以头撞墙的结果。
    昌耀闪亮期的作品大都洋溢着英雄逻辑，喜欢站在“黎明的高崖”倾吐豪言壮语（这一点与郭沫若、郭小川相似）。任何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投入写作的诗人，这种范式似乎是首要选择。在诗中，“我”是强力意志的绝对体现，是自由想象力的主人，万事万物皆备于“我”。在举国贫瘠和哑默的背后，个体意志被整编进阶级斗争的画框和集体主义的羊群，英雄便是这种幻觉的画匠和牧羊人。在这种英雄逻辑的支配下，加之“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撑腰，“我”可以等于任意物，是无限代入的X。《慈航》中的一句，概括了这种万变不离的辩证法:“你既是牺牲品，又是享有者，/你既是苦行僧，又是欢乐佛。”诗人被英雄人格昼夜冠沐，他必须有理解一切的责任和能力，包括发生在他身上的苦大仇深和时代过错，他都能在高配置的抒情中过滤、净化、扫除甚至关闭。这里的“你”，就是“我”的替身。
    昌耀在50-60年代写出的一批“凶年逸稿”，显然不是政治抒情式的或国家主义式的，也不是它的对立面，即反抗式、地下写作式或“朦胧”式的。此两者皆称自己是英雄主义之真身，犹如婆媳吵架，从而在语言上形成共谋，暗通款曲，调性戏法相似度颇高，竟也撑起了一个寡淡而虚胖的大戏台。这其间，昌耀的英雄式诗歌显然是沉寂而旁余的，也真正有机会把诗写进血液和矿脉，而非东风西风之辨。这种写姿也确属诗界第三极，或曰一种汉语中的大陆架诗歌，昌耀把自己说成立于天地间的一抹锈迹，那种坚执和苍莽的个性至死不渝，但大地的搏动与渺小的心脏同步，让他的写作逡巡在物性立场和神性纠正之间，搅动语言中的“金色发动机”。不论是初入青海时写成的《高车》、《凶年逸稿》、《良宵》，还是流放归来后创制的《慈航》、《划呀，划呀，父亲们！》、《鹿的角枝》。
    1985年，昌耀写出一首只有三行的小诗《斯人》，像在田纳西州摆放的那只坛子，成为他诗歌生命的坐标。昌耀开始把目光从高原旷野上收回，放在了他愈益深陷的生活空间。但这种目光很难及时调换，昌耀的注视迎来了必然的蛰伤。徜徉在山川河岳中的苦难岁月和漫游时光，供养了诗人稳定而崇高的世界观和英雄主义，但混杂遽变的城市却给诗人的价值信仰带来“惘惘的威胁”。昌耀面对城市生活是不适的，他仍顽固地在诗中以英雄的口吻把城市说成是“草原的一个壮观结构”，但曾被草原托举的英雄光环已被致密的楼群、拥挤的交通和陌生的面孔所遮挡、碾压和分解，这种错愕的感念给诗人带来了极强的消极性：不均匀的生活节奏、不融洽的情感/社交生活、躁动的时空体验、陌异的世俗文化……让诗人胸膛里的“金色发动机”莫名内耗，让英雄主义阐释失灵，让高烧的额头承受无尽烘烤，诗人强令他纸上的唐吉诃德军团继续前进。坚固的大陆架诗歌倾听自己的风化和龟裂，英雄式的整全意识俨然明日黄花，个体的有限性浮出水面，残缺和失败将成为当下生活无法化解的硬核。《嚎啕：后英雄行状》、《冷太阳》、《听候召唤：赶路》、《燔祭》和《哈拉库图》等作品，勾勒了这条英雄主义的遁逃线。
    从90年代开始，爱的主题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昌耀诗歌的生产线，并渐渐覆盖和融解了英雄主义溃败的尴尬。大陆架诗歌在无雨干涩的淡季终于发挥出从未有过的海洋性想象，诗人必须释放他的潜能，也必须对他危机四伏、支离破碎的生活施以援手。昌耀的情爱书写虽是突如其来，但也是逻辑使然，诗人终于要开垦自己封存已久的秘密心田。情爱的逻辑不再宣称万物皆备于我，也收敛起点石成金的强者语言。他开始承认自己的有涯之年、残缺之痒，渴望那个私密对话的人、那个与自我对称的灵魂。这种匹配和共振的完美形式，让他忘记现实的痛感和苦楚，尽管情爱的火种引他走上更加冒险的精神征程。这把晚年的烈火启示了昌耀创造出许多至美的形象：紫金冠、螺髻、圣火……成为诗人此刻美感的归宿。
    现实中引发昌耀情爱书写的有两位女性：修篁和SY。前者与昌耀有过短暂的共同生活，合合分分，直到他最后在病房里的纵身一跃；后者居于海滨，刚好是修复了昌耀长线的英雄视觉，也片刻拯救了他颓丧的生活。《昌耀诗文总集》中收录了昌耀致SY的书信21通，其中论及读书写作、诗集出版的波折、个人生活，也有沾染黄昏恋幻觉的昌耀种种恋人絮语，以及围绕礼物而萌生的幸福想象。这批书信似乎是这位渴求灵魂出口而不可得的老英雄心灵生活的最佳诠释。昌耀晚期的情诗大都是艺术上的精品，但钻研者寥寥：《她》、《暖冬》、《冰湖坼裂.圣山.圣火——给SY》、《涉江——别S》、《圣桑<天鹅>》、《致修篁》、《傍晚。篁与我》、《螺髻》、《伤情》系列、《两只龟》和绝笔《一十一支红玫瑰》——记载了诗人在情爱中的漂溺，在那严重的时刻，他的视觉一败涂地，但听觉却发达异常，世间越发绵柔的声响，给昌耀的戳痛就越发致命。
    1994年，昌耀写有一首《深巷.轩车宝马.伤逝》，描述了一种进退维谷的绝对时刻，这无疑是昌耀和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心迷宫。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相似的一处描写：“一只羸弱的拖着几千金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经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瞿秋白，这名软心肠的共产主义者（夏济安语）在最后时刻，像婴儿一般喋喋不休地叫嚷着“休息”，这声音在中国人的习见语境与灾变频仍的现实经验之间踟蹰回荡，有着十足动人的力量。
    昌耀，何尝不是一个软心肠的命硬者和硬写者，他的诗被每一位读者艰难啃噬，屏息凝神，却总是不得不停下来，停在某处。停下来的地方就是沙漠了，被黄风占领和萦绕，无始无终。昌耀还活着的时候，在给SY的信中诉尽衷肠，也隐约听到了那种瞿式的牢骚：“我于今是由自己关闭在小小书房度日，并在其间的沙发上独寝。我已表明我的生活选择。至于将来，我或许会去乡野幽处，或也可能羁旅大都远埠。人生，浪迹而已，终老乡里，小浪迹。客死他乡，大浪迹。年少夭殇，小浪迹。寿终正寝，大浪迹。而小大之辩又岂有定则？于心得体、得安而已。而人生所贵莫不在为认定的事业鞠躬尽瘁而有一至爱知己与之同行？”在黄风回还的春天，我们在昌耀的诗魂里无穷浪迹，无穷停顿，连同一连串在春天消逝的姓名，因为“只有春天的不幸最可哀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