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纯的《浪漫沧桑》通过女主角余开贞跌宕传奇的一生，既展示了新女性对爱情的追寻和坚守，又折射出了人面对历史时的无力感；同时，小说以对革命者、反革命者和投机主义者等的形象塑造和不同力量之间激烈斗争的场面描写，以及人物对不同道路的选择，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以此鉴照人性。 陶纯的《浪漫沧桑》也在探讨“革命时期的爱情”，但不同的是，作者顺着“启蒙”的路子，书写爱情在革命洗礼中对个体命运产生的重大影响，由此建构起了新型的革命与爱情的关系。 小说对历史做穿刺式剖析，通过女主角余开贞跌宕传奇的一生，既展示了新女性对爱情的追寻和坚守，又折射出了人面对历史时的无力感；同时，小说以对革命者、反革命者和投机主义者等的形象塑造和不同力量之间激烈斗争的场面描写，以及人物对不同道路的选择，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以此鉴照人性。 余开贞是国统区龙城公安局长的女儿，“李兰贞”这个名字得自她进入我党游击区后的命名。她最初参加革命，不是因为有救国救民的理想，而是受了爱情的“蛊惑”，追随爱恋的地下党员汪默涵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汪默涵尝试发展她为革命工作，但却引不起她的丝毫兴趣，由此他断定她“身上缺乏革命的基因”。而汪默涵此时已结婚成家，无论如何都不具备与余开贞谈恋爱的条件。但为了安全离开龙城，他不得已利用与余开贞谈恋爱做掩护。余开贞对汪默涵的感情是单纯的，但她的爱情之路刚刚开始就“误入歧途”，究其原因，一方面她涉世未深，在情感慑服下不能自拔；而最根本的是，混乱的现实使她无法实现爱的梦想。 在以往的写作中，女革命者常常怀揣救亡的理想走上革命的道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便是如此。但在余开贞身上，优裕的家庭生活使她没有改变命运的想法，也没有抗婚的坚定性，她决定留下来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对汪默涵的爱，也有短暂的营地生活使她对人生体会到的新感受，同时也因为江山、江母、杨天龙等的关心使她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人物命运的转折没有被作者纳入到既定的成规中来，而是返回到人最朴素、最基本的情感层面上，刻画出了一个痴情的革命者形象，这在这类题材的写作中是有新意的。 《浪漫沧桑》与以往革命现实主义写作的不同之处也在于面对历史时的立场和态度。小说并没有演绎简单化和概念化了的历史结论。余开贞的革命经历和思想状态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除此之外，从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对历史做可能性的探究也是重要方式。 余开贞的父亲余乃谦是一个投机分子，他的所作所为既有作为反动政治人物卑劣的一面，又体现着人之常情，投机心态使其始终身处力量纠葛的历史现场中，成为各方矛盾的纽结点和复杂社会现实的象征。革命阵营中的江山、罗金堂等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尽管他们是坚定的革命者，但同样呈现出复杂的面目。这些人物尽管与我们过去的文学书写有差别，但却有历史的真实性：革命队伍里的纪律和革命者的思想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来自长期的斗争实践。 陶纯善于呈现和处理小说中的复杂矛盾。他笔下的人物像在迷宫中行走，他并不给定其正确的路线，而让人物自身做尝试；他们深受各方力量的羁绊却不会中途“马失前蹄”，一直依靠自身的力量向前行走，并最终走进读者心中。在另一部小说《一座营盘》中，他以军人的勇气揭开了和平年代部队精神蜕变和军营腐败的真相，暴露出来的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丝毫不亚于《浪漫沧桑》所描写的革命斗争。 《浪漫沧桑》试图呈现历史洪流对个体的影响。余开贞对爱情失望之后，一反理想主义娇小姐的性格，抱着接受现实的态度，无论嫁给罗金堂，还是作为收编龚黑柱的筹码，以及最后与杨天龙成家，她都无怨无悔。事实上，她的转变并不是从政治和思想高度上树立起了坚定的革命信念，而是朴素的个人情感所致。但是，革命斗争对于俞开贞来说，仍然是最主要的救赎力量。她抱着拯救的目的嫁给龚黑柱，当丈夫即将背信弃义投入敌人的营垒时，她毅然决定将其杀害。她对待“九路军”人员的态度和方法，则表明她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尽管进入革命队伍时不明就里，但最终是革命拯救了她。 通过反思和忏悔自己的行为彰显革命对人的改造和救赎，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立意。余开贞和父亲各自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心中无坚定的“主义”，这也是导致他们性格和命运悲剧的关键原因。小说通过赋予人物强烈的自我意识来为行动寻找合理性。在情和义面前，余开贞常受到情感的左右，两次违纪私放被俘的申之剑即是证明。但从另一面看，她对感情和个人行动有自觉的反思意识。作为余开贞的参照系，没有坚强意志的汪默涵是一个被批判的形象。他虽然对余开贞有过纠结和歉疚，但从道德和人性上讲，这丝毫不能减轻他的罪孽，促使他最终选择了离开革命队伍，皈依佛门。 余开贞与汪默涵命运的翻转凸显了作者的历史观：善良单纯、心怀憧憬的余开贞被裹胁进入革命队伍，在爱情破灭之后勇敢地回归现实和自我，走了一条与革命道路相一致的人生之路，在斗争实践中实现了自我救赎；而满腹革命道理的汪默涵贪生怕死，沉溺于不合时宜的个人情感，最终背叛自己的信仰，被革命所抛弃，走向毁灭。汪默涵的纠结和忏悔与革命无关，只有江山以革命的名义对余开贞表达的才是真诚的歉意。 革命与个体的关系被以曲折、繁芜但又符合历史规律的方式建立起来。在反思和忏悔之外，作者的立场还体现在对革命敌人的清算上，叛徒或顽固的敌人在革命成功时都没有逃脱覆亡的命运，受到了历史的审判和惩罚；而地下党员苏小淘的冤案得以昭雪，历史终归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