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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王朔式反讽

http://www.newdu.com 2018-03-13 文化先锋(微信公众号) 朱大可 参加讨论


    反讽就是痞子的灵魂,或者就是痞子话语的核心秘密。我们习惯上说一个人很“痞”,这意味着在指陈这个对象具有强烈的反讽特征。这种特征融解在他的全部言说和行为里,仿佛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胎记。但痞子的反讽与知识份子截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对正谕话语体系的践踏上的。它像一个大院父辈那样言说着正谕话语,却又像不肖子弟那样对这种官方用语大肆嘲弄。痞子的事业就是挥霍并颠覆着他的话语祖业,并且要在这种颠覆中获得复仇的快感。
    1、情感反讽
    “过把瘾就死”是王朔“大院纪事”的样板,也展示了王朔式的精神分裂。男主人公石岜和女主人公杜梅的婚恋喜剧,一方面嬉笑怒骂、玩世不恭,一方面又满含着被反讽话语精心掩饰起来的感伤和爱欲。男女双方的游戏性贫嘴,戏剧性地反讽了各自的心灵苦痛,也就是令这种苦痛获得了一个貌似快乐的话语面具――
    那之后不久,我去外地为政府办点事。在长江边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她。那梦境不堪人目,她躺在我上司的怀里,似乎比那天躺在我怀里还心甘情愿,看见我出现在床边上也无动于衷。在梦里我就很心酸,醒来仍在流泪。
    我们看到,在王朔的小说里,更大的苦痛总是埋伏在话语狂欢的终点,伺机给主人公以致命的一击。尽管面临“犬儒主义”的指责,王朔并未逃脱痛苦的追击。恰恰相反,就其本质而言,他最终只能是一个响应时代召唤的精神分裂者,摆动于犬儒和伪犬儒之间,时而在痛苦里辗转反侧,并且竭力要从眼角皱纹的缝隙里挤出欢笑。然而,这种环绕着哭泣和眼泪的孤独、渴望和激情,却要被掩藏在冷漠、潇洒、漫不经心的彼此调侃之中,仿佛是一些街头和卧室里的日常演剧——
    她(杜梅)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像是一只鹤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
    她一看见我就笑了。当时天凉了,我穿着一身扣子指到脖颈的深色中山装,挟着个皮包,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国民党市党都委员。
    “本来就是小职员么。”我笑说,“办公室我还戴套神呢!”
    她仍是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副嘴脸。”
    ——《过把瘾就死》
    街头剧的主角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对坠入情网的恋人,倒像是两个邂逅的路人,在一脸坏笑中开始了爱情的话语嬉戏。这种把嘲弄、揶揄、反讽之类的话语推进到生活的深处,甚至推进到情感的最深处,成为构筑婚姻生涯的基本作料。在一个人本主义匮乏、生命营养不良的时代,这种自虐和他虐的病态爱情成了常态。正如小说所昭示的那样,它最终只能导致婚姻的破裂。知识份子对王朔的误读完全来自他的这种情感反讽,也即来自他对于情语的技术掩蔽。
    基于现代犬儒主义的大规模入侵,在王朔的流利的贫嘴背后,正是他的情感失语。王朔日益陷入当代社会的话语叙事的病态。他和所有当代人一样,为自己身上的那些在“信仰危机”之后残剩下来的爱情、信念和道德操守而感到羞耻,仿佛那是些在光滑的头顶上蠢动的虱子。这种“叙事自闭症”日益吞噬着他的书写,阻断了情感的正常表意。反讽的功能就是对情感叙事进行修辞转换,以便那些“情语”能够在这种似是而非的叙事存留下来。
    2、道德反讽
    情感反讽并不能解决“话语的半身不遂”危机,并且注定要进一步扩张到道德领域,在那里引发更大的颠覆事件。王朔的成就在于他把北京街痞的言说转换成了书写文本,并且在小说叙事中完成了对这种街痞话语的全面整合。但他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正谕话语。他的人物大多使用这种话语,却由于语境的滑稽性而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反讽。
    王朔是利用“身份记忆”和正谕体系展开反讽的高手。但他的初期反讽作品,其表层结构过于坚硬和完整,缺乏必要的语义裂缝,这也是其作品引发广泛误读的主要原因。他策划和编剧的电视剧《渴望》就是一个范例,那些浮动在表层的正谕话语,由于过于完备而导致了观众的大规模误读,以为该剧在放声讴歌女主人公刘慧芳,弘扬一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受虐型道德,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场隐晦的反讽游戏,刘慧芳只是他尽情揶揄和施虐的对象而已。他同时也在据此揶揄了沉浸于误读的道德快感中的电视观众。王朔就此玩弄着全体中国人民。他在这个意义上成了正谕话语体系最阴险的敌人,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误读”把王朔变成了国家主义的密友。《渴望》像一把双刃剑,闪烁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义。
    以国家主义为内核的大院话语,无疑就是王朔话语的语法根源,但王朔却反叛了他成长时代的语境。他的颠覆策略不是直接摒弃这种话语,而是利用“身份记忆”在反讽的层面上放肆地使用它,最大限度地榨取它的剩余价值,令其产生滑稽的语效。国家主义话语就这样悄然崩溃了,成了一堆荒谬的日常话语垃圾,在小说的闭抑空间里无力地挣动和喘息。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是道德忏悔者的天下。他们是一群中年或即将步入中年以及尚未抵达老年的知识分子作家,曾经遭受毛时代的政治风暴的电击,并由此获得了大量苦难经验。我已经说过,张贤亮的小说是受虐型道德的一个样本。作为王朔小说的支柱,道德反讽成了颠覆知识份子的道德书写的犀利武器。在某种意义上,刘慧芳就是张贤亮人格的一个底层民间翻版。王朔的嘲笑声越过了那个柔弱的女人,回荡在中年知识份子的头顶上,令他们感到了正在逼近的尖锐的道德危机。
    3、叙事性反讽
    王朔的流氓主义样板是《顽主》。这部最具争议的电视肥皂剧脚本式的小说,蕴含着大量流氓话语,并且成为九十年代前期文学反讽的最大的集中营。故事缘起于一群“正派的生意人”开了家叫做“‘三T’的公司”(三T’是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简称),目的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拾遗补缺,例如派个替身去替人谈情说爱,替老公当老婆的出气筒、跟人聊天、 替人组织作家颁奖大会以满足其当作家的虚荣,如此等等。但这个超现实主义故事却具有惊人的现世感。借助那些破碎的电视剪辑段落中,他要放肆地展览北京街痞的精神气质和话语魅力
    马青和杨重坐在花房般镶着通体玻璃窗的咖啡厅的临窗座位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一位老兄胡砍:
    “想想吧,万人大餐厅,多么壮观!多么令人激动!就要在中华大地矗立起来!不要总说外国的月亮圆嘛,我们也有一些世界之最。我豁出来了,工作也辞了,不惜一切要把这件事促成,咱不就为了把事办成吗?不惜糜费!长城当时不也是劳民伤财么,现在怎么样?全指着它抖份了。干就干史诗性的东西!”
    “可能骗来那么多老外么?”
    “能,官能!你以为老外们一天到晚在干吗?不就憋着到咱们中国来大快朵颐嘛。”
    ——《顽主》
    这是利用正谕话语进行多重反讽的范例,同时也是叙事的精神分裂的样本。其中第一重反讽指涉了北京侃爷的劣习,而第二重反讽则指涉了国家主义的谎言。这是发生在叙事层面上的精神分裂。王朔和北京街痞的关系是暧昧的,他一方面借助反讽与之保持距离,一方面又要利用这种流行的痞子叙事游戏来完成文学书写;他在流氓话语和对流氓话语的反省中出出进进,他们在侦探游戏的现场贫嘴,纵论国家大事,与警察们爱恨交织地周旋,不停地打牌和搓麻将,展开天桥式的话语杂耍,模仿并激赏着流氓的骇世警句,同时又企图保持一种超然的“间离”语效。这其实就是对上述痞子式反讽的第二度反讽。王朔在叙事上的不动声色导致了二度反讽的透明化。它是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存在。这种第二度反讽的透明性引发一个灾难性后果,那就是它招致来自知识界的激烈批评,认为王朔就是痞子的化身,也就是流氓的代言人。在知识份子的视域里,流氓的影像和王朔的身影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
    王朔的叙事本身是“洁净的”,他的所有街痞话语仅仅出现在他的人物对话之中。这是一种机智的叙事策略。街痞话语被限定在一个对话框里,拥有一条清晰可辨的界线。它从那里大声嘲讽(自嘲与互嘲)着威权主义的世界。
    王朔的精神分裂还在于,他时而也加入到知识分子作家的书写游戏中去。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就是一个“警察抓强盗”儿童游戏的话语再现。在谋杀、死亡、和逃亡的诡异气氛,出现了一个类似于马原、北村和余华式的结构迷宫:反复、重叠、回旋,精神恍惚,颠三倒四,像一场没有出路的梦魇。但越过凶杀的危机四伏的表面,它逐渐露出了虚构的游戏本性。
    这部“玩的小说”是王朔试图“自我超越”的一种尝试,尽管他的人物对话继续保持痞子特征,但其结构却不可思议地散发出他所憎恨的知识份子气味。他的反知识份子写作出现了戏剧性的动摇。尽管如此,王朔的语言姿态还是激怒了正谕体系的支持者(政府官员和经院知识分子),使他在受民间欢迎的同时也成为最富争议的人物。
    王朔利用北京市井口语来颠覆毛语的权威。由于王朔的缘故,民间的流氓话语大规模涌入文学,成为推进俚语叙事和修筑胡同美学的基石。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话语的叛徒,利用反讽瓦解了道貌岸然的毛语,并且宣判了国家主义威权的死亡。从此,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到处走动着王朔式的反讽性人物,言说着王朔式的反讽性话语。“痞子”成为最流行的公共形象。这是流氓美学对国家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痞子精神经过作家的界定和弘扬,最终成了普适的流氓话语。这是流氓主义弹冠相庆的时刻。
    知识界对王朔主义保持了长期的沉默,直到王朔涉入文坛十年后的1995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起者们才开始撰文弹劾流氓。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的朱学勤发表文章,尖锐批评王朔主义,指责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朱学勤的抨击显然指涉了王朔主义的某种要害:“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于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朱学勤的批评代表了知识分子对王朔的基本判断,它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界和王朔主义的道德决裂。
    但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界对王朔文本的读解存在着严重误读,它夸大了王朔主义的对文化、信仰、道德理念等古典价值系统的颠覆作用,并且无视其在反讽话语方面所获得的创造性成果。朱学勤所倡导的“第三出路”,就是企图表明除了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还有启蒙主义、人文精神等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各种知识信仰的存在,而这是比前两种都远为正确的出路。在中年知识分子的传统信仰和新生流氓主义的价值反叛之间,爆发了经久不息的话语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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