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原 1953 年生于辽宁锦州。中学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1982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并开始发表作品。1985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历经钳工、编辑、记者、大 学 教师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中 短 篇小说《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游神》《旧死》《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文论集《虚构之刃》《细读经典》等。
    我写了四十几年小说，在我整个写小说的生涯当中，《黄棠一家》这本书算是比较特别的。我个人在小说方面的兴趣基本上比较偏重形而上，对社会生活、对时政、对历史不是特别有兴趣，所以我的写作原本和人群结合得不够紧密。前些年我生了大病，生病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一点改变，觉得实在的生活离我的距离近了——原来可以天马行空，不管社会、不管其他人，但是生病以后一下打回原形，原来也一天在吃三顿饭，也得购物，也得用劳动换钱养家糊口。生病以后突然觉得离人群近了，再重新写小说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还债的心情，觉得原来还是欠了一笔债，欠了我和周边人们的债，欠了读我小说的那些读者的一笔债。所以就忽然关心起当下，关心起人群，忽然就形而下了。
    这是我打算写的“形而下”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写的是财产、遗产的纠葛，叫《纠缠》，第二部本来的名字叫《荒唐》，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特别陌生，和我儿时的世界比起来，觉得什么事情都偏离了原来的样貌，尤其是价值观偏离得格外厉害。
    我是一个老“铁路”。我爸爸妈妈是“铁路人”，我自己最初也是在铁路。我读了铁路的中专，进了铁路的火车头单位机务段，从那考大学离开铁路，我对铁路知道的比较多。在我的概念里边，比如说桥，桥和星辰日月一样，就是永恒的东西。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随便翻翻社会新闻，不时就会发现哪儿哪儿的桥又塌了；过去扶老携幼是一个普遍的人道、一种法则，但是在今天真有老太太、老头倒在路上，大家走到近处发现了要绕半圈过去。
    在我们那个年代，社会崇尚一些伟人、一些大人物，比如像马克思、达尔文、托尔斯泰，这么一些巨人，但是今天，每天教导中国人民的是一些商人、有钱人，人们关注他们在首富榜上哪一年排在第一、哪一年排在第二，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是这样一些人。
    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当了十几年老师，用上海人的话讲就是，好像这个世界和我儿时的世界真是两样了。觉得无论什么都有点不对，什么什么都有点不对。所以当时写《黄棠一家》的时候觉得特别进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约瑟夫·海勒。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家。都说“文无第一”，我个人认为小说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差不多可以当他是第一，就是约瑟夫·海勒。大家都知道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我个人特别喜欢。他还有一本书叫《上帝知道》，那本书的翻译、出版我深度参与了，我觉得能写《上帝知道》的人是小说历史上最最了不起的家伙。他另外一本书也有中译本，但是译的不太好，译成《出事了》，那本书介绍过来的时候本来有一个特别好的标题叫“出了毛病”。我觉得我要写的这个黄棠，其实就是写的这种心情、这种情况，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出了毛病。
    我曾经想过这本书还应该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因为它是一个中国故事，囊括了今天好多方面的特殊家庭，有官、商，还有时尚界、艺术界的人士，还有既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的人，在一个家庭里我把中国当下社会，我身边见到的那些熟人朋友，把他们的故事写进来。如果真说有一个主旨的话，就是“出了毛病”。我曾经想过这本书可不可以叫《中国病》呢？因为它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当下的故事。我知道书出来以后，单行本出来以前先有一个缩写版的在杂志上发表，然后还有一个全本的，发表在浙江的一个地方杂志《江南》上。我在这两次发表当中收获了一些反馈，说怎么好像是“新闻串烧”？写的都是这些年在新闻里经常出现的事情。
    我记得余华先生前几年的一本书《第七天》，那本书出来的时候也曾有过批评家说像是新闻串烧。我听到“新闻串烧”这个反馈的时候，知道是说我写得不好——看你这个和看报纸有什么差别？拿一个报纸这些事都知道了，我何必看你的小说？
    媒体朋友也问过我类似的话，我说我们写小说的关心的是纵向，我们哪怕就写一个断面、一个横剖面，我们还是关心纵向。我可能比较希望今天大家对这个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觉得熟视无睹，觉得每天就生活在书里的人物当中，大家都特别熟悉，今天看着不新鲜、不刺激，不像《捉妖记》，平时见不到，去电影院才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写的事情不用看就知道，你上公交车、上商场，每天听大家说的就是这些事。但是我们写小说的人有一点关心纵向，放到历史里边，假如我这本书运气好，30年以后还有人看，或者是300年、3000年以后还有人看，那时候他们看也挺新鲜的，退回30年要是看这本书里的故事，一个很有身份的老太太暴病在街头，一个很恢弘的大桥说塌就塌了，汽车稀里哗啦摔到河滩里，大家觉得今天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提前30年、过后30年，我相信大家看这个事情挺新鲜的。桥也能塌？30年以前有哪个中国人听说桥塌了？！
    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城市是辽宁沈阳，沈阳这个城市的老百姓特别迷足球，球迷特别多，原来有一个沈阳市人民体育场，18000个座位。对一个足球城来说，显然远远不够。后来又建了一个能容纳6万人的五里河体育场，一个大的足球场。大约十年前，突然又把五里河体育场炸掉了，我回去问他们为什么炸掉？它不是很新吗？我听到有一种说法是，房地产开发商觉得这块地方作为房地产价值更高，能赚的钱远远比重买一块地建足球场划算。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时代好多事情都荒谬得不得了，居然河也能干，地球上好像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建在河边，但是有一天突然河干了，泰晤士河如果干了我想象不出人们怎么办？塞纳河如果干了巴黎怎么办？中国人有办法，我这个故事里的城市河干了，这个河正常的话河面宽1000米左右，1000米宽的河在这个城市有二三十公里，河干了以后河道居然变成聚宝之地，里面全都是机构，最多的机构是沙场，因为基建需要大量用沙。听说洞庭湖的湖沙已经卖到了31个省市自治区，可能也就是没卖到台湾去。我有一个知青伙伴，现在是我所在的那个城市的破烂王，10亿富豪。他的主要基地就在河滩里，河滩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包括黑道生意。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当中。我65岁，也就是说在我走向社会四十几年，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世界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我现在住得离人群有点远，在中缅边界的一个大山上，叫南糯山，也是一座茶山，喝普洱茶的人多半都知道这座山。面对我生于此、长于此的祖国，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是一个陌生人了。我记得大诗人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里面有一个片断，他回到家乡，回到大堰河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是大堰河的客人，是他家乡的客人，是他家庭的客人，那种感受和我的感受有一点像，我在自己的祖国里，成为了一个陌生人，我已经不太认识这个世界了。
    我曾经写过西藏。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去过西藏，在许多年里我一直写西藏，觉得对西藏充满陌生感，陌生感极大地调动我的神经，让我感到特别新鲜。我去西藏的时候写西藏，在当时还算是特别热闹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觉得马原写的西藏很奇特，以前没人这样写过。就是因为我对西藏陌生，对西藏一无所知，看什么都新鲜，我就把这个新鲜的感受尽量复原或者再造，重新造出了一个对我而言、对我的读者而言特别新鲜的一个西藏。现在我写这本书有一点像当年的情形，我个人生活一直是远离人群的，只要一下山，一回到人群，我就发现什么都特别新鲜。
    一年多前我们在山上突然给装了网络，我才知道什么叫Wi-Fi。而在此前很多年，我只听好多朋友说，就连养牲畜的牧民进城、进饭馆、进商场的第一件事都是，大喊大叫“有没有Wi-Fi？没有Wi-Fi叫我们怎么活？！”。原来我以为大家说这个话有什么典故，似乎是很幽默的事，但当我开始用了Wi-Fi，我才真正理解了。所以我说对这个世界特别陌生，对别人来说耳朵都磨出茧子的当下生活的种种荒诞和荒唐，对我来说特别新鲜，所以我对它充满热情地写。结果发现，人家说你以为你写的主题新鲜，其实这些事不就是“新闻串烧”？我挺沮丧。不过也还是挺高兴，如果今天的人不爱看，我就等30年，等30年以后这些事重新变得新鲜的时候，给那时候的人看，也许他们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说两句题外话，贾平凹的《废都》刚出来的时候一片骂声，但是我看了以后挺喜欢，就因为我说过喜欢《废都》，我的同行朋友们都特别气愤，说它有什么好？我说因为庄之蝶就是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人就是这个德性，无良、无德、无形，最后到无聊，无聊透顶。一个同行，也是像贾平凹那么有名的一个同行，就说“贾平凹这么写我就看不了”，我说古往今来还没有一本书把我们这个人群写得这么无聊，真是写无聊最成功的一本大书。
    庄之蝶有空就找那几个老的、小的女人荷尔蒙一下，要么就给哪个酒厂或是药厂写写二类广告，要么就是别人求他办事，他辗转地跟这个市长秘书说，你给我办个事，跟那个厂长说，你给我办个事，这不就是我们这群人的德性吗？庄之蝶真的就是我们这个群落的典型，有一点小名气，弄的好像天下女人都想跟他上床。我看有一个批评他的评论家写的特别尖锐，说他真把自己当成超级明星了，觉得每个跟他上床的女人不但情愿，而且充满幸福感，终于有机会上了庄之蝶的床。那个批评家是满怀无产阶级义愤说这句话的。
    这本书里的故事跟《废都》里的故事说到底何其相似。今天看全是俯拾皆是的身边的热闹事，但是你翻过今天，翻到昨天或者翻到明天的时候，其实是蛮新鲜的，都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