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迎来了创刊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中共延安时期最重要的宣教媒体，它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发表了“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和与之相关的社论。
    “妇女问题”是20世纪激进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关于“妇女”和“妇女解放”的诸多话语同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等论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在1942年延安的政治氛围中，“三八”节的意义便是被放在世界大战和全民抗战的新局势下加以阐释的。1942年《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的指示》中明确写道：“在苏德战争，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坚决地站在反法西斯反侵略阵线上，在加强团结，准备反攻方面获得了更有利的客观形势。在这种环境中来纪念今年的‘三八’节，它的政治任务是动员各国妇女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消灭东西法西斯主义而斗争。在国内则应更加巩固各阶层各党派妇女的抗日统一战线，配合全国各方面的动员，积极准备反攻，为最后驱逐日本法西斯出中国而斗争。”[1]为配合这一“政治任务”，《解放日报》3月8日社论《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号召“全世界妇女，在今年三八节，能够更进一步在组织上团结起来，在工作上联系起来，结成强大的反法西斯阵线。”[2]特刊刊首文则选用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蔡畅的工作报告《如何使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团体成为更广泛的群众团体》。在这一天的报纸中，无论指示、社论，还是蔡畅的工作报告，都竭力将妇女纳入抗战建国的宏大叙事，在这一叙事中，“妇女”是“复数”概念，它意在建构一个新的历史群体的形象和力量，而女性个体生命所具有的意识、潜力和欲望却隐然不见。
    与上述妇女解放话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作为一篇1942年“三八”节的纪念文章，丁玲的“有感”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其立场和思维方式都远离统一战线的要求。针对女性生命经验为宏大叙事所覆盖的现象，丁玲不无讥诮地说：“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这分明是在暗示，革命与民族解放的“大话”同女性的日常经验严重脱节。敏感的女性意识使丁玲不自觉地采取了一个解构革命集体叙事的视角，从而对民族危机时刻集体统制的合法性造成挑战，也给自己招来“意外的批评”[3]。
    丁玲的书写始于妇女集体的社会权益和政治要求，在这方面她对延安政权的建设工作颇为满意：“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4]但丁玲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站在不可化约的个体的角度发出进一步的追问：在制度与法律的幕后，女性的日常生活感受究竟怎么样？平等与自愿的原则是否真正动摇了习惯势力，并使人们的深层意识有所转变？抑或是通过与旧意识形态的合谋，反增添了女性的生存压力？回答却是令人沮丧的：“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如同“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口号是个人解放所需的复杂斗争的代名词[5]，“延安新女性”也是一个涵义丰富的象征体，在思想界的主流论述中，“她”体现着解放区人民的身心巨变，象征历史的进步力量和一种新的生活。[6]然而，理想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却频遭非议，制度层面的“平等自由”原则并未落实于日常关系之中。理念与经验的这种游离状态多少表明，作为象征物的“女性”仍是价值转型期多种话语交汇、冲突的一个场域。《“三八”节有感》中多次出现的“回到家庭的娜拉”的比喻，便形象地传达出“延安新女性”在多种话语包围下所陷入的现实困境，而这一困境同时也是时代的隐喻。
    这个比喻首先表明家务和育儿的压力仍集中在女性身上。自从专偶制的个体家庭产生以来，家务就变成一种私人服务，被排斥在社会生产和公共生活之外，现代的个体家庭自然也不例外，恩格斯即认为“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7]，这种状况和意识仍残留在延安所建立的新生活秩序中，约束着女性的行为。而“娜拉的觉醒与出走”，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叙事，在革命的延安，它同样是生活想象和性别想象的重要资源。在这一现代叙事中，“家庭”指向的是一个封闭、落后的空间，它无法容纳人们对“革命”和“人的解放”的种种想象，在此意义上，现代家庭也并非“新女性”可坦然安顿的空间。而另一方面，自晚清以来，我们的民族国家想象中便一直包含着对“国民之母”的召唤。抗日战争和延安高度组织化的生活秩序，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对母性、母职及其奉献精神的要求。[8]于是，疏忽母职，会招来“贪图舒服，好高骛远”的非议；可“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在全心的操劳中日渐疲惫、苍老，又会遭到现代小资产阶级审美眼光的奚落。
    可见，“回到家庭的娜拉”作为一句无情的讥讽，却因其内含的多种话语冲突，真实地反映出传统的男性世界对新女性的矛盾态度。在这句话中，无论“娜拉”还是“家庭”，都是意义不确定的“飘浮的能指”，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映现出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困境和现代中国人的主体危机。然而，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权意识形态将这两个语词“缝合”在一起，集聚为一种压迫性的力量，施加于女性身上。在这一意识形态结构中，女性陷入了“回家庭”和“到社会”的彷徨处境，而无论她们做哪种选择，都难以逃脱“落后”的命运。“落后”已成为社会对女性的一种成见，在这一价值判断的阴影下，延安社会为“各阶级各党派妇女”所提供的自由、多元的出路变得有点令人生疑；而妇女在新的制度条件下被激发出来的热情和干劲，也因此被引向虚无。
    这一命运——在适应和创造一个现代中国的过程中承受主体的矛盾和破碎状态，显然并不专属于女性，而是关乎每一个在现实和想象层面与之相关的个体。意识到这点，“落后”的指责便愈发显出怯懦和不负责任，它重复了批判思想经常蹈入的一种逻辑，即将不满与过错归于异己的一方，并在抗争过程中不断制造出对立的关系结构，从而把“自我”放在一个心理上的安全位置。“先进与落后”便是中国现代性叙事中的一对结构性矛盾，它包含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处境带给国人的种种复杂的压力和焦虑。然而在这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将女性归于“落后”的一面，至少在象征意义上表现出进步历史对女性经验的排斥，在狭隘意识的诱导下，解放运动很难避免在其内部复制压迫性机制。
    对于这“落后”，《“三八”节有感》却别有一副眼光。虽然，由于题材关系，丁玲在文中只是针对妇女问题说话，但其态度和方式却有着更大的包容性：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
    我们有必要细细体会这段话的句法，在对缺点与痛苦、升华与沉落、幸与不幸的无差别铺陈中，丁玲悲悯地撕去了粘在女性身上的意识形态标签。另一位男性作家赵超构也曾说过相似的话：“所有延安的‘女同志’……都是在时代的大风雨中漂泊过来的。”[9]在这类表述中，女性不再是时代的落后者，而是社会历史中的敏感主体，它消解了“先进－落后”的刻板评价模式，并且隐含着叙述性别和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作为大风雨中的漂泊者，历史的敏感主体，女性拥有极强的感受和表现痛苦的能力。她们在漫长的被压迫历史中所积累的痛感，使得现代女性的觉醒、反抗和批判都具有充分的历史合法性。在现代世界，女性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是一股猛烈的颠覆力量，可对一切沾染男权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秩序实施解构。《“三八”节有感》作为延安文学中最重要的女性主义文本，在发表后不久，即被戴上了个人主义和挑战权威的帽子。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点名批评，更使这篇杂文成为后来人们观察延安异端思想不愿绕过的文本。
    不少论者认为，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对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大话”持根本性的挑战态度。比如《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评论：“《‘三八’节有感》……是一个由知识分子自我的良知与女性的性别敏感汇合而成的现实透析，它……指明旧历史残余在阵营内部依然故我的存在，这种存在甚至原封不动地表现为性别的奴役。”“它迟早会揭示有史以来的统治/被统治、压抑/被压抑的人类历史现实。”[10]李陀在《丁玲不简单》一文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丁玲的问号的核心，是民族国家（无论其建立了怎样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否有权把女性纳入某种改头换面的但仍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秩序。”[11]他还特别分析了《“三八”节有感》中“小话”与“大话”的对立关系：“在文章结尾处，丁玲直接把‘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这种语言称做是‘大话’，她申明她不对女人讲这些‘大话’，然后以‘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等‘小话’劝诫她的同性。”李陀认为，这一对立关系“只能是一种隐喻”，“它以一种曲折的方式讲述女人的意义和民族国家的意义之间的严重的对立。”[12]可事实上，丁玲虽然敏感到女性经验与正在建构中的民族国家诉求存在分歧，她也愿意为女同胞们发点牢骚，但作为一个身临其境的当事人[13]，她的态度不可能像后来的研究者那般斩钉截铁，她的心情毋宁说是犹豫而苦闷的。在写完《“三八”节有感》的当天下午，丁玲去参加“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在会场上她闷声不响。当群众拥护她上台讲话时，她又像是跟谁赌气似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不想说话”[14]。是什么原因让丁玲失去了以往的冲劲，感到难以发言了？
    多年后，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在勾勒她心目中理想的女性主义斗士时这样写道：“作为一名斗士，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必须高瞻远瞩，而不局限于一拳一脚的相互交锋。”[15]在西苏看来，理想的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和一切类型的反压迫斗争谨慎地结盟，共同追求宏大的乌托邦愿景。她进而这样陈述女性总体历史与现代抗争运动的关系：
    存在一段漫长的扼杀雌性的历史，这点已为昔日殖民地的人民所了解，为那些工人们和各民族所了解，为那些背上被男人的历史射中的人们所了解。饱尝迫害屈辱的人们从折磨中获得对壮丽未来的执着渴望；被囚禁的人们比狱吏更懂得自由空气的甜美。由于她们的过去，今天的妇女懂得如何去获得男人们只有在许久以后才可能想象的东西。[16]
    我们不妨把西苏的言论看作是对20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理想主义的总结和展望，在她笔下，第二性既是一种性别，更是某个由历史造成的受压迫集体在经历现代的觉醒后，从其自身处境中默默生长出来的斗争与奉献的品质。这一群体既是具体的，又具有总体的象征性，在“她们”对面是不公正的旧历史，身边站着其他的受压迫兄弟，而在一切结盟和战斗的关系中，她们始终葆藏一颗要不断在矛盾中突破矛盾、在斗争中推进斗争的敏觉的心。这种女性品质，如同一切高尚的品质一样，需从历史的机遇（和实践）中召唤出来。
    反观前引丁玲对女性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通性，尤其是在看待差异和斗争的态度方面。所以，丁玲的犹豫和苦闷其实是一个彻底的女性主义斗士在现实中必然遭受的困扰，消化这些困扰是现代女性主义的战斗任务。诚实的书写是她的第一件武器，在《“三八”节有感》中，丁玲通过写“小事”、说“小话”，发现“平等、自由”的现代政治理念原来并不具备内在的一致性和普适性，从而意外地揭示出革命、民族国家话语同男权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可正是在这个胜利的节点上，她陷入了困境，因为这把批评的利器若顺势深入下去，必会颠覆现代历史的大叙事和其中所包含的正义追求，而这又是合理的吗？或许，这根本上有违女性主义的历史态度，在其成功的终点上也不过是完成一次力量关系的翻转。又或者，女性主义会在洞悉一切组织形式的压抑机制后，选择从时代的大风雨中退却，通过对“自我”的潜在性的精密分析，不断地切分和定义类别、性别与个体。
    历史条件和外在的政治环境当然不会允许丁玲做这样根本性的颠覆或离弃，但我更倾向于从“时代的敏感主体”的思想经历来认识阵营的意识形态。不久，丁玲写作了《风雨中忆萧红》，作为与《“三八”节有感》同期留下的一份思想记录，文中同样充满了苦闷而不得其解的情绪。但在涉笔“个体经验”时，丁玲却有如此鲜明的表态：“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这是她对人们单纯依恃个体经验、并因此不断退缩到“小我”空间的警惕。有了这种警惕，那种构成现实批判力量的性别/个人经验应引向何处？它们如何能转换成一种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力量？都成为难以平衡的问题。处在这样的思想冲撞中[17]，丁玲要“说话”，当然不容易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三八”节有感》在凌厉的散点批评之后却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颠覆性的批判话语，而是将矛盾的解决引向了对“女同志们”的希望和建议：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这些注意事项分别是：“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
    对于文本中的这条裂缝，不少研究者都曾敏锐地把握到，不过他们大都将其看作是现实批判和象征性话语的分断线，因此很少认真对待丁玲在这里所提出的建议。[18]但是如果我们不固守于分断线概念，而是借助丁玲的早期创作、时代的若干主题等材料补充文本中的缝隙，我们将发现，这些建议并不简单。
    首先，“每日注意事项”其实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日常。比如“不要让自己生病”，其真意便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安逸自保，而是节制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因为“无节制的生活”，纵是浪漫、可爱，却“对今天环境不适宜”。而在“使自己愉快”这条建议中，丁玲又对“愉快”给出了独特的定义：“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建议大多以否定的方式表达，在短短的四段话中，我们不断读到“不是……而是……”、“不……不……”这类句式，以及“改正”、“牺牲”等指示“自我否定”的词语。[19]从上下文来看，“否定”的对象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安稳生活，“生活的满足”、“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月下弹琴”、“花前吟诗”，都是这种生活的格调，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女性解放、恋爱结婚观念和都市经济混合催生的梦想。丁玲在其早期创作中曾详细描述过这种建立在自由恋爱与城市核心家庭基础之上的现代生活秩序，并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青年女性对这种生活既依恋又质疑的困惑心理。
    早期启蒙文化曾确立了一套关于自由恋爱和妇女解放的知识，正是这套知识促成现代女性的觉醒，并在其普及的过程中渐渐打开了女性的社会生存空间。因此，从1920年代末期开始，在丁玲等女作家的笔下出现了一群生活在旧式家庭之外的青年女性形象，她们在不同的觉悟水平上实践独立、自由的启蒙理念。然而，未经根本变革的社会并没给这些自立的女性提供太多出路，恋爱－结婚似乎是她们唯一可以投入的形式。丁玲早年创作的深刻之处便在于，她通过对人物关系和个性心理的书写，撕开了新式生活的乐观幻相。新式恋爱同样容易受到社会关系中市侩本质的污染，从而导致恋爱中人的精神异化。而个性与情感的觉醒，在缺乏现实出路的情况下，常常退化为个人的心理缭乱。丁玲早期小说中的不少主人公都曾是这种心理缭乱的牺牲品，譬如梦珂在经历了恋爱的纠葛和失意后，最终屈服于那使她堕落的社会（《梦珂》，1927年秋）；新式的职业妇女志清，终抵不过虚无的压力而陷入谵妄状态（《暑假中》，1928年春）；憨朴的乡下姑娘阿毛，因羡慕都市女人的生活与爱情，在不断地自我推敲中精神崩溃以至自杀（《阿毛姑娘》，1928年春）。《莎菲女士日记》是将这种无聊而感伤的心情表现得最为透彻的作品，小说中莎菲时时处于迷惘、亢奋、不安的状态，但可贵的是，作者始终坚持让莎菲完整地承受着这“时代苦闷的创伤”，而不简单地为其求一个解脱。这种饱满的不满情绪早晚会长成自我突破的力量。因此，在《一九三〇年春天上海（之一）》中，当丁玲安排年轻的少奶奶美琳在革命工作中重获生存的意义时，她应该已经认定个人主义解放的局限性。那种通过情感的觉悟和恋爱结婚而确立的女性/个人主体，或许能勉强配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但在中国20世纪上半叶充满忧患的历史环境中，却难以藉此安顿时代的苦闷。《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的年轻太太美琳，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通过自由恋爱组建爱的小巢，日常生活衣食无忧又不乏生活的艺术，这样的生活总该叫人满意了吧？然而丁玲将美琳及其小家庭放在1930年春天上海骚动的大背景中加以描述，美琳“每天穿了新衫，绿的，红的，常常同子彬在外面玩，但是心里总不愉快，总不满足”[20]，因为上海春天的空气中弥漫着生机与危险、罪恶与斗争，这些却都和她的小家庭生活漠不相干。在时代的大风雨中，个人主义的小家庭也渐显出其狭隘、平庸的性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解放成果，“核式家庭”在现实实践中的这一渐趋固化的形式显然已无法应对社会和时代的重大问题。
    在《“三八”节有感》最后的建议中，丁玲彻底拒绝了对上述生活的缅怀，也否定了与这种生活想象相连带的感伤主义倾向。通过“每日注意事项”对女性的规约，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女性主体形象从文本中生长出来，“她”具有一种强大的意志力量，能够整合自身破碎的经验状态，而更为重要的是，“她”尝试改变在以往的意识形态结构中渐趋固化的女性形象。
    《“三八”节有感》的叙述者和丁玲早年创造的“莎菲式”的女性仍有着同源同根的关系。她们内心都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觉和向往，但又自觉外在环境并没为她们提供一套可以信托的道德、伦理或政治话语，以解释和整合这些经验，因此她们不得不据守一个不妥协于环境、不依靠于外力的“自我”的位置，一面发出“叛逆的绝叫”，一面在自我的内部描绘世界、培植信念。在延安社会，虽然革命政权中仍纠缠着某种压迫性机制，但对于新的女性主体来说，第一位的历史选择必是先从自我内部否定城市小资产阶级女性感知和表达自我的方式，由此解除悔恨懊恼、自怨自艾和自我满足的封闭魔咒，然后尝试能动地包容超越于自我之上的异质性经验。所以，在《“三八”节有感》中，“每日注意事项”的真实意涵与诉求，是将对历史的使命感和对新世界的向往渗透于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通过生活的自律与进取，促成新文化的自我的生成。
    但《“三八”节有感》所招致的意外批评和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对丁玲不啻于一场蜕变。在延安整风中她这样反省《“三八”节有感》的错误：
    尽管我贯注了血泪在那篇文章中，安置了我多年的苦痛和寄予了热切的希望，但那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21]
    晚年她又再次检点了这篇文章的“毛病”：
    我自己想来，这篇文章也确实有一个大毛病，它有点仅从妇女本身来谈问题，说妇女要奋斗，要独立，要有见解，就不怕男同志离婚了，这是不足为法的。……妇女要真正得到解放，得到自由，得到平等，必须整个社会、整个制度彻底改变，否则是不行的。[22]
    从专注于女性的血泪与苦痛，到认同党组织、妇女群众组织的建设性；从叙述“女性”的心理生活，到分析不同阶层妇女不同的生活境遇和诉求；最后认定必须从社会制度全盘改革的角度理解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从丁玲的反省材料中，我们不难读出这样一条自我扬弃的思想轨迹。
    那么，该如何理解丁玲的选择呢？是宏观的历史运动覆盖了人的个性吗？这个故事，大概应该从青年丁玲对个性的执着与不满开始讲起。很少有人像丁玲那样，对现代个性主义带给人们的解放和迷障有如此深刻的洞悉。对于丁玲来说，“个性”的覆灭是为了“真个性”的创生，只是，无论哪一种“个性”，在其概念的内核和分别未被厘清之前，她在写作中都会因此流露苦闷暧昧的思绪。在丁玲根本的觉悟中，“真个性”是与理想社会及其精神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一个冲决罗网的革命年代，个人的不满是尤为珍贵的反抗资源，在此意识前提下，一切社会组织的笼统要求都难免令人警惕。
    1942年，时为革命政党的中共在几乎一切工作指示中都特别强调“组织起来”，在这一方针的宣传和实施过程中，“个人”与“组织人”的辩证关系再次作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组织人”的身份，无疑将对既有的个体经验实施规训，但另一方面，它又构成对某种历史形成的本质化身份的质疑和挑战，这其中包含着建构新的历史主体的朦胧希望。丁玲和不少延安知识分子的选择，需从这历史的辩证关系入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自我”的不满和对新社会主体的热烈期待，使丁玲和她的同志们乐意投身于这场“自我”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历史运动。
    当下我们可谓处在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但同时又每每在泛滥的“个性”符号中感到眩晕和失重。是到了为怅恍的心灵填补实在内容的时候了，此时先辈们曾经的经历和选择，无论包含着多少悲辛与挫败的记忆，都强有力地警示着我们：宏大理想的失落，也令“个性”的成长丧失应有的质地和张力。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三八”节给各级党的指示》（1942年2月），《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597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
    [2]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1942年3月8日。
    [3]丁玲：《解答三个问题——在北京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8月），原载1979年10月10日《北京文艺》第10期，《丁玲研究资料》，第18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4]关于延安妇女地位，另参见《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4月4日公布）等条例法规中对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妇女特殊权益、确立“平等自由”现代婚姻原则等诸方面的安排。《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176、177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
    [5] [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第134页，新星出版社，2007年。
    [6]在1930、40年代中外人士所发表的各种延安访问记中，大都对延安的“女同志”、“新女性”有专门的描述，他们从延安的女性形象上看到了新的生活及意义。参见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的妇女》（1937年），《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第99页，济南出版社，2005年。赵超构：《共产党员》、《延安的新女性》（1944年），《延安一月》，第90、167页，上海书店，1992年。
    [7]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8]如林宗素在1903年撰文写道：“女子者，诞育国民之母……故今亡国不必怨异种，而惟责我四万万黄帝之子孙；黄帝子孙不足恃，吾责夫不能诞育国民之女子。”林宗素：《女界种叙》，《江苏》，东京，第5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上刊载了这样的文字：“夫效力国家，其道多端，非必躬登政坛而后可也。女子者人类之母也，相夫教子，持家处世，其所贡献于国家者既多。法国妇人则恶劳苦、好逸乐，……此风不可长耳。”梁华兰：《女子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1日。1942年，周恩来在《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中写道：“论到母职，这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而人类社会，更应自觉地认识母性的伟大和母职的重要。”“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亟须尊重母职，提倡母职。”原载《新华日报》1942年9月27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第609、610页。
    [9]赵超构：《延安一月》，第90页，上海书店，1992年。
    [10]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第216－2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11]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第184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 同上，第186页。
    [13] 换句话说，丁玲不是革命、抗战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宏大历史过程的旁观者，而是这一现代化目标的积极追求者和参与者。
    [14]丁玲：《谈写作》（1982年5月），引自王增如、李向东编《丁玲年谱长编》（上卷），第1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15][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16] 同上，第203页。
    [17]《风雨中忆萧红》中写道：“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呕吐”、“冲撞”这类用词，将作家思想的斗争与选择过程表现得极富身体感。或者说，这样的表达是一种隐喻，它暗示了女性思考与切身体验之间的亲密关系。
    [18]有研究者认为，这些“个别性的建议”不能“回应普泛的性别问题”、“撼动女性所处的结构性位置”，因而无法与前文的性别批判所达到的深度相匹配。李晨：《〈“三八”节有感〉：革命与家庭之间》，《革命政权与作家的主体建构——延安时期的丁玲》，上海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7页。或如李陀所言，这些建议只具有一种象征意义，作为与民族国家“大话”相对立的“小话”，它们在文本中的出现，隐喻着“女人的意义和民族国家的意义之间的严重的对立”，因此无须对它们的实际效用太过较真。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第186页。
    [19]除了上文已经举出的例子外，丁玲对“每日注意事项”的解释还有这样一些话：“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着重号问笔者所加。
    [20]见丁玲《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的第七节，《丁玲全集》第3卷，第28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丁玲全集》第7卷，第74页。
    [22]丁玲：《解答三个问题——在北京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丁玲研究资料》，第183－18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