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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痛苦是另一处痛苦的回声 人与人之间每段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所有人都有权利去创造和不断加深对各种关系的理解，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关系同样构成困境。深陷在关系里，是人们与痛苦为伍的根源之一，而每一段关系所特有的光影明暗，又决定了人们在通往世界获取现实感的途中，每一个瞬间的位置和走向。2017年，一些以女性之间微妙关系为题旨的小说，丰富了文学这一品类中有关“关系”的向度。其中，表现亲缘之下女性关系（母女关系）的几部作品，尤其值得关注。 不知从何时起，母亲的形象开始走下神坛，母女关系从和谐走向了疏离甚至反叛，母亲的缺失、母女之间的裂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下书写中具有普遍性的认知态度与美学倾向。 关于痛苦的回声的描述，杨方在《天鹅来到英塔木》中说：“她们中某个人的痛苦也许正是另一个人痛苦的回声，这让她们找到了彼此纠缠不休的理由。”狠心的母亲、不靠谱的双胞胎姐姐，作者极富边地特色的、幽默甚至略带嘲讽的表述，令小说中母女关系的痛苦部分为一种喜乐精神所驯化。“我”与母亲之间，从本质上来说是同构的，而这同构的基础是我们共同持有的“向生而生”的生命观。同样以痛苦为起点，《我不是尹丽川》里的情绪变调则为成长的波折感所填满。一个女人怎么会是另一个女人的妈妈呢？带着相似的身体，我该做她们没做的事吗？庞羽将外婆、妈妈和我三代人命运片段的起伏，容纳在一首诗歌的长度里，同时容纳于其中的，还有一个小小的个体，从自身、自情感发散而出的主体性追问。陈永和在《十三姨》里也写到了“母女”间的误解和疼痛，只是在岁月的安抚下，这些情绪逐渐为感同身受所替代：直到“我”也老了，老到可以看到死，便长出了一双十三姨看我的眼睛。崔君《炽风》里母女关系的发生情境更为特殊，却仍旧落脚在人性的幽微和不忍上。因此，当“我”某天学着母亲的样子把沸水浇在鸡蛋上时，却换来了意想不到的痛斥，母亲只想让与父亲通奸的女人掉头发，却从没想过让她死——如此有力的细节，恐怕只有在极具潜力的小说家的头脑里，才得以迸发。 谈到关系，总是难以避开爱。这一年，作家们围绕着决定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基始性情感，反复用文字印证那条早已不再是新发现的拓扑学原理，此处一次不经意的振翅，在另一处看来或许就是海啸山崩、世界末日。张天翼的《重逢的三个昼夜》写同性间的深重感情。在这篇反对复述的小说里，战争、军队、失意、重逢，共同组成了一段近乎绝望的、极度纯粹且不辜负任何人的完满爱情。作者在展示其描绘人心中大江大海和每一波微澜的卓越能力的同时也告诉我们，那些已经被小说家成千上万次拥抱过的主题和故事，仍然可以在新的语境下生发出新的光景。畀愚说，《氰化钾》中的乱世之爱，只是谍战者的片段人生，而在离乱人生表象下微不足道却又深入骨髓的情愫，则可以发生在那个时代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张翎《都市猫语》里的猫是可通人语的猫，是非人的观察和叙述媒介。两只猫的难舍难分，使得同一个屋檐下，洁身自好的出租车司机与迫于生计的卖身女之间，产生了相依和怜悯的可能。 在文字中照见更清晰的自己 关于自我的探询如同一枚磁石，紧紧吸附着人们。这也是为什么在张悦然《阿拉伯婆婆纳》中，会有一个无处不在又几乎已经死亡了的作家，写下一部不愿出版的作品；为什么姚丽《带刀刺猬》里的“我”明明可以发声，却拒绝与任何人交谈。因为在她们看来，一个人的首要交流对象，有且只有自己。 小说家们或许早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人是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的综合。因此，在有限、暂时和自由中寻找无限、永恒与必然，于此在的困境中确证自身的意义与价值，便成为自我对谈中赢得自我、获得自我的旨归和终点。荒芜的校园、一望无际的枯败杂草，所有人分散在其中，这是胡迁在《大裂》里呈现的困境和荒原。每个人都试图寻找出口，而藏宝图和金子，则是独属于“我”的意义空间。《花与镜》的荒原，寄生在一个机械人的世界里。在父亲彼得身上，张天翼写出了个体在地狱之中、于绝对孤独状态下的善好与自救。她让我们看到，一个已经毫无退路的人，如何对信与真保持强大的信念，并高贵地活。复杂境地中的绝对单纯，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崇高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人性的力量，是两位年轻的写作者贡献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确证意义与价值，并不意味着回避孤独者自我对谈中另一重充满悖论的困境。远赴澳洲体验牛仔生活的经理人，在回味自己“顿悟”的一刻依然受到善意的嘲笑：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钻过针眼还难（禹风《穿针之旅》）。比如在与特权阶层的交往中，“我”只有以大篇幅的动物学文献为保护色，才能确保内心的强盛并全身而退（牛健哲《猛兽尚未相遇》）。比如在情感结构的创面里，女孩将苗条的身体视为自我确认的对象，一旦幻象消失，暴露的则是于价值离散语境中自我信赖感的彻底崩塌（马小淘《失重》）。比如在极端的异化状态下，完全迥异的人生仍能够见缝插针地错差、置换，极度扭曲的仿象，同样可以将自我的惟一性稀释（范小青《王曼曾经来过》）。计文君讲述《化城》缘起时所用到的譬喻，或许可以看作对困境中遭遇悖论的另一种阐释：我们此刻所栖息并从中得到鼓舞的，并非真正的宝地。接下来行进的方向，取决于我们再次抬眼看向世界与自我的目光。 在时下“无力青年”、“无为青年”甚至“失败青年”的人物群像里，《故事星球》中的阿信是少数愿意把窃窃私语转化为热切行动的人。他同小伙伴一道，在千帆竞技的资本大航海时代组队打怪，为的是让正在长高的中国抬头看一看星空。彭扬将青年人所特有的、寓于奔跑——急停——再奔跑之间的速度感和心理节奏，寄托在一个关于梦想的故事里。从阿信身上，我们可以辨认出一种处于成形过程中的“新人”的可能以及一种新的姿态，这姿态中，蕴藏着青年写作的新的路向。 在这一年小说家为我们描绘的重重困境里，生活的走向和人物的自主性越清晰，人与世界的关系反而越繁复；人性寻绎着更丰富的藏身之地，情绪和风习更自如地参与着人的韧性和价值的支撑；新人遇到新时代水土，层出不穷，只是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尚有些形单影只。但这些并不妨碍小说家们持续性的探询。在他们眼中，文学意味着不断地重新开始。就像包慧怡在《僧侣镇》里所印证的那样，文学之于人类的终极关怀，是让我们拥有无上的自由，得以携带着“死亡的苦“和”遗忘的甘”，回到之前人生的任意一点，重新来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