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澈1954年出生于台湾彰化，曾做过农民、报刊杂志编辑、农会工作人员、农渔民自救大游行的总指挥等等，众多角色中，始终未变的是“站在土地上说话”的诗人。他先后出版了诗集《土地请站起来说话》（1983）、《手的历史》（1986）、《海岸灯火》（1995）、《西瓜寮诗辑》（1998）、《海浪和河流的队伍》（2003）、《小兰屿和小蓝鲸》（2005）、《詹澈诗选》（2005）、《绿岛外狱书》（2007）、《余烬再生》（2008）、《下棋与下田》（2012），以及诗与散文合集《这手拿的那手掉了》（1995）。2017年11月，在新诗百年之际，詹澈以诗集《发酵》完成了对现代汉诗中“五五诗体”的又一次新的探索。《发酵》分为五辑，分别是《竹子晒衣杆》《发酵》《采兰者与捕蝶者》《早觉者的呼吸》和《诗与火车头》。在诗集中，诗人注重从土地出发体味与反观人生。
    詹澈军中退役之后归园种瓜，躬耕田野，亲炙土地，他所创作的诗也取材于土地、根植于土地，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深厚的诗情土壤经过灵感的触媒发酵，更加诗意盎然醇厚，因此他被称为“台湾诗坛一位重要的农民诗人”。西瓜园的生活虽过已久，但是诗人写在撕下的日历上的诗与父亲在西瓜园的生活点滴得以保存，历经15年完成的《西瓜寮诗辑》并没有缓止詹澈对乡村生活的整理，泛黄的日历以及句句诗歌时刻带领诗人回味那段艰辛的时光，并继续出现在《发酵》的第二辑之中。在传统田园诗歌所具有的怡然恬静的基础上，作者加入了现代性的语言、动感的画面和节奏感，诗人眼光细腻，常常抓住他人不易察觉的事物，将写实描绘成一幅生动的画卷，像“杂草、牧草、废纸、稻草、落叶/还有牛粪、鸡粪、羊粪”（《发酵》）讲述了发酵的过程是悠长而缓慢的，土地的营养需要时间去孕育，去等待；“火柴擦过火柴盒，叭喳的擦声后面/跟随着火花，仿佛阴霾的天空在雷声过后/伸下了闪电的根”（《香火与栅栏》）再现了火花像是闪电留给大地的根；“逗点似的小鸡/在母亲呵护下啄食米粒——鹰影蹿下”（《欲望的鹰影》）讲述了自然界中强大与弱小的关系；“青茫茫的灯芒在灰蒙蒙的山岚中/像蛋白中开始成形的蛋黄/村民心窝深处一丁点的窗口/没有月亮的晚上村犬有时还会向它吠月/这山村新竖的一盏灯，童年梦中高挂的灯笼”（《结痂的灯光》）营造出空旷的山野间自然与人的和谐……历史上多少文人雅客向往着纯净而安逸的乡村生活，这些诗句是诗人对于劳动、自然的尊重和回味，表现出对土地深深的挚爱。
    詹澈笔下有对于乡村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童年的生活里有与亲人一起生活劳作的温馨画面，“父亲与母亲一组，我与大哥一组”，“父亲弯腰，母亲也弯腰，影子碰触互相鞠躬礼拜”（《留瓜》），也有一起面对洪水的苦涩经历。时光流逝，岁月的刀刃在其成长道路上刻画了一条生死离别的线条，隔开了与亲人之间的距离，“而父亲早已去世，骨灰还是不忍，不敢/撒在树下成为堆肥，像成堆的落叶与枯草/化作春泥再护花”（《发酵》），“母亲的手术没有成功，我还是感谢它们/曾经与我及母亲，依靠着石头山，竖着耳朵倾听”（《石头山下》）。父母是诗人的创作源泉，失去亲人的心痛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深化了诗人对离别的认知与思索，一家人生活的点滴就像灯光，照亮诗人前进的路途。三十余载，母亲遗留的戒指“像记忆深处的月蚀发着光环”，约束和规范着诗人的行为，让诗人在面对一个又一个人生十字路口时，握紧方向盘，警醒着不要迷失了自己。而今，再回味童年的生活，对詹澈来说更添乡愁，乡村与城市的生活就像两台缝纫机，“一台是老式的脚踩机，一台是新式的电动针织机”（《女裁缝的二胡》），“当城市伸展四肢向乡村挤压/乡村是变高了还是变瘦了，高速公路穿心而过”（《另一对邻居》），而本真的生活也只有深山里的原住民部落还略有体会吧，穿梭在两台裁缝机声音之间的诗人，向往过去农村生活的同时也对当下城市生活进行反思。
    诗人扎根土地，赋予细小的事物诸多哲理内涵。“这枝条，像弓弦，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调整果枝》），诗人将修剪定型枝条象征调整“均衡”，“像父子关系，夫妻、朋友或同事”等关系，要用心处理，勿急勿缓；像人生道路，不能在路途中迷失自己；像生态需要平衡，勿让欲望毁灭了生态环境。人言道：“五十而知天命”，此时期诗人更易反观人生，侧重精神上的反思，也更关注客观现实。“政党恶赛，自由伤爱，民主负债……减碳，减碳与开发，民主与民族，南北不平衡”（《邻居》）。负有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詹澈，“想好如何与好邻居相处，相依为命”，“与邻居们，疾驶在高速公路上，疾驶在一个转弯的大问号里”（《邻居》）。诗人从“邻居”这一意象出发，视野扩大，关联出历史与现实、城镇与乡村、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物质与精神、欲望与环境等等诸多相邻的共生问题。社会工业化与现代化加速所带来对资源和利益的需求使人的欲望不断膨胀，为了争夺“石油与黄金，钻石与油矿”，“走在前面的，是刚结束的一场战争/走在后面的，是逐渐逼近的枪声”（《埃博拉病毒》）。因贫困、战争与疾病的散播，“瘦骨如柴的小孩坐在已逝的母亲身边/母亲们躺在路旁，还没有覆盖白布/头朝内，脚朝外，排满一条小街/国家、政客、军阀、军火商、石油商、粮商、捐客/已掩着鼻子离开，他们还会再回来”（《埃博拉病毒》）。生态破坏引发水灾等自然灾害，农民却束手无策，“暴涨的河水往西，经过农舍/经过楼房，水稻、花生、蒜苗，还有泡水的墓碑”，“政客们仍以口水治水”，“人类再大的权利还无法掌握没有主人的云雨”（《香火与栅栏》）。在善与恶、生存与死亡、文明与战争的交错下，诗人心系普通劳众、批判和讽刺那些丧心病狂的政客和野心家，似乎让我们看到了那位在2002年曾经号召12万农渔民参与“与农共生”农渔民自救大游行的总指挥——詹朝立的身影。但是，所有的事物并非对立矛盾，正如诗句“文明的我们，再活的新鲜亮丽，又如何能远离战争与垃圾”（《发酵》），所以保持距离，掌握好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詹澈是一名早觉者，也是一名早熟的诗人，他“在缓慢的旋转中匆忙，在匆忙的前行中自觉”《早觉的呼吸》，因此他对于诗句诉请表志的追求，常以诗为药，忧思土地的未来，忧国忧民。他的诗取材于生活中的细微，却赋予其灵魂和思想，诗如《发酵》的味道：“越往下翻，颜色就越黑，越油，越肥/这，必须经过发酵，他一面翻动一面嚼槟榔/久不闻其臭，仿佛闻着香气，像是吃臭豆腐/发酵，像食物在胃里消化，各种微生物/像面粉揉成面团蒸成馒头，白米蒸成红发粿”。
    当今，新诗的发展仍然面临众多质疑，尤其是新诗与散文、新诗的形式等问题已被争辩无数。谢冕曾说：“新诗的口语化与散文化最后的底线是要保持音乐性与节奏感的存在。”诗要有其基本元素，好的诗会因为内容而有适合的形式。在众人对新诗争论的过程中，詹澈不断思索，“想为新诗的灵魂再找一个健康适当的身体，为新诗的身体再找一件适穿的外衣，或只是为自己在新诗创作旅途中找一个安住的旅店”，于是他持续探索更新“五五诗体”。“五五诗体”是詹澈参考中国阴阳五行的道理即朴素的辩证法的运用而来，他在诗集后记中进一步解释道：“五五诗体”即每首诗五段，每段五行，不超过五百字，不押韵，五段中或五行中可各作起承转合或变与易，在整首诗的第三段较好转易，或第三段第三行可作诗眼轴转，虚转实、情转境、境转意、哀转怒等，配合木火土金水、东西南北中、喜怒哀乐悔、贪嗔痴慢妒、春夏秋冬、七情六欲、五官六识等等。但是诗人并非刻意以“五五诗体”作诗，而是有感而发之后再修其形，久而久之，达到合一。
    然而，新诗的创新离不开中国传统古典诗词的厚重内涵。詹澈敬仰屈原、杜甫、柳永等心系百姓、用心创作的诗人，注重诗的品质和精神力量。他尊崇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诗诗体创新中增添了中国哲学的因素，在他心中“诗这个字的形意，应是寸土上寸心里的言说”。正如沈庆利在序中评价詹澈：“他应该是当今两岸诗坛上‘以生活（万象）入诗’，‘以泥土为诗’‘以散文（口语）入诗’‘以感慨（议论）入诗’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践行者之一。追根溯源起来，詹澈的诗作是与诗经至唐宋以来中国诗歌的这种‘议论化’传统、‘散文化’传统、‘生活化’传统、‘市井化’传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深切关系的。”作为一名从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诗人，詹澈立足本土、将生活入诗，并且不断为弱势群体、底层劳苦民众发出呐喊，视野广阔也聚焦到贫富差距、物质追求膨胀、精神文明匮乏等诸多社会问题。诗人一直以“人类最早的文学形式的诗的创作者，人类最早的大地上的劳动者，也以农民的子弟与代言者为荣”。
    “不做帝王客，自唱百姓歌；声名在人间，岂止凌烟阁”是詹澈作诗的精神追求。一直以来，詹澈反对战争，强调以“认同的心理来实现祖国统一”，诗人心中认定台湾在中国版图的东部，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新诗发展百年之际，诗集《发酵》的实践也为两岸现代汉诗的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隔岸相望，“我在这岸站成牛郎星了，我的家呢？/在参商之间，听见对岸，水声潺潺/织女呼喊着，回家吧，晚餐好了”（《隔岸牵引》），他希望转折期的台湾社会应该同大雁一样，不应迷失自己，要寻找自己的原乡，两岸之间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奔走于海峡两岸的詹澈心系土地，他的诗歌富有政治抱负、人道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百年中国新诗发展长河中，其不断创作实践的“五五诗体”也成为融汇传统诗歌文体与当代议题的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