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龙头，莫言研究在近年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到2017年间，以莫言研究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共17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1项，重点项目2项，后期资助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6项；如果加上各省市社科规划项目及各省市教委级别研究项目的统计，其数字就更加可观。2017年10月7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莫言研究作为主题进行检索，近五年间期刊论文及硕博士学位论文，平均每年的论文数量都在300篇以上。同样是在2017年10月7日，用“莫言研究”作为检索词，在当当图书网上检索，包括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莫言研究书系”（张华、贺立华主编）和“莫言研究年编”书系（张清华主编），近五年出版的莫言研究论著有30余种。莫言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一片热烈的学术狂欢之中，也存在着许多彼此重复、缺乏新意的低效现象。比如说，关于莫言的童心叙事，或者说儿童视角，说来说去，新意有限。关于葛浩文英文翻译与莫言小说原作的关系研究，已经形成了数量众多的论文，但是看来看去，这些研究基本是停留在葛浩文对莫言小说在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的技术性分析方面，分别列举诸多具体的例证，其结论却大体相似，缺少更为深入的思考和阐述——为了免于空泛浮滑，对这一现象略加论述。归化与异化，是所有的跨语际传播中不可或缺的普遍现象。而且，葛浩文翻译了莫言的众多作品，要从中为自己找出若干例证都不是难事，也不无研究价值；但是，诸多论者都如此浅尝辄止，就令人叹惋。
    更为深入地考察葛浩文现象，我们需要作出的判断是，葛浩文有没有美化莫言，有没有拔高莫言？在海内外都有某些人说葛浩文塑造了海外的莫言小说形象，葛浩文是莫言获奖的最大功臣，乃至诺奖应该颁给葛浩文才对云云，研究莫言的跨语际传播，不能够对这一核心命题付之阙如。而且，葛浩文不仅是翻译了莫言，他是否美化了莫言，要从他的整体翻译实践予以考察。从青年时代到当下，葛浩文翻译的中文作品逾70种，除了他心仪的萧红及莫言的大部分作品，还有苏童、王朔、刘震云、冯骥才、梁晓声、王安忆、贾平凹、阿来、李锐、张炜、毕飞宇等。没有对这些译品的大面积考察，何以见出葛浩文翻译的独特个性，何以确定其翻译莫言作品所体现出的具体特征呢？做莫言与葛浩文的话题研究，其意义是可以扩展到葛浩文对海内外华语文学的翻译研究的——说葛浩文翻译了半部当代华语文学史，不为夸张。这个题目继续做下去，是将葛浩文与其他的中国文学翻译家的比较研究，扩展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基本策略研究。如此说来，我们对莫言与葛浩文现象的研究，目前还只是得其皮毛，离登堂入室尚差甚远呢。
    深入拓展莫言研究的空间，有诸多向度。本文只从地域文化角度着眼加以论述。
    “高密东北乡”指掌图的深入考定
    莫言与地域文学研究，是很多论文的聚焦所在。高密东北乡的建立，是从《白狗秋千架》还是从《秋水》开始，孰先孰后，论者都有很多的论述，但对于这两部作品的创作特色以及它对于莫言创作产生的路标性意义，乃至1985年的文坛气候，都未及堂奥。高密东北乡王国的“开疆立国”未曾阐释到位，对它的演变和版图，也没有得以深入探究。比如说，以墨水河和马桑河为主脉，将坐落于这些河流两岸的村庄、乡镇、田野、湖泊、铁路、山丘和县城等绘成一张地图，应当对考察高密东北乡在莫言作品中的文化地理学，有积极的帮助，就像有人绘出曹雪芹笔下荣宁二府的地图，有助于理解《红楼梦》中豪门大户人家的居住格局与人际关系一样。
    在此意义上，周蕾的《莫言在1985：“高密东北乡”诞生考》和陈晓燕的《论莫言小说中的河流叙事》各有洞见。周蕾没有停留在高密东北乡问世的时间层面，而是从几乎同时写成的两部作品，《白狗秋千架》与《秋水》的创作特征入手，一部是严酷现实及青春残酷的冷峻描述，一部是浪漫夸诞的“爷爷奶奶”们的爱恨情仇，它们分别型塑了莫言表现现实生活与畅想祖先历史的两种方式，为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建立，奠定了一种复调。陈晓燕勾摄了莫言建构高密东北乡中命名的多条河流，并且做出论断说，这个“高密东北乡”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因《红高粱》而闻名的高粱地，然而最常出场的却是河。“讲故事的人”莫言所讲的故事中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河的周围，许多时候河流不仅见证了人物的悲欢，而且参与了故事的演进，河流是莫言小说中不可忽略的存在。此论言之有理，《红高粱》中的墨水河大桥伏击战，《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在水利工地的劳动场所和被小铁匠扔到河里不可复得的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与张炜比较研究的几个要点
    莫言与齐鲁文化及齐鲁现代文学研究，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论域。从刘鹗《老残游记》等作品描绘的济南府大明湖风情起，山东作家及描写山东地域的作品，是一串非常可观的名单。五四新文学中的齐鲁作家王统照、杨振声、李长之、李广田、臧克家、吴伯萧、王希坚等山东籍优秀作家，以及老舍、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洪深、萧红、萧军等作家在山东工作生活期间的创作，有待从天时地利人和的方面进行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刘知侠、王愿坚、曲波、冯德英、峻青、王安友、郭澄清、李心田、萧平、贺敬之、苗得雨、杨朔等山东作家享誉文坛，吴强描写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的长篇小说《红日》跻身于“三红一创”。进入新时期，莫言、张炜双雄并峙，李存葆、矫健、苗长水、赵德发、李延国、王润滋、尤凤伟、张海迪、陈占敏、杨志军等都蔚为大观，在大陆文坛足以傲视群雄。还有，海峡彼岸的王鼎钧、朱西宁、姜贵、管管、马森等在齐鲁文化的大背景下创作出各自的文学高峰，作为山东省籍第二代在台作家，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等也在海峡两岸呼风唤雨声势日隆……他们与莫言的文学创作声气相求，良性互动，凡此都应该列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从现当代文学与齐鲁文化的关联性入手，让我们的研究更接地气，也加强为山东地域文化的新发展建言的自觉意识。
    比如说，考察莫言对蒲松龄的阅读和借鉴，一个最好的比照对象就是同为胶东半岛作家、同样受到齐文化巨大影响的张炜。莫言被从藤井省三到杜特莱再到诺奖颁奖词誉为东方的魔幻现实主义，张炜也被许多研究者看作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追随者。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在1980年代中期，马尔克斯旋风曾经将莫言、张炜等诸多青年作家裹挟于其中，在其时的作品中都留下明晰的印记。但是，他们很快地进行了文学转向，马尔克斯的更重要的启示是唤醒了他们少年时代听到的聊斋风格的乡土故事，是印证了蒲松龄传统的现代意义。莫言在《讲故事的人》的获奖言说中很明确地阐述了这种路径选择的轨迹，对于张炜，也有睿智的批评家做出这样的论述：
    应该说，齐文化和《聊斋志异》传统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复活，正是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的启发而创造性地转化为新型叙事资源，也正是张炜在这个泛文化语境中，所自取和改造的叙事资源。假如说张炜的小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那么，他首先应该是出于对中国魔幻叙事文本的“影响的焦虑”的克服，从这个方向与世界性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汇为一种文学流脉。
    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熏陶是共同的，莫言和张炜作品中都有浓重的非写实的倾向，对于神秘难解的灵异事件和神秘的乡间动物植物，都有精彩的描写；在接受和阐释蒲松龄传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说法又是各有千秋的。莫言解读蒲松龄，看到了蒲松龄个人命运的坎坷多舛，强调的是他终生难以忘怀的科考梦及其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写人生，写社会，同时也是在写他自己。蒲松龄博闻强记，学问通达，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绝不是夸张。他的科举之路刚开始非常舒畅，县、府、道考试，连夺三个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个举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运气。他怀才不遇，科场失意，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与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联系。他的痛苦、他的梦想、他的牢骚、他的抱负，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读蒲松龄，莫言的说法是“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张炜的说法与之异曲同工，蒲松龄这样的作家写作其实就是写自己，“其实一个作家劳作一生，最后写出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作家自己……他的所有文字都在记录着一个生命的全过程，是这个生命在人世间留下的所有痕迹。在这些字里行间，作家的个人气质、灵魂、形貌和嗜好，都要无一遗漏地被镌刻下来。从这些文字符号中，我们会感受他的一切。”
    这里显然有很多文章可做。莫言是从《聊斋志异》中读出蒲松龄在科场上的屡战屡败，深刻的挫折感和对功名仕途的向往。如果说读作品要从中读出莫言自己，那么，这种曾经的挫败感，唤起的是莫言在创作初期对于能够在报刊上正式发表作品的焦灼期盼——如果说，每一个文学爱好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发表，以证明自己的写作才能，而且，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靠文学改变命运的人不是特例，那么，莫言从1978年开始给《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投稿开始，到1981年他在《莲池》发表《春夜雨霏霏》，虽然时间不算长，但他承受的内在压力却异乎寻常。莫言自从1976年穿上军装，就决心就此告别乡村，走入城市，在部队得到提拔，从普通士兵变成干部身份，就是必由之路。为此，莫言是接连遭遇坎坷：第一次是准备过参加军校入学考试而未果，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电子计算机系招生，莫言所在部队有一个名额，莫言为此准备数月，硬着头皮去啃数理化，但最终没有得到上考场一搏的机会。紧接着是部队为适应干部知识化的需要而实行新的选拔机制，不再从表现出色的战士中直接提干，让莫言遭遇新的晋升危机，尽管说他无师自通地刻苦自学成为政治教员，在训练大队给学员讲授政治课屡受表扬，仍然不得其门而入。第三次是力求以发表作品显示才华而破格提干，这对莫言几乎就是唯一选择，但他的文学之旅一开始走得并不顺利；一个人的“文运”往往是难以掐着时间去计算的，有人一鸣惊人，有人迭遭败绩，但是，作为已经超期服役数年的莫言，每年都会面对退伍回乡的一个坎，需要时时面对“倒计时”的窘迫，感受被迫出局的巨大压力。这样的精神折磨，在期望和失落间往复循环，再有坚强的意志，在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退稿时，都会感到沮丧和悲凉。1980年5月，在与大哥管谟贤的一次通信中，莫言请在常德当中学教师的大哥帮自己买书，书目是《辞源》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的各分册，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等。从这些书目可以看出，这是莫言担任政治教员的授课所需，能否胜任训练大队教员，可能决定莫言能否提拔为军官。在这封信的结尾莫言写道：“这是我能否达到目标的最后一次‘垂死挣扎’，是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成败在此一举，希望您能给予我支持。”
    然而，这一次的努力未能成功。在1981年10月的一封家书中，莫言报告了《春夜雨霏霏》发表的喜讯，莫言自述，“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这可以说是造化弄人。莫言同时也讲述了破格提干遭遇新的挫折，他的提干问题，局党委已通过，因情况特殊，转报部党委审批，近日又闻，部里也不能批，又转报总参。按说战士提干，局里即可批准，没想他竟搞得如此麻烦，层层上报，“成败与否很难预料，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是不敢抱过大的希望的。老天爷，人生多歧路，坎坷何时平。”加上身体欠佳，家中事务让他担忧，“据父亲来信讲，家乡大旱，种麦困难，十分忧虑，然也爱莫能助。芹兰分娩之期日近，我竟也要替人做父亲了，这简直不可想象。往事不堪回首，几十年，一场梦幻。我马上也要卅岁了，再不努力真的就完了。”读到这封信的结尾，“祝福我吧，你们！”这6个字，包含了多少沉重悲怆。
    与莫言对蒲松龄的描述有明显差异，张炜从道家文化的角度去接近蒲松龄，认为“我宁可相信那种恍惚的道家气息与《聊斋》是一致的”。“这让我想起一些文学通论，那里面谈到蒲松龄，总说他写狐写妖‘高人一等’，说他‘刺疾刺腐’。其实是赋予了很多阶级和社会的意义。但是我以一个胶东人的眼光，以一个读者和作者的感受来说，觉得或许并非如此。相反，我觉得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兴趣写作，就是说他当时很喜欢记下这一类故事，并没有想那么多。对社会的牢骚固然有，那种愤愤不平之气文字里都有，但更多的还是趣味，是记录的兴致。这里，作家对于齐地风情、民俗传说的忠实书写才是主要的。”张炜对道家文化的思考之深刻，在当代文坛无出其右者，这在《古船》中有入木三分的表现。他以道家解蒲松龄，自有其眼光独到之处；同时，他强调蒲松龄写作中的趣味、兴致，和对齐地风情、民俗传说的忠实书写，这让我们想到张炜自己几次在胶东半岛游走，进行文化考察，并且将其心得融入心间笔底，乃至对徐福文化的深入开掘。这不也是一种读书即使读自己的体现吗？
    共同的地域文化，给他们以共同的文化传承。例如传统的中医对两人的影响。莫言自小就非常崇拜的大爷爷就是名扬四方的著名中医，莫言的爷爷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却凭着灵性而可以帮助其兄长料理中药房的事务；莫言自己在乡村生活期间，也跟着大爷爷学习过中医，背过《汤头歌诀》等医学典籍。张炜对中医的推崇也是充满热情的，还把中医上升到思维论的高度予以评价：“中医不仅是医道学问，它更重要的还是思维方式。这种思考力在当今如果缺失了，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场灾难。现在常常能看到西方思维的皮毛，这种简单化一刀切和不求甚解，想用来治世医人，连门都没有。我当然热爱中医等传统文化。”从医学和医生的角度展开，莫言写过相关作品；张炜近作《独药师》，传统养生术的传人季昨非，在中医与西医、情欲与革命、养生延命与流血牺牲的纠缠冲突中展开，为辛亥革命在山东做出精彩的艺术描绘。两者间有哪些值得开掘和比较的经验？
    莫言和张炜，都是家乡坚定的守护者，都对故乡故土一往情深，作品中融入浓郁的地域色彩。但是两个人描绘乡土的方式各有不同。莫言是开疆辟土式的，一方面他是把发生于异地异乡的故事移到他熟悉的高密东北乡，如《天堂蒜薹之歌》，一方面，他借用活跃的想象力，为高密东北乡文学领地增添了许多现实的乡土所没有的形貌和风俗，不但是可以将现实中阙如的沙漠和山体、异乡异国迎接新年的乡俗划归本乡本土所有，还可以像《会唱歌的墙》那样去虚拟一面在风中发出神奇声响的酒瓶子垒成的墙壁（或许是从台湾电影《搭错车》的画面中得到灵感？）。极而言之，莫言把淮海战役挪到了高密东北乡来打。在和学者王尧的对话中，莫言说道，“我是把淮海战役挪到了高密东北乡来打，这也是我提出的用小说拓展故乡的一次实践。淮海战役当然是发生在苏北的，但我在写的时候，那淮海战役的战场就在我们高密东北乡的荒原上，母亲推着车子，带着孩子，跟随着人群逃亡的那段艰难历程，实际上也是他们人生旅途的一个缩影。”
    张炜的方式则是田野调查式的，他几次在胶东半岛行走考察，如论者所言，“1988年春天，张炜开始准备写作《你在高原》。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回胶东半岛，开始长达二十二年的旅居生活。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你在高原·我的田园》与1995年《你在高原·家族》出版时，都有一个副题：《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此后，《你在高原》的单行本都有此副题……而做一名地质工作者，正是张炜源自童年的一个理想和情结，这也是他写作此书的初衷。”从这一点展开去，又会对乡土文学的建构有什么样的启示？
    直面苦难与血腥的历史往事，关注现代进程中乡村的沦落与衰败，莫言和张炜以此表现出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但是，两位作家的价值选择，莫言强调的是作为老百姓而写作，张炜则体现出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由此形成的差异，也是解读两位作家的关键所在。
    海峡两岸：齐鲁文化与民间传奇
    由此延伸开去，还可以进行山东作家和在台湾的山东籍作家的整体研究。在台湾的著名作家中，出自山东籍的不在少数。这可能和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国民党军队从山东半岛经海路撤退到台湾有关，也离不开深厚的齐鲁文化和现代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黄万华先生指出：“文学史上的境外鲁籍作家”值得关注,有其超越地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创作,不仅蕴含着齐鲁文化传统在境外的传播、延伸,其情感想象力、艺术创造力前所未有地爆发,呈现出齐鲁文化史上又一个奇观,而且其在境外语境中以自己的文学感受力、创造力和自觉自主的选择意识使“中国性”处于不断开放、流动的状态的创作实践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现代性的中国化”的经验。15据统计，包括朱西宁父女、王鼎钧、姜贵、张大春、平路、管管、郭良蕙、马森等，在大陆之外的山东省籍作家有300余人，知名作家50余人。黄万华指出，在中国大陆，对王鼎钧、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有所关注，对其他作家的研究几近空白，更无所谓进行整体性研究，何况我们这里所讲的，将山东在地作家和海外山东籍作家进行关联性研究呢。
    让我们以莫言与张大春、朱西宁和姜贵的文学关联性为例进行简略阐释。2012年，莫言获诺奖，在海峡对岸受到高度称赞，台湾作家与有荣焉，也引起台湾文坛对台湾文学未来之路的反思。
    张大春说：“这不仅是莫言个人的荣耀，更大大鼓励了使用华文的人。”莫言则夸奖张大春是“身怀绝技，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还为张大春在大陆出版的《聆听父亲》站台助阵。除了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张大春和莫言还有更为深入的气味相投，生活阅历、文化修养和创作追求上的相契合，在接续中国文学的讲故事传统上，和表现少年的叛逆和拒绝成长这两点上，最为突出。
    张大春是祖籍山东济南的台湾省大陆籍的第二代，1957年出生。在幼年时期，刚上小学第一天，父亲为了鼓励他读书，就给张大春讲述《西游记》故事。到目前为止，张大春的身份之一是广播电台的说书人，做了十几年而乐此不疲。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张大春如是说：虽然会有说书的底本，但是每次讲述都会有变化，“书场上有一种即兴、临场的意味。我在电台也是如此，比如今天我说到猪八戒，要装他的声音，突然会想到台湾今天某一个政治人物太像今天的猪八戒了，我当然就会把今天早上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这阵子这个人物的发言冠到猪八戒的对话里去。就算录成碟，之后听可能会不懂，之前也没有机会灌进去，就那一次，可是那一次在听的时候，只要听到的人就会有一个莫大的喜悦，不需要别人永远记得这一段，记得这个哏，但这种一次性反而使得每一场说书都有了生动、新鲜的进展。”这当然会让我们联想到莫言自小从乡村的说书人那里听得故事，又转述给母亲和姐姐听的往事，联想到讲故事的特性，即兴、随意、鲜活、人言言殊，也联想到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对民间的讲故事者以自己的智慧丰富所讲述的故事的赞扬。张大春的作品《我妹妹》和《聆听父亲》，前者纯属虚构，后者据实说起，但这种通过建立一种血缘关系使得作品得以成立并且影响到叙述语调的方法，让我们想到莫言的“我爷爷”“我奶奶”“我姑姑”的故事。《城邦暴力团》中漕帮老大万砚方领门下众多子弟参加抗战，《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组织农民游击队血战墨水河大桥，在在足见民间的抗战热血。《春灯公子》采用了野史逸闻的材料而以说书体出之，《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有很大的夫子自道成分，顽劣叛逆，反抗成规，凡此种种，都让我们觉得两位同龄人作家冥冥中的灵犀相通，遥相呼应。个中情由值得探讨。
    据报道，2002年，莫言在台湾看到了台湾作家朱西宁写的《铁浆》后很崇拜朱西宁。他说，这部2万字的短篇完全可以扩展成一个长篇，并对朱西宁的女儿朱天文和朱天心说，“如果写《檀香刑》之前读过《铁浆》，我想我可以写得更加丰富”。当莫言看到朱西宁在1960年代写的小说《狼》后更被“吓到”：他与朱西宁的文字和语境是那么的相似。因为两人同是山东老乡，在各自作品中折射的地方文化自然也有惊人的雷同。《檀香刑》中生死之际迸发出的猫腔压倒了火车的轰鸣，《铁浆》中世代争夺以命相搏的盐业经营权却终于被火车车轮碾压得一文不值，两者互激互补，难怪莫言相见恨晚。到莫言的近作《锦衣》，他把作品主人公的家庭背景设置为先兴后衰的盐商，是否就是在向《铁浆》致敬呢？朱西宁的《狼》《破晓时分》《铁浆》都具有充分的传奇性，这和莫言的写作风格暗合，莫不是齐人好奇的遗风使之然？朱西宁的绝笔长卷《华太平家传》，姜贵的乱世奇谭《旋风》，都对当代中国的家族小说做出新的贡献，回想到莫言和张炜的家族小说，也只能是这样回答：乡土中国本来是以家族为本位，20世纪的风云激荡，则给大家族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山东作为北方最先开埠通商的口岸，经受英、德、日本列强的威胁和蹂躏，恪守道义的孔孟儒学、豪放不羁的民间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催生出义和团运动的百味杂陈；它又是北方诸省中最早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在抗日战争中作为连接南北的咽喉要道，淮海战役则决定了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决定性消长……台海相隔，山东籍老兵也是为数众多的一群。以此作为一个整体性研究，也是融合大陆和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