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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文：可否请您再谈谈诗的“可译性”问题？ 傅 浩：国内译诗界曾有人提出“三美”说，称译诗要兼具意美、音美、形美。这源自鲁迅所谓的汉字“三美”，略同于庞德所谓的“三诗”——音诗、象诗、义诗。庞德认为以音韵胜的音诗和以义理胜的义诗都不可译，惟有以形象胜的象诗可译。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特的发音系统，音韵自然各个不同，就连拟声词也都不同，例如汉语与英语模拟的鸡鸣狗叫都不同，所以互不相干。词语由于语境不同而具有的许多言外之意是无法单独用一个词语对译的，故玄奘法师发明的“五不翻”中的“多含”即适用于此；玄奘的解决办法是译音再加解释。类似的，我认为音韵在译出过程中不得不丢掉，而形式可以在译入语中另铸；原样照搬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按照内在的规律性平行模拟却也不是完全做不到，例如原诗的行数、每行的音节数、节拍数、押韵的格式、甚至行内韵、头韵等，都是可以模拟的。至少可以把形式整齐的原诗译成整齐的，而不是把所有的诗都译成自由体。意义和形象当然是最可译的，但应当注意，不宜为挖掘意义而破坏形象，而应直译形象而暗示意义。 程 文：目前主流的翻译观趋向于认为译入语应为自然、流畅、地道的中文，而在译诗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异质的东西，难以完全归化为自然的译入语，如玄奘所言“五不译”者。您如何看待译诗所用的语言问题？ 傅 浩：无论中外，翻译界一直都有两种倾向：一是面向读者的，二是面向原作的翻译。面向读者的翻译重在传播，自然以辞达为尚，有时甚至不惜大刀阔斧地删改以迎合读者。英语的翻译多属此类，莫言的作品译成英语时就遭到了痛改痛删。面向原作的翻译多为前面提到的“学者之译”，重在研究，以紧贴原作为尚，极端的译作似乎只有懂原文的人才看得懂，例如达摩笈多译的《金刚经》，简直就是用汉字写的梵语嘛。然而，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归化的译法是封闭性的，不利于译入语读者吸收新知；异化的译法则是开放性的，反而有利于译入语读者接受异质文化的刺激。文学史上许多创新就都是在这样的刺激下发生的。模仿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句法的英语钦定本《圣经》的语言改变了英语诗歌的面貌；汉译基督教《圣经》的怪异文体也影响了我国现当代某些颇有影响的诗人的创作。有人认为翻译不应有翻译腔，要让读者意识不到是在读译作；也有人认为翻译就是要让读者意识到是在读译作，就是要有洋腔洋调。我认为，翻译应当在译意准确的前提下尽量遵守译入语的习惯用法，遇到玄奘所谓的“此无”情况时，才需适度发挥创造性，或者详加注释，而不应删改回避。遵守译入语的习惯用法并不等于偏离原文随意发挥。译诗应以直译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可译的意象，甚至句法，不像译散文那样，可以降低形式和风格方面的要求。 程 文：诗歌翻译如何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 傅 浩：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我自己的情况，在前面已有所回答。大致说来，做翻译可以磨练语言，使语言更精确、更精练。读翻译作品可以扩大眼界，见识不同文化。这些都会给创作带来有益的营养。至于说我国的新诗起源于翻译，美国的新诗也起源于翻译，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以说，无论中外，每一次诗体创新，几乎都与翻译的横向移植有关。 程 文：诗歌翻译对译者有何要求？ 傅 浩：时下流行“诗人译诗”的说法，认为诗人是译诗的最佳人选，或只有诗人才译得好诗。我认为这种说法还需加以限定。适合译诗的诗人不应是只会用母语写诗，而外语半通不通，抱着本双语词典就敢翻译的。理想的人选应该是：既能用母语，又能用外语创作诗，至少熟悉两种语言的作诗法和诗歌作品，对所译对象有所研究者。 程 文：您对理想的诗歌翻译是如何定义的？ 傅 浩：面向当代，用现代普通语言；意义、形式、风格有机统一，无限平行接近原文；不增一字，不减一字，不错一字，字字有着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