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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文：您以译著《噪音使整个世界静默：耶胡达·阿米亥诗选》获得第三届袁可嘉诗歌奖翻译奖。您为何选择翻译阿米亥？换言之，您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 傅 浩：靠直觉。喜欢就会翻译，不喜欢就不译。当然也有勉强的时候，例如别人约稿或翻译某位诗人的“全集”。我以前对阿米亥一无所知，上大学的时候偶然读到他自译的英文诗集《阿门》，就一下子喜欢上了。而我译叶芝，本来只选自己喜欢的诗作，但出版社要出全集，就只好硬着头皮连不喜欢的作品也都译出来了。显然，勉强硬译的那部分效果就不太好。 程 文：据您介绍，您是从英文转译阿米亥的，在转译的过程中，会碰到哪些障碍？是如何解决的？ 傅 浩：一般来说，经过英语翻译的其他语种的作品会变得更容易懂，因为英语翻译传统注重归化。所以，语言不成问题，困难主要在于背景知识。过去主要靠工具书和《旧约全书》，因为阿米亥诗里常用希伯来《圣经》典故。现在网络发达，很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另外，我现在也自学了一点点希伯来语，阿米亥的遗孀赠给了我全部的希伯来语阿米亥诗集。在增订第三版时，遇到英译文有表达不清楚之处，就去查对希伯来语原文，以期得到确解。 程 文：您从事诗歌翻译，自己也是一位诗人，译作风格似乎与您的创作风格有内在的相似。译诗者同时也是诗人的情形并不鲜见。译者的个人创作与翻译之间关系如何？ 傅 浩：创作是创作，翻译是翻译，我尽量自觉地不把二者相混淆。创作是自家的孩子，打也打得，骂也骂得；翻译是收养人家的孩子，就得给予足够地尊重。创作可以随便修改，翻译的修改总要瞄准原作。在创作中，我追求自己个性的风格；在翻译中，我尽力追摹不同诗人的原作风格。我的创作不会刻意具体模仿哪位诗人哪篇诗作，但我会任由我的阅读渗透到我的无意识之中，任其在不知不觉中发酵，在精神层面影响我。例如，我欣赏菲利浦·拉金的诚实低调、阿米亥的睿智厚道、叶芝的精雕细琢、威廉斯的大巧若拙，这些品质或多或少会融入我的创作。当然，有些技巧我也会借鉴，但尽量做到不着痕迹，化于无形。有网友评论说我的诗“不像翻译家写的”，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褒奖。他大概以为翻译家写诗应该像洋腔洋调的翻译诗或有受翻译诗影响的痕迹吧。 程 文：对诗歌翻译（包括文学翻译）有两种观点，一为“学者之译”，强调对原文作深入研究以及译文的准确；一为“诗人之译”，强调译者有创造的自由，允许在翻译中自由发挥。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之争？ 傅 浩：借用佛家语说，这两者都是边见，是人为的分别。在实际中，只有好翻译和坏翻译之分，或像某名人所说的，只有坏翻译和更坏的翻译之分。我一向认为，好的翻译只有一种，犹如射箭，正中靶心，是谓得中，其余都是偏差。一切努力都是在向靶心靠拢。 所谓“学者之译”，深入研究是必要的，“译文的准确”若意味着拘泥于原文语法而不知依译入语习惯变通，也还是不准确。有些写诗或爱好诗的业余译者喜欢给译文加上繁冗的注释，以显得译本有权威性，我觉得大可不必。译注应该控制在最低限度，只提供客观事实的说明，而不添加主观的评判或无关的解说。至于说“诗人之译”就意味着自由创造和发挥，那这个黑锅我不背，许多诗人也不会背。一百多年前，不懂汉语的埃兹拉·庞德肆意改写了汉学家翟理斯和费诺罗萨的译文，为西方读者“发明”了中国诗，从此给半懂不懂外语的诗人壮了胆，在译诗界树立了极坏的榜样。其实，庞德的所作所为只能叫编辑或改写，是任何不懂外语的编辑都做得到的。在西方，这类改编一般是算做诗人自己的创作而非翻译的。我在少年初学外语时也曾自发倾向于自由创造和发挥的意译法，因为那样可以遮丑，掩饰自己外语程度的低下，以后随着外语程度的提高，就自然越来越倾向于忠实准确的直译法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