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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言文字造字之法，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特点。公共性乃阐释的本质特征，此为重要根据之一。“阐释”之“阐”与“诠释”之“诠”，各有极为深厚的哲学和历史渊源。“阐”之公开性、公共性，其向外、向显、向明，坚持对话、协商之基本诉求，闪耀着当代阐释学前沿之光。“诠”之实、“诠”之细、“诠”之全与证，其面向事物本身，坚守由训而义与意，散发着民族求实精神之光。中国古代的阐释路线，一条重训诂之“诠”，一条重意旨之“阐”。两者各有其长，互容互合。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可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关键词：说文解字；阐释；诠释；中国阐释学 《公共阐释论纲》（参见张江，2017年b，以下简称《论纲》）发表后，引起各方关注。作为纲要性论述，仅能对核心要义作集中表达，其内涵及意旨尚待阐扬。由本文始，以《论纲》中所涉概念为主干，就相关问题依次展开讨论。 20世纪中叶以来，所谓“阐释”或“诠释”，已成为西方哲学、文学、历史学及其他诸多学科之核心话题，对阐释的研究早已独立成学，发展为当代学术之基础性学科。特别是经由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等人的精心研究和深入阐述，阐释学确已成为几乎无处不议、无处不用之“显学”。20世纪80年代后，经由中国学者奋力开拓，西方阐释学的译介与研究也已广泛传播，同样成为中国学术界各方介入甚深乃至难以绕开的核心话题。毫无疑问，这是重要的学术进步，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没有这个过程，我们无法以现代眼光认知和检视中国传统阐释学理论，也因此无法建立我们自己即当代中国的阐释学。但是，仅有西方研究是不够的。由于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以西方理论和话语为中心，研究和建立本民族的阐释理论，无异沙上建塔。中国阐释学何以构建，起点与路径在哪里，方向与目标是什么，功能与价值如何实现，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迫切问题。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 无论何种阐释，包括阐释对象和阐释本身，其根本载体和方式，均为语言或言语。对象为文本，自不待言，文本由文字而成，阐释由语或言而实现；对象为事物，一旦作为阐释之目标，首先要予对象以语或言表述之，再以语言解之、释之，然后完成阐释。无言无语，非阐释也。汉语言文字起源之初，勠力于象形。一字一词皆为整体图形，形即义，义即形，视之读之，其形其义共时共在于此。尤以公众共见之象为标志而明义，非隔、非臆、非折转，其公共性、共同性大开。此造字之法，从根本上影响汉语言民族之思维方式，使其呈现出重直观、重开放、重共享之特点。《论纲》谓阐释之公共性，乃阐释的本质特征，此为重要根据之一。 理解并承认阐释的公共性，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重要起点。此其公共性，并非人之主观意愿所决定，而是阐释生成及存在之基本要素。阐释的公共性，由阐释主体及其间性而定位；由阐释之目的和标准而使然；由阐释行为的实际展开及衍生过程而主导。阐释之所以为阐释，就是因为它是公共的。任何放弃公共性的言说，不可谓阐释，最多可称私人理解，或未及实现的阐释。汉字“阐”（“闡”）及“诠”（“詮”）清晰蕴含此义。研究及立论于阐释之学，应重“阐”及“诠”之训诂。由此，我们从考据入手，追溯单音词“阐”与“诠”之本义及引申，汲取“阐”与“诠”之优长，坚持以“诠”为根据，以“阐”为目的，创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基本原理。兹论如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