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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蹊径 董大中的研究选题往往兼具宏观性和开创性。同时，在考证过程中又能从细微处入手，抓住要害，且从不同角度论证，做到精到细致，求深求准。在赵树理研究告一段落后，他将精力逐渐转移到高长虹和“狂飙社”研究上。大题目有了，小题目如何定，同样是选题上的一个大问题。董大中认为高长虹及“狂飙社”的研究重点在于“高鲁冲突”，而对“月亮诗”的解读则是突破的关键。 将“高鲁冲突”说成是因爱情产生嫉妒的主要依据就是认为高长虹在“月亮诗”中把许广平比作了“月亮”。“月亮诗”出自高长虹的爱情诗集《给——》，要解读“月亮诗”，不能脱离开这部诗集。 于是，1990年，董大中写了一部名为《孤云野鹤之恋》的专著，对《给——》进行了整体的解读和鉴赏。在《序言》中，他是这样叙述写作《孤云野鹤之恋》原因的：“本书在鉴赏之外，还有考索”，“而所以要‘考索’者，动因之一，是那个‘月亮问题’太烦人。”写作《鲁迅日记笺释（一九二五年）》的原因，也与“高鲁冲突”有关，主要是为了梳理高长虹和鲁迅的关系。通过从“月亮诗”及“高鲁关系”两个小角度切入，还原材料，细致分析，详尽考证。 最终，在《鲁迅与高长虹》一书中，董大中得出了三个结论：首先，“这月亮不是那月亮”，诗中的“月亮”不是许广平而是另有其人；其次，通过对“《斧背》风波”“退稿事件”的大量考证，认为“高鲁冲突”，主要是当时在鲁迅身边的两个青年作家群——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与以李霁野为首的“未名社”的矛盾冲突；第三，经过考证，认为过去被看作是高长虹攻击鲁迅的一些文章，其实并非是针对鲁迅。 董大中将高长虹与“狂飙社”研究的重点放在“高鲁冲突”，又将“高鲁冲突”的突破口放在“月亮诗”，问题集中且精准。同时，因为视野宏观，不局限于就冲突说冲突，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出阐释和论证，不但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因为新材料、新发现层出不穷，大大拓展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为后来者留下了无限的发展空间。 “月亮诗”“高鲁冲突”的研究突破不仅厘清了鲁迅与高长虹相识、相交、冲突和反目的始末，重新评价了高长虹的人格及作品，对这桩历史公案的深层文化意义亦作了总结。自此，高长虹及“狂飙社”在文化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关注，一些年轻学人开始走上了相关的研究道路，日本和英国出现了专门研究高长虹的学者，“高鲁之争”也被放在了“代沟”“思想选择”“权威与自由”等更学理的层面来看待。 独立品格 除了搞研究，文学批评是董大中的另一个“主业”。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思考文学批评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摆脱依附于政治或依附于创作的地位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等问题。他提出文学批评要有“独立意识”，文学批评必须回归到文学自身。批评家必须首先是思想家，要有独立的批评观。文学批评还要“越位意识”，批评家不能总是被动地跟在创作后边，依赖于创作的进步，而是要走到创作前面去，分析创作现象，研究创作规律和创作中出现的共性、普遍性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做创作的引领者、指导者。 在针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宏观考察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方面，董大中认为搞当代文学批评不能止步于对作品的解读，而要从具体的作品跳出来，站得更高一些。要追踪作家的整体创作历程，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作家每个阶段创作的特点和不足，把作品放在文学史的发展上去衡量，在创作的实践层面提出具有启发性的意见，为作家指出努力的方向，让文学评论真正走在创作的前面。20世纪80年代，“文学晋军”崛起于文坛，其中成一、李锐等人的第一篇文学评论都是出自董大中之手，正是独立意识、越位意识让他在为年轻作家鼓与呼的同时，也为他们指出了创作的路向。 在文学理论方面，董大中提出了“艺术生产力”理论，著有《艺术生产力是一门科学》《论创作力的构成》《建立文学消费指数刍议》等论文以及《艺术生产力论稿》等专著。他突破了过去思想、生活、技巧“三要素”的说法，认为创作力构成还应包括知识、思维，并指出思维是其中特别活跃的要素，所以，“解放艺术生产力”的关键就是要“解放思想”。在意识开放、思维活跃的今天，这样的说法也许没什么新鲜。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艺还像一个小脚女人走路，摇摇摆摆，晃晃悠悠，这样的说法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1985年，山西省作协创办文学评论刊物《批评家》，董大中出任主编。在《我们的想法——代发刊词》中，董大中响亮地提出，批评和批评家都是有独立品格的，《批评家》不仅要宣传文学创作和作家，还要宣传批评和批评家，要对批评的各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要努力建立一门独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批评学。但在当时用“批评”两个字做刊名，在一些人看来是“刺眼”的，一时间不少反对的声音甚嚣尘上。但是作为主编的董大中顶住压力，坚持用了这个能体现杂志以批评主体性、独立性为办刊宗旨和指导思想的刊名。 《批评家》在当时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刘梦溪、蒋孔阳等很多名家都在上面发表过自己的观点、见解。同时，以《批评家》为平台，培养了一批以阎晶明、杜学文、杨占平、赵勇、谢泳等人为代表的山西本土青年批评家，为山西乃至全国的文学批评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批评家》紧随时代步伐，展现了动态的、立体的、甚至是复杂的文学发展历程，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特殊印记，这与董大中强调独立品格和越位意识的批评观是分不开的。 王姝，山西平遥人，文学硕士，山西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影视文学创作，著有文学评论集《文本与现实的重逢》，电影剧本《给我一支枪》《生命之轻》等，其中电影剧本《给我一支枪》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 学人小传 董大中，文学评论家，学者，曾用笔名烨子，1935年3月生，山西省万荣县人，曾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广川董子（董仲舒）学会副会长，山西省孝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文学创作一级。新时期以来，撰写学术论著在1300万字以上，出版有专著、学术论文《赵树理评传》《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论考》《鲁迅与林语堂》《李敖评传》《董永新论》《瓜豆集》《敲门集》《文化圈层论》《三闲居文谈》《孤云野鹤之恋——高长虹爱情诗集鉴赏》《鲁迅与山西》《鲁迅与高长虹》《高鲁冲突》《狂飙社纪事》《鲁迅日记笺释（1925年）》和历史小说《高长虹》等。 （作者：王姝）（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