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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文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董大中一个人就是一座研究所。此言不虚。他是赵树理研究的权威，不仅解开了赵树理生平的许多谜团，还厘清了山西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在《论“五四”时期的鲁迅》一文中，他提出前期的鲁迅应该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代表性观点；同时，他又是新时期以来研究高长虹的第一人，纠正了学界多年的偏颇，肯定了“狂飙社”和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理出了山西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样一位土生土长的山西学人，研究范围之广、涉及领域之多，令人钦佩。他始终以山西为自身学术研究的根脉，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汲取充足养分，不惧艰辛，上下求索。 董大中先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撰写的学术性文章和专著在1300万字以上，他用研究成果真正诠释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这句话的内涵。如今83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年约40万字的创作产量，在整个学界也是不多见的。 问题意识 谈到自己的学术人生和治学态度，董大中爱用两句话概括，“为增长知识而读，为解决问题而写”，“多读有史有识之书，少写可存可弃之文”。 在董大中看来，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别是过去很多年里，“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让学术界的很多说法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而我又有一个怪脾气，是不完全相信已有的说法，对那种‘随大流’或‘王小二过年看隔壁’的现象也看不惯，凡事总要自己检验一番，弄清问题在哪儿？真相究竟如何？”这种存疑求真的问题精神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 20世纪70年代末，经常有署名“烨子”的评论文章见诸各大文艺报刊，这是当时还在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的董大中的笔名。很快，这个在文艺界初露头角的年轻人引起了山西省文联、作协相关领导的注意。1979年初，董大中调入文学刊物《汾水》编辑部，担任评论编辑，1982年《汾水》改名为《山西文学》，董大中任副主编。进入省作协工作，不仅是工作环境的改变，董大中的研究方向也因此进入了新阶段，他结合工作和自身兴趣，将研究重点放在赵树理、高长虹和“狂飙社”其他作家身上。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以及他所代表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追求都是非常独特的存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解冻的赵树理研究不是顶着“方向”的光环被符号化，被“捧上天”，就是背着“小儿科”“初级阶段”的标签，被“棒杀”。 在董大中看来，当时研究界对赵树理生平事迹的很多内容都还没有搞清楚，更没有真正认识到赵树理其人其文的价值，以及他在文学史上应有的作用和地位。如何发掘赵树理的相关史料，如何全面地解读其文本创作，如何界定赵树理在文学史中的地位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研究赵树理是山西文艺评论家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那么对高长虹及“狂飙社”的研究则体现了董大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胆略和执着。“狂飙社”及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具分量的真实存在，以高长虹、高沐鸿、高歌为代表的“狂飙社”主要成员发起的“狂飙”运动，在当年的京沪都很有影响，得到过鲁迅、郁达夫等人的首肯和支持。其文学地位足可以与“莽原社”“太阳社”“湖畔社”“沉钟社”相比肩，同时也是山西向中国文坛输送的第一个作家群。 高长虹作为这个文学社团的发起者，是一位很有才华也很有成就的作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文学团体，在之后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里却很少被提及，高长虹的文学地位也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发生在高长虹与鲁迅之间的冲突，令高长虹一度被视为起初追随鲁迅而后又与鲁迅反目的“坏青年”的“典型”，“狂飙社”也随之被文学史冷落，成为现代文学界一大公案。 董大中对这一说法心存疑惑，想弄清事实真相。“高鲁冲突”是否能被简单地庸俗化为情感矛盾？其真正的文化思想含义又是什么？该怎样看待个人自由、学术民主与思想争论的关系？什么才是真正地尊重、捍卫鲁迅？这些在心中萌生的问题，促使董大中投身到高长虹及“狂飙社”的研究中。正是因为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别人看来唯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在董大中眼里却成了一直被忽略但极具开垦价值的学术处女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董大中把研究方向转至“大文化”上，仍然是问题意识让他在这个更大的领域里继续开疆拓土。20世纪50年代兴起于港台的“新儒家”理论在这个时候乘着南风，声势浩大地刮进大陆。“新儒家”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并以此来改造西方文化，大陆很多学者也都积极跟进。那么这一现象应该如何理解？中国文化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又该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很多人都在讲“文化”、讲“传统”，但究竟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两者的关系又是什么？在董大中看来这些问题都很实际，如果不从思想上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在从事具体的批评和研究时也不会走得太远。 1996年4月，《鲁迅研究月刊》发表了董大中撰写的《如何看待“五四”的反传统》一文，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在同年5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石家庄理事会”的开幕致辞中这样评价这篇文章：“董大中同志这篇文章详尽论述了‘五四’反传统的问题，讲得比较透辟，我推荐大家认真一阅。”这篇文章论述了“五四”反传统的问题，驳斥了“五四”造成“文化断层”的论调，同时，对“文化”与“传统”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篇文章也为董大中后来的大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大中常说：“不论是做一项具体研究工作，还是写一篇文章，我都会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一个学人来说，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否则很容易失去方向。还要有求真求实的精神，不然也会失去完成它的勇气和意志，中途而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