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开会间隙，记者采访我，特别问到，福建除了批评，在其他创作方面，包括在网络文学方面，都很有成就，为什么那些年轻的创作力量都没来？我大概的意思是说，可能这次的会议作为一个起头，主要是为了致敬于那些前辈，他们开创了一个传统，值得我们铭记。
    我们年轻的应该跟在他们身后。
    刚才经过大家的各种阐释，我确实也觉得，“闽派批评”是可以成立的一个说法，闽人善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闽派批评”作为一种现象，如果国内要找相似的，和地域有关的文学现象与之匹配，可能只有我现在供职的广东的文学史家这个现象。广东籍的文学史家很多，洪子城、陈平原、杨义、陈思和、温儒敏、饶芃子等一大批人，原籍都是广东人，中国当代所编撰的文学史，半壁江山出自广东籍的人。广东籍的文学史家这一现象若成立，“闽派批评”这一现象也是成立的。
    由这个现象，令我想到大家经常说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人才都是扎堆的。它跟地域真是有密切关系。梁启超先生专门有关于人才地理学的论述。他讲到，北宋以前，中国的人才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这个时期主要是出军事人物；清中叶以前，人才是以扬子江流域为中心的，主要是出文化和教育人物；清中叶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主要是出实业人物。这个概括虽然比较空疏，但从客观上讲，人才和一个地方还真是有关系的。
    我个人也深深受益于福建这个地方，受益于闽派批评。我读大学的时候，受教于孙绍振老师，还有王光明老师，我给光明老师还抄过书稿。我通过他们的教导，包括给他们抄稿子，确实深受教育。而我成长的过程中，像谢冕老师、张炯老师，包括陈晓明老师、南帆老师，都对我有过很多的帮助。所以，地方性的群体力量，对我们这些正在上升通道中的年轻人来讲，是有很大帮助的。
    刚才我稍微想了一下，如果“闽派批评”成立，那我从这些老师身上，主要学到了些什么？闽人善论，有哪一些共同的特点？我觉得还是有的，我概括了三点。当然，这三点也许不一定是闽派批评所独有的，但它非常突出，令我印象深刻。
    第一，闽派批评家的文章有思想锋芒。
    这对于批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我们可以简单回忆一下，像谢冕老师、孙绍振老师他们的崛起，包括像刘再复老师、林兴宅老师、南帆老师、陈晓明老师，还有朱大可老师等人的文章，都参与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学论辩，他们的文章本身，都有一种思想论辩的风格。林兴宅老师上午说，如果批评没有思想资源，也不能生产新的思想资源，可能生命力是有限的。我同意这一点。我个人其实也很警惕批评成为一种纯技术主义的分析。我觉得，一个好的批评家，同时还是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有理论创造力的人。
    这一点，闽派批评确实提供了和别地方的批评不一样的风格。像当年谢冕老师、孙绍振老师他们参与的朦胧诗的论辩，在当时还是承担着巨大压力的。包括舒婷老师也跟我说过，她当年写那些诗歌，是承担着巨大压力的。这决定了他们的批评或诗歌，都具有一种思想的锋芒、胆识和勇气。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惧权威，敢于挑战现存的秩序，并通过一种思想论辩来澄清问题、解决问题，这不仅是一个批评的专业问题，也是一个立场和姿态问题。
    第二，福建批评家的文章有艺术的解释力。
    一方面，批评家要有艺术感觉，另一方面，他也要有一种把自身的艺术感觉的解析出来的能力。这一点，我觉得闽派批评是很突出的。朦胧诗为什么好，你要从艺术的方面作出解释，你要告诉我们说，这为何是新诗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在艺术上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新的美学原则，这就是解释力。当年以孙老师为代表的闽派诗评，是很精彩的，真正助力了新诗的崛起。孙老师还写过一篇著名的四万多字的长文，叫《中国新诗的第一个十年》，这是目前我读到过的关于新诗发展头一个十年最精彩的艺术解释的文章，他解释清楚了新诗从胡适一直到戴望舒、冯至等人，在内在的艺术上，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个问题，在国内学术界，目前孙老师讲得最清楚。
    还有，当年陈晓明从后现代理论中，南帆老师从符号学理论中汲取资源，解读了先锋小说，以及王光明老师、陈仲义老师对现代诗的细读，颜纯钧老师对电影的阐释，都提供了一种艺术解释的方式。这种艺术解释力，其实是现代批评中比较匮乏的。现在的批评，普遍比较空疏，多讲批评的趋势、思潮，展望未来文学要走到哪里去，但是能够具体分析一篇小说好在哪里，一首诗好在哪里，一篇散文的创新点在哪里的人，太少了。这是很不容易做好的一种批评。而“闽派批评”提供了不少强有力的、具有原创性、可操作性的艺术解释的方法，比如，孙绍振老师的艺术还原法，刘再复老师对于形象的解释，陈仲义老师对新诗的细读和分类，都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这些理论和批评读过之后，让人觉得对具体的一篇小说、一首诗的分析，变得不那么困难了，这点，闽派批评是非常突出的，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第三，闽派批评家普遍有文体意识。
    我刚才数到的这次与会的这些前辈批评家，每个人的文章都很漂亮。梁鸿鹰先生刚也说到，有很多人的文章，都像美文一样。对此，我受益尤多。文艺批评，今天被边缘化、小众化，固然有整个文学形势的变化，但也不能否认，批评家自己的那套话语，自己那种晦涩的行文方式，不说是自绝于读者吧，至少和读者之间也是制造了一种隔膜感。文章不好读，没文采，这是要命的。而像谢冕老师的激情与优美，孙绍振老师的那种逻辑能力，刘再复老师的那种情怀和厚重感，南帆老师、朱大可老师的文章中的修辞，陈晓明老师那种雄辩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不单是在做批评，也是在写文章。
    中国人是很讲究文章的，所谓“文章千古事”，强调的是文章本身，而未必是观点。有的时候，观点会过时，甚至你论述的那些作家，后来的人已完全不知道，但是批评文章本身依然可读，这就了不起。李健吾的文章，就有这种文体的魅力，尽管他评的一些作品，今日已无人去读，但他的批评文章，一直还再版着。这种文字魅力，很大程度是来自于作者有强烈的文体意识，把文章经营得具有一种叙述之美，具有某种修辞意义上的典范意义。这点，也是我们闽派批评家身上极为突出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有这种对文体本身的自觉。
    当然，很多批评家都有思想锋芒、艺术解释力和文体意识，但是，这些在我们闽派批评家身上更突出。而我认为，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文学批评最重要的基石。
    不单是“闽派批评”，整个中国批评界，讲到变革和创新，就是要实现这三者的统一。正是这三者的统一，使得这些前辈给我们带来了之前的辉煌。如果要说创新，终归也是在思想锋芒、艺术解释力和文体意识上重新达到一种有机的统一。我个人在这三点上受益于闽派批评的滋养，尤其是这些批评前辈，以身作则，以文化人，助力了我的成长，我一生都感念。
    这就是我对“闽派批评”的个人观感。
    （根据闽派批评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