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延续了繁荣的态势。在由《长篇小说选刊》主办的“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评选中，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孙惠芬的《寻找张展》、张翎的《劳燕》、李佩甫的《平原客》、关仁山的《金谷银山》5部作品榜上有名。这个金榜具有风向标的作用。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政治领域的反腐倡廉，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深入贯彻，本年度长篇小说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这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城市题材强势崛起 城市表述走向深广
    首先是城市题材的小说强势崛起，乡村叙事主流地位受到撼动。当然，这个变化一直在进行，只是近几年日益变得突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车道。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7.35%，而1999年仅为30.89%。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成为拉动中国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中国正在进入名副其实的城市社会，如何表述这些庞大的城市，成为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迫切的命题。城市的急剧膨胀，在塑造一代人的人生观；城市文明所彰显的人际关系、道德观念、消费理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迥异于乡土文明。
    2017年问世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互渗中展开。红柯在《乌尔禾》《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等小说中，一直在以一种浪漫的笔调，用燃烧的句子书写新疆，致力于在西部发现现代人久违的灵性与诗意。他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第一次写到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吴丽梅和徐济云是一对恋人，分别代表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文化形态，徐济云陷入了城市的名缰利锁中，精于算计、功利，与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吴丽梅的自由不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丽梅身上的神性之光，就如同沙漠深处的红柳一般，是太阳深处的火焰。而徐济云虽然是博导、学科带头人，但内心深处如同冰窖一般寒冷。吴丽梅和徐济云这一对恋人的分手，是城与乡的某种对立，也预示着两种文化在精神维度上可能的分野。
    李佩甫从《羊的门》开始，经过《城的灯》，再到《生命册》，构成了一个中原大地的谱系。有意思的是，李佩甫的写作视点一步步向城市挪移，《平原客》基本上就以写城市为主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既是反腐，也在认真探寻城与乡的关系。作家想追问的是：一个农村人进城做了高官之后，广袤的中原大地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一旦背弃了大地，他的堕落是必然的。徐则臣对北京这座城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跑步经过中关村》开始，他的《耶路撒冷》等小说的视点没有离开过北京。他的《王城如海》干脆把北京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表明了徐则臣的雄心，他想把北京这个城市放在世界的坐标中并与之对话。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虽然隐藏在光鲜浮华的城市面孔背后，却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基座。尤其是小说中弥漫着的令人窒息的雾霾，是城市文明的隐喻：不仅是生态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旅居上海的作家陈仓的《后土寺》，写的还是农民进城的主题。陈仓自2013年起写了20来部以进城为题材的系列小说，书写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冲突，致敬“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北京作家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以充满奇幻的色彩虚构了一个城市——离忧城。整部小说中环保、游戏、科幻互相混搭。离忧城是乌托邦，更是对现实城市生活的真实反映，里面呈现的利益和道德的冲突，以及对人性恶的审视，是我们当下城市生态的映射。许多年来，作家就在写乡村的衰败，城市肆无忌惮的扩张就意味着乡村的退缩、衰落。优美的田园已然消失，乡村不再是净土，城市庞大的影子已经覆盖了过来。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也有不少笔墨书写工业化时代生态环境的恶化。李佩甫的《平原客》也不惜笔墨描写了干涸的池塘、消失的植物、疼痛的树木、污染的空气，表达了内心之疼。
    正是因为着力于探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才显示出独特性。关仁山自《天高地厚》开始，一直紧紧贴着北方农村的生活现实写作，其后问世的《麦河》《日头》也是如此。关仁山关注农民的命运，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塑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农民英雄，这本身就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悲壮色彩。《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本来是在北京打工，但是他毅然回到贫困的家乡白羊峪，克服各种困难，带领村民致富。范少山喜欢《创业史》，喜欢里面的梁生宝。从梁生宝到范少山，这是一个英雄的谱系，尽管时代不同，精神血脉却是相通的。
    对现实的观照持久深入 历史战争题材还待深掘
    其次是对现实的观照与批判力度与以前相比更加持久与深入。随着现实中反腐倡廉取得辉煌战果，作家们显然受到了鼓舞，创作了一大批反腐小说。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出版后好评如潮，同名电视剧热播，更是家喻户晓，将反腐小说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李佩甫的《平原客》也是写官场腐败。与周梅森不同的是，李佩甫把一个学者型官员如何成为阶下囚的故事，放在自己的平原系列长篇谱系中去，放置在厚重的中原大地上，在如此大的背景下书写腐败，更有精神文化的深度。省级高官李德林从乡村到城市，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宝座，由城市、权力诱发的人性的贪婪，使他走向了毁灭。李佩甫在小说里不露声色地表达了试图用乡村朴素的道德来拯救灵魂堕落的愿望，那一句“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在文中反复出现，就是这种拯救的声音。李德林“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麦地边上，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坐着，倘或说这是在与小麦对话。……这是他人生最惬意的时刻”。与麦地的对话，就是与乡土的对话。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传统道德并没有拯救这个异化的灵魂。此外，杨少衡的《风口浪尖》、钱佐扬的《昙花》也写了高官腐败。有些作品写到了教育、基层的腐败。如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将笔触伸向高校，他用冷夸张的漫画式笔法，叙述了渭北大学所谓的名教授徐济云如何在学术界如鱼得水、呼风唤雨，揭露了其中的学术腐败。而民间最有才华的艺人被淹没，进入皮影艺术研究院的所谓大师名不副实，成为阻碍皮影艺术发展的绊脚石。写基层腐败的作品主要有马笑泉的《迷城》、李骏虎的《浮云》等。
    这一年度，表现战争历史的作品有了新收获。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叩问也是对当下现实的呈现。战争不仅关乎民族国家大义，更能考验人性。人性与人情在战争的环境里，更能迸发出耀眼的火花。2017年出现的一些表现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令人眼睛一亮。严歌苓的《芳华》，写的是部队文工团生活，里面对战争的反思，隐约有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子，令人掩卷深思。张翎的《劳燕》与范稳的《重庆之眼》都是写抗战的作品。《劳燕》保持了张翎的《金山》《余震》的一贯水准，写的是一个女人在抗战期间与三个男人之间的复杂纠葛。战争的酷烈、人物命运的曲折、人性的拷问纠结在一起。《重庆之眼》写的是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的旷世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揭示了重庆大轰炸给人们带来的剧烈伤痛。范稳以他一贯驾驭大题材的气魄与实力，将这段历史写得惊心动魄。表现战争的优秀作品还有赵本夫的《天漏邑》、叶兆言的《刻骨铭心》等。然而，可惜的是，中国的战争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往往止于战争，始终缺乏更大的视野，反思的力度不够。
    文化意识满溢长篇 知识叙事渐成风潮
    此外，随着一批学者型作家的崛起，文化意识愈来愈弥漫在长篇小说中，知识叙事渐成风潮，这使得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有了哲理的深度，使文本能够更好地承载深邃的思想，弥补重直觉感受的汉语文学本来就缺乏哲理思辨的不足。批评家李国平认为，2017年的长篇小说“知识性写作成为一个特点，《劳燕》《重庆之眼》《好人宋没用》都有附注，《梁光正的光》有谱系，《太阳深处的火焰》知识感也比较强，好多作家都是在具备了扎实的知识功课的基础上进入长篇小说创作的”。对知识叙事的偏好，还有乔叶的《藏珠记》，里面有大量的烹饪文化，刘庆的《唇典》里也有浓郁的萨满文化。
    我认为，就小说的文化意识而言，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融进叙事情节，从而为长篇小说构筑了一个精神制高点。《太阳深处的火焰》是在为中国传统汉文化进行寻根。小说融合了皮影、秦腔等民间艺术，以及少数民族古歌、神话传说等文化因素，王磊光认为这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说”，因为“从文化层面看，则写到了塔里木盆地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西域文化、少数民族的历史、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名人（老子）的故事、经典文学艺术……故事元素与文化元素交织”。的确如此。如太阳般热烈、自由不羁的西域文化与关中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成为这部小说的精神基座。
    学者型作家徐兆寿的《鸠摩罗什》是一部精神之书。这是一部高僧的传记，是传记体长篇小说。《鸠摩罗什》行文闳放、瑰奇、雄辩，呈现了鸠摩罗什不可思议的传奇一生。小说里异象、预兆纷呈，是魔幻也是现实，是历史也连通现在与未来。更为精妙的是，作家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佛学为立足点，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进行学术对话。整部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对佛教精义的阐释和故事叙述有机融为一体，特别是关于佛学、关于信仰，乃至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论辩，尤为精彩。如此看来，长篇小说不仅仅是叙事的，还是用来考辨的。尤其是深深扎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辨，为我们构筑了精神的高原。
    回顾2017年的长篇小说，不可否认的是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有高原，没高峰。特别是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叙事上存在着模式化倾向。究其原因，批评家雷达认为，一些写实作家没有处理好与社会新闻的关系，“有的是把新闻事件直接搬进来，或者是对新闻元素没有很好地化解、融合。”根据材料写作，当然也可以写出大作品，但是缺少真切的体验终究难以写出振聋发聩之作。“纸上得来终觉浅”，作家需要摈弃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从从容容下笔，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不愧于新时代，不愧于个体和民族心灵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