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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童年|殷健灵:人生的孤船

http://www.newdu.com 2018-02-24 《上海文学》2018年第2期 newdu 参加讨论


    
    受访人:秦涵坤 做过国企总会计师1922年出生
    糊涂混沌的幼年光景
    我是妾生的。五岁以前的光景,可谓糊涂混沌。
    我父亲是常熟城里唯一一家银行的行长。那时候,不叫行长,叫“经理”。他白手起家,印象里,他总是很忙,除了银行,还经营别的事。比如做一些投机生意,去交易所做棉纱买卖之类。常熟人有了点钱,喜欢买地,种棉花,我的嫂嫂家就买了一万多亩地。但我父亲不爱买地,赚了钱,与人合伙去上海开工厂。那时,开厂是新生事物。我还记得去他上海的工厂玩过一次,那工厂什么样,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乘着轿车,在马路上兜风,觉得很新鲜。后来,我父亲还当上了常熟商会的会长。
    父亲先后娶了两个老婆,我母亲是妾。我家房子是三进五开间,几十间房一分为二,正室太太住后堂,我、两个妹妹和母亲住前堂。后堂和前堂在平日里互不干涉。
    我十一岁时就没有了父亲。那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而十一岁以前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也都和父亲有关。
    我小时候,最早接触的是茶。常熟城里的男人,家里稍微有点钱,清早起来都会去茶馆店吃早茶。据说一早喝空腹茶可以清洗肠胃,有利养生。父亲每天都要喝早茶,有时他也会带我去。我走得慢,他就把我扛在肩上走。每回去,我都欢喜雀跃。我去茶馆不为喝茶,是为了玩耍、吃点心。我最喜欢吃那里的石梅馒头。我们这地方的茶馆和别处不一样,除了卖茶,兼卖点心,最有名的,就是这石梅馒头。这种馒头特别大,形状扁平,皮薄似纸,以蟹肉、虾肉、猪肉、豆沙夹板油等作馅,鲜香无比。这样的馒头,我后来在别处都没见过。还有一种饼,叫做盘香饼,用面粉卷白糖、豆沙、板油,做成长条,再盘转成饼,外面粘上芝麻,在烘炉里烘熟,吃起来极其香脆甜美。
    茶馆店里也做面,常熟人的面有讲究,手工做的,特别细,有弹性和嚼劲。面汤有两种,一种是以鳝骨、猪骨熬成的红汤,还有一种是以鱼类河鲜或草鸡熬成的白汤。佐面浇头也花样百出:红烧生煎大排、小肉、焖蹄、肉片、焖肉、爆鱼、鱼片、鱼排、鳝丝、鳝糊、虾腰、什锦、香菇、松树蕈油……一碗面上,我们常熟人是用足了心思,想尽了花头。我到现在还说得出那些吃面的讲究:宽汤、紧汤、硬拌、免青、重青、重面、轻面、轻油、免油……还有什么面烫、汤烫、浇头烫、碗烫……茶馆店里都是老吃客,进门毋须多言——老规矩,跑堂的早就记牢了你的嗜好和口味。我父亲每天来这里,一方面是嗜好,一方面是领世面、见朋友。当年常熟城里只有五万人,茶馆店可算是常熟城的信息交流中心,各种信息都能在这里听到。
    还有一桩事于我印象极深。
    父亲总是很晚回家,与我交流很少。他太忙,做银行经理,做棉纱生意,还要筹备上海的工厂。他同时开了三四爿厂,橡胶厂、棉织厂和袜厂。除去寻找合伙人,还要选地方、置办机器。但父亲再忙,每天回家都要来看看我。冬天里,我顶喜欢他来替我掖被角,他塞的被角比母亲还舒服,服帖、不臃肿。见父亲来了,我总要向他发发嗲,他也很开心。
    父亲如此喜欢我,别说打,连骂也不舍得。我惹父亲不开心,好像只有一次。有一回,他临去上海,问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我说,上海的连环画可能好一点,给我买几本吧。他说好的。
    我在上学堂之前就识字了,至于怎么识字的,我自己都想不明白。我睡在正房,靠墙是张能睡下三个人的红木雕花大床,大床自带抽屉和柜子。大床正上方有个阁楼,我顺着床后的木梯子爬上去,在阁楼上发现了一捆捆的报纸和书刊,其中有一捆《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的,还看到了一捆《小说月报》,上面的文章半文言半白话,我能囫囵吞枣看个半懂。还有一本《岳传》,我居然读得热血沸腾。
    看到我日日捧读《岳传》,父亲生疑,说,你这么小,怎能读懂?我说能读懂。他不相信,于是考我几个问题,岳飞是怎么生出来的,出生时又有什么奇怪的现象。我都一一作答了。我告诉他,《岳传》里写到岳飞被害,我竟读得流泪。父亲好生奇怪,因为他从未教过我识字。但他已经确信了我有阅读的能力。
    因此,那次从上海回来,父亲没有按我说的给我带连环画,而是带了盒装的《小小说库》,约有两三盒,内装中国旧小说、《七侠五义》、《小五义》……我大失所望,眼泪汪汪不肯接他递过来的书。我要的是连环画嘛!我说。见我不高兴,父亲有点委屈,他认为我有阅读能力,才买了这个的。我听父亲嘀咕了一句:“棒头出孝子。”说完,父亲悻悻地顾自回房去了。回想起来,这是父亲对我说的最重的一句话,令我刻骨铭心。此后,我不再惹他不开心。
    糊涂混沌、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匆匆过去。到了十一岁那年,好光景就没有了。
    “父亲离开我,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那段时间,父亲总觉得肋骨痛,去诊病,说是肺结核,还有胸腔积水。现在很少听到这种病了,但在过去,结核是种常见病。
    父亲离开我,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常熟有一家县立医院,还有一家教会办的私立医院。私立医院的院长是父亲的朋友,常来我家。我小时候经常生疟疾,那个西装革履的院长给我打针,一打就好。我父亲也是找他看的病。
    起初,父亲并没有当回事,只觉得肋骨痛,呼吸也痛,但病情未必严重到致命的程度。父亲有一个朋友,姓吴,给他推荐了一种膏药。父亲不懂得医道,以为肋骨痛也可以外用膏药治。没成想,痛,本已属热性,又贴一个狗皮膏药,热上加热,雪上加霜,痛得更加厉害了。父亲最后死于突发的心脏衰竭,没有任何准备,撒手而去。临死前,他只给我大哥留下一句话:“我给你们的基础都打好了,以后如何要看你们自己了。”
    那一年,父亲五十七岁。
    他死时,我正在学堂上课。被大人带回家时,父亲已经没有了气息。望着床上的父亲,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床上的那个人不会讲话,也不会动了,我觉得那不是我的父亲。我看见大哥的嘴一张一合,他对我说什么,我都没有听到。
    外面天寒地冻,房子里也冷如冰窖。那一夜,我为父亲守灵。面对床上蒙着被子一动不动的父亲,我回想起从前父亲的一切,他带我去茶馆吃茶、吃馒头,我坐在他的肩上去街市玩,他给我买书,他给我掖被角……想到这些事情,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得不可收拾。
    父亲走得匆忙,对身后事没有留下一点交代。他死后,情形完全不同了。族里的长辈来了,让我母亲交出财产和首饰,说是先存放在正室太太那里,等我长大了,以备不时之需。母亲默默地交出了父亲的一块进口金挂表、一根金链条,还有钻戒、翡翠、宝石、手镯等细软,放在一个木盒子里,贴上了封条。母亲对我说:“看着,这都是你的。大姆妈替你保管好,等你长大了再交给你。”然后,母亲转过身,将木盒子交给了正室太太。你问他们为何要那样做?那是怕我母亲改嫁,抑或将财产花掉,怕我这个父亲的命根子以后没有了保障。
    母亲的境遇从此一落千丈。没了钱,没了首饰,她讲话佣人也不听了。正室太太让我和母亲睡到后堂去,空出来的前堂租给了别人。
    在家里,我的母亲需处处看人脸色了。我对母亲说,暂时忍一忍,熬一熬,我长大了养你。母亲不响。我知道她不相信,我才十一岁,要过多少年我才有能力养她?
    有一天我照例去学堂上课,中午回家吃饭时,家人告诉我,你妈妈不见了。母亲是偷偷溜掉的——她改嫁了。那是不靠谱的改嫁。在这个家里,如果她有一点发言权,她都不会走。她走得没有一点征兆。我又一次放声大哭。
    那是我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上小学五年级上半学期。
    但毕竟是小孩子,忘性大。我歇斯底里地哭过以后,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了。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正室太太、哥哥嫂嫂们都待我不错。生活仿佛回归了正轨。但我知道,那只是生活的表象。从母亲离开的那一天起,我仿佛突然长大了。
    有一件事,我至今不能忘。我说平静只是表象,那是因为我不愿也不敢面对生活的真相。我长到十五六岁时,有一次到老佣人的房间里聊天,聊着聊着,觉得疲累了,便倒在她的床上睡着了。许是做了梦,半梦半醒间,突然就哭了起来。这一哭,便再也止不住,越哭越响,只觉得心底里有滔天委屈和压抑涌出来,谁劝也没有用。
    母亲走后,家里人怕母亲偷偷将我抢走,把我从原先位于家隔壁的虞阳小学转到了塔前小学住读。塔前小学是住读的,因为是住读,少去了来回学校路上可能遭遇的意外。可我,还是碰到过我母亲一次,她是在半路上等我的。之前,我大约有半年没有见到母亲了。母亲的模样和以前差不多,打扮得干干净净。她说,她要带我走。我踌躇着,心想,也不知你改嫁了什么样的人。我说,你还是回来吧,过几年我就能养你了。母亲坚持,你跟我去吧。我说,我也不知道你那里到底好不好。她有些失望,想了想,说,你不去就不去吧。
    这是我在母亲离家后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以后,常熟遭遇了轰炸,从此,我再也没见过母亲。我想,母亲一定是在战火里死去了。
    没有了母亲,这个家和原来一样,又不一样了。比我年长十五岁的大哥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掌握着经济大权。大姆妈(正室太太)对我还算照顾,还有年长我三四岁的二姐、三姐和四姐,我同她们相处也融洽。兄姐几个,我和二姐的接触最多,只是二姐在姐妹里头最不得人心,因为她脾气坏。我十六岁那一年,有一次,大哥一气之下用晾衣叉追打二姐,我看不下去,上前劝架。被我一推,大哥居然摔了一跤,跌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
    我中学上的是常熟县立中学,也是寄宿制学校。刚开学,我分在甲班,国文老师叫王昌龄,和唐朝诗人一样的名字。第一天,王老师让大家写篇作文,要求编一个故事。我很快就写好,交了上去。过不久,王老师让同学喊我去办公室一趟。我胆战心惊地去了。见到王老师,没想到他很和气,笑嘻嘻地叫我坐下,说,你这篇作文写得蛮好,要比一般的同龄人写得好。我知道,他怀疑我是抄的。但他不说。他摸了摸我的手臂,又说:你蛮瘦,身体好不好?要当心身体,好好学习。他没有再追问下去,便让我回宿舍了。王昌龄是对我有影响的老师之一。他心里怀疑我抄了作文,却又顾全我的面子,怕伤我自尊。对他的怀疑,我既委屈,又得意。那文章自然不是我抄的。他的关心,却让我感受到父爱一般的温暖。
    王老师很敬业,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写完后,马上批改。圈改,批分,好的加五角星,甚至加两个五角星。批出来后,前五名公示,我的名字经常在里面。这让我很开心。但同时压力来了,希望每天的前五名里都有我。就这样,每天写,练习的机会多了,受了鼓励,写作好的人越来越好,写作差的也得到了锻炼。我一心想把日记写好,只写印象最深的事,从来不报流水账。渐渐,我摸得了一点写作的门道。但是,写了这么多,我却从未在日记里写过父母。
    相比复杂的家事,学校里的生活简单明朗多了。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我就不得不离开了学校。
    “我们成了湖上的一只孤船”
    1937年,我正上初中二年级。这一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飞机经常飞到战场外围的常熟,骚扰、轰炸,学校不得不停课。我记得从农历七月十八(1937年8月23日)一直到十月初,日本飞机就七次轰炸常熟城区。常熟县在辛峰亭设立了防空监视哨,在慧日寺救火会钟楼上装置了汽笛,发现敌机后立即发出警报。那时的常熟城,兵荒马乱。
    日本人轰炸,一般选在白天,我们只好逃到外面去。我家的大门是两扇木门,中间用一根丁字形的木头撑住,底下有石柱。晚上回家,里面没有人,开不了门。大哥灵机一动,问隔壁的虞阳小学要来钥匙,然后在我家围墙上挖个洞,先进虞阳小学,再钻洞回家便是。
    到了后来,风声更紧,我们逃出去后就不回家了。那时,我们都躲在常熟西门外离家十里路的一个荒岛上,几乎天天听见炮弹远远地炸响。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天上飞机扔炸弹,我跑到屋子外面去看。我跟人说:看!那炸弹丢下来时,先是横着飞,然后才垂直掉的!别人往回拉扯我。我说,怕什么?不会掉头上的!
    躲在荒郊野外,毕竟寂寞。我和二姐盘算着结伴回家看看。日本人不丢炸弹时,常熟城里还算安全。我俩回过一趟家,安然无恙,之后,胆子大了,又接连回去了好多次。
    有一次回家,刚把房门关好睡觉,忽然听到后堂有人坐在藤椅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心里一惊,悄悄开门,却没了声音,也不见人。关好门,上了床,那声音又来了。如此往复三四次。我干脆下床,操起根棍子,突然开门冲出去。可是,什么也没有。之后,那声音便不响了。半个月后,我发现,挂在窗框边的火腿被老鼠咬坏了。那诡异的声音多半是老鼠作祟。原来是虚惊一场。
    但是不久,我们全家就不得不踏上了逃难之路。
    当时,我们还躲在西门外的荒岛上。有天早晨起床,忽听见急促拍门声。外头人喊,不好了,日本人在杭州湾登陆了。隐约听见放炮声远远传来。全家盘算着,躲在荒岛上也没用了,必须离开常熟。
    时近冬天,我们带上了全部衣物和随身细软。可是,没有船。全家十口人,大姆妈、大哥和大嫂、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二嫂、二嫂的孩子、二姐、三姐,加上我,还有一个老佣人,要离开荒岛,谈何容易?
    等了几天,好不容易看到一只小船。我大哥挥手示意让他靠岸,船老大摆手不肯。大哥急中生智,抬起手,冲他喊道:“你再不过来,我开枪了!”那船老大果然中计,乖乖过来了。等船靠了岸,大哥的计策自然穿帮。那船老大倒也大度,发慈悲让我们一家十口上了船。那是只乌篷船,真是小,十个人上去,全然没有转寰余地了。
    远处仍有枪炮声传来,船老大撑着船,往西湖(旧称,非杭州西湖,今称尚湖)方向一路西去。白水茫茫,不知何处是尽头。我们在西湖上待了个把礼拜,吃船家饭,每顿都吃从湖里捞上来的虾。晚上敌人放炮,远远望见炮火映红天幕,竟如同烟火一般好看,炮火在辽阔的水面上回声连绵,久久不息。
    整整一个礼拜,我们就这样在西湖上荡着,日日呆坐,夜不能寐。奇怪的是,我们竟是西湖上的一只孤船,一个礼拜都没有碰到过另一只船。
    一个礼拜后,看炮火暂歇,我们上了岸。这个镇,叫做甘露镇。大哥带着全家,试图在这里立脚。当时,镇上一个大户人家刚刚生产孩子,忙得很,其他人家都很穷,连租房子都困难。甘露镇无法立脚,我们又去了荡口镇。我们取出藏在热水瓶内胆里的钱,在祠堂广场旁边一栋两层楼租了二楼的一层。没有床铺,便买来稻草铺在地上权作榻榻米,算是暂时安顿下来。荡口镇似还比较祥和,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息。我也很快从紧张的情绪里抽离,白天去书场听书,日子仿佛又回复了往日的平静。
    不久,阳历元旦到了,听说常熟城里成立了“维持会”,局势已经基本安定下来。我和老佣人商议着回去看看。我们找来一只船,船过西湖,时而看见湖面上有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尸体漂过,甚至还有人头。我转过脸去,只当没看见。到了常熟,我们由北门外上岸。我壮着胆子走在前面,老佣人跟在后面。到了城门口,突然横里冲出来一个“东洋乌龟“(日本兵),手里拿着枪,枪上有刺刀。我向他鞠了个躬,他不说话,把枪往东一指,意思是让我们朝那个方向走。走过一家南货店,店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又走过熟悉的店面,都是冷冷清清,再往里走,市面上的人才渐渐多起来。
    回到家,发现临走时锁好的大门竟然敞开着,里面已经洗劫一空,连家具也一件不剩。所有的红木家具都被日本人当柴火劈了烧了,用来烤火取暖。几十只装满皮货的牛皮箱也不翼而飞。只有一间房子里还剩下一张挂有蚊帐的大床,我和老佣人挤在这张床上将就了一夜。大门已损坏,关不上了,那一晚,只听得敞开的大门外脚步杂沓,那脚步声仿佛就踩在我的耳边,一夜无眠……
    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1939年,抗战尚未结束,我便收拾行囊,在战乱中前往孤岛上海继续求学。这一年,我刚好十七岁。
    作者札记
    心底的波光与云影
    正是冬天,室内阴寒。即便用着电热油汀,秦涵坤先生仍需穿上羽绒服和羽绒裤。“年纪大了,怕冷。”他说。他的卧室朝南,薄阳一缕,照在书桌上摊开的唐诗宋词上。那是他读了一辈子的书。
    听他慢声细语地讲述,我产生了那么一瞬间的恍惚。我怀疑坐在面前的,不是年过九旬的长者,而是一个停滞在时间深处的翩翩少年。我在他历经世事的眼睛里惊讶地读到了一种与沧桑相悖的——清澈。是的,清澈。清澈得足以照见那遥远的波光与云影,清澈得不起一丝微澜,沉静而又淡泊。
    我想起他的故旧对他的评价:一生看轻名利、旷远超达。这样的描述与我的所见相符——只有滤去了心灵和尘世的杂质,才能保持这一份长久而恒定的“清澈”吧。可这又是如何做到的?清澈,须与浑浊的尘世抗衡;淡泊,须抵御纷扰的利诱。有人避世以逃脱,然而,真正的超脱者,是身处俗世,唯我独醒。
    我想起秦涵坤讲述的一些片段:逃难中途,他与老佣人回到被洗劫一空的家中。那些担惊受怕的日子里,留在他记忆里的,不是抱怨与怅惘,竟是欢欣:老佣人不知从哪里弄来白米虾,简简单单地煮熟调味,用来下面竟是美味至极;他们从隔壁的虞阳小学搬回一只“东洋乌龟”藏匿的红木书案,“上面山水图案的大理石真是美极”……那时,学校均已停课,竟有一间无锡国学专修馆在战乱中存活。秦涵坤趁乱去国学馆读书,在那里非但熟读了唐宋诗词、晚明小品,还由此激发了他对国学的毕生兴趣。
    又说起一个看似凶悍的体育老师兼舍监,起先在课上挥舞藤鞭,凶神恶煞。在听说了他失去双亲的情况后,来到他的身边,与课堂上判若两人,神色温柔,悉心安慰,以后每见,必和颜悦色嘘寒问暖。还有一同舍男孩,每每熄了灯,两人便说悄悄话,说着说着,就偷偷塞给他一只酱鸡爪或者盐水鸭胗……
    那些细细碎碎的温暖依旧照亮着近八十年后的长者的今天。
    “要说童年的遗憾,自然有,没有父母,缺少天伦之乐。但那是无法改变的。至于你说的淡泊……可能只因从小家里有点钱,对‘利’一直看得不重。”秦涵坤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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