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迎来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形成颇具时代特质的理论潮流，引领中国当代文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潮流植根于本土文学实践，具体体现中国传统与中国气质。当然，也有国外汉学家批评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学实践“太过于关注中国的一切”了。从中国文论传统来看，这一批评的荒谬性不言自明，而换一个角度，它却从反面道出中国文论发展的本土性特质，即始终立足中国文学经验、关注中国文学经验、阐释中国文学经验，并由此形成对中国文学经验的理论抽象。这一特质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尤为突出。 谈及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无法绕过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纠葛，其中一个非常关键却又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方法论分野，即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立足于移植他者理论予以嫁接，还是在本土化基础上进行发展。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存有诸多争议。旁观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兴起过程中的诸种内部论争，可得他山之石。作为英国第二代新左派理论家代表之一，安德森就曾断言英国本土文化没有生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土壤，故需从欧陆移植、理论嫁接，遂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说；而在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汤普森看来，种种嫁接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云云，无非是“理论贫困”的当代征候，陷于理论抽象、满足于认识经验，却不能深刻阐释日常现实、有效处理经验。 回顾新时期近四十年的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的推动作用无需多言，即便诸如“西马非马”之类的论争，在文学经验的层面上也不无启示。事实上，中国文学实践与文学经验原本就未真正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视野，遑论欧陆理论传统的理性执着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从接受理论到解构主义，日新月异的理论创新，却又可约略归结于安德森式移植理论、建构体系的套路，难免理论剪裁经验。在此意义上，“西马”之谓“非马”，显然有本土经验在，它作为前理解而框架出某种“非”来。而进一步琢磨，则又可见出两种文学经验，一是普遍的、整体的文学经验，或称之为传统文学经验论；二是个体的、差异的文学经验：前者是规范性的，规定个体的接受，进而改变读者，后者则反对上述将读者降低为客体的理论暴力，预设某种白板而被动接受、等待改造仅仅是理论虚妄。两种文学经验论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中各有偏执，或失于忽视作者，或失于无视读者。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论一直就有重视文学经验、强调文学研究整体性的优良传统，并且在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继承发扬。新时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迥异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语境与现实挑战。从文学经验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同时面对理论过剩与理论贫困的双重挑战；相对于当下文学实践而言，剪裁现实经验的文学理论是过剩的，而立足本土经验、有效阐释经验的文学理论又是贫困的。当规范性淹没了经验性，理论认识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经验性遮蔽了规范性，理论阐释也将失于狭隘。新时期近四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始终立足中国思想文化基本语境，直面发展着的中国文艺实践及其现实问题，创造性发展中国现代文论。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不从本土文学经验出发，并回归于对文学经验的阐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