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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社会民生的持续关注 王 晖：“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需要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人民”并非抽象的所指，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具体所在。在我看来，2017年的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忘记这一文体关注社会民生的“初心”，在多个方面予以独具深度的表现。丁捷的《追问》及时而鲜明地回应了中国老百姓热切关注的反腐败斗争。作品以8名落马高官的口述实录真实呈现其腐败堕落的前因后果，以及对党和人民事业所造成的危害。李英的《第三种权力》写的是浙江武义县后陈村成立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表现农村分权制衡、民主监督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长江的《直面北京大城市病》是一篇问题报告文学，主要纪录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目前所存在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城市“病症”。胡启明的《生命的礼物》反思当下中国遗体和器官捐献的紧急现状。方格子的《我在人间一百年——麻风病人口述实录》和普玄等的《五十四种孤单：中国孤宿人群口述实录》分别指向两类特殊人群。前者通过对5个麻风病人的口述实录，在真实揭示这一特殊弱势群体隐秘而痛苦的生存现状之时，呼吁全社会给予其充分的关爱。后者以湖北和河南福利院的几十位孤寡老人讲述各自生活的方式，表现孤宿人群封闭、奇异的生活状态。李燕燕的《山城不可见的故事》聚焦重庆山城里的女老板、钟点工和打工仔等人群。此外，范小青等人合著的《两岸家园》所描述的22位来江苏投资创业的台湾企业家、李迪在《天网难逃》里再现的徐州公安干警、张仲全《穿越子午线的日子》里的国际化学武器核查中的中国专家罗华政、李延国和许晨的《无衔将军》对军转干部王福波的描述、徐锦庚《大器晚成》里叙写的传记文学作家陈明福、许晨在《一个男人的海洋》里对中国航海家郭川的再现等都各具风采。这些鲜活的形象呈现出多层次和多元化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观中国的有效窗口。 丁晓原：我想从另外的角度说说2017年一些作品所达到的深度。作品的深度就是作者思想的深度，没有这样的深度，不足以言谈作品的优秀。生态文学书写是本年度的一个亮点。过往的此类作品，大多是反映生态问题的，而《那山，那水》写的是新时代生态的新气象，作品不是一般简单地讲说生态建设的美丽故事，而是将其置于新时代新发展的高度，彰显其中的深意；同时，将缩写对象的生态建设实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逻辑地关联了起来，以前者的成就充分阐释新时代新思想的重大意义，由此达成了当代生态文学书写的新时代高度。王宏甲的《塘约道路》7万字，是中篇规模，其思想的分量远重于许多“空心”的长篇。贵州的塘约曾经是一个贫困村，但这篇作品正如作者自言，“不仅仅是一个迅速脱贫的故事”。作者的立意在于，“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寻常的话语中蕴含着深刻的主旨——这才是点亮“道路”的火炬。余艳的《守望初心》写的是红嫂的传奇。这类传奇此前已有书写，余艳自己也发表有《板桥绝唱》。2017年尾推出的长篇，以湖南桑植红嫂群体为主人公，她们送走了男人，又送走了儿女。“守望的红嫂，会用怎样的坚韧熬过几十年漫长岁月？英勇的红军，会蹚过多少坎坷持一颗初心走向胜利？”可歌可敬的红色传奇与新时代“不忘初心”这一精神主题，在这部作品中有了内在的逻辑关联，作品叙事的意义有了新的增殖。还有一种深度是由纪红建《乡村国是》所体现出来的报告文学写作精神。作者走过包括新疆、西藏、宁夏、甘肃、云南和湖南在内的14个省市自治区的39个县市区，足迹印在202个村庄的土地上。从某种角度上说，对于已经具有良好写作能力的报告文学作家而言，有了好的写作题材，作者的写作态度大致就决定了作品的质量。《乡村国是》是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艰苦行走的馈赠。作者身入、心到、情切，因而作品获得广泛好评就是很自然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