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个好人 读+：周家几兄妹，不管作出何种人生选择，却活得非常有筋骨，你是特意凸显他们的道义和担当？ 梁晓声：这四十多年，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借周氏兄妹的视角，提出了厕所问题、洗澡问题，有自己的厕所，在那个年代能让人幸福到哭。但我觉得还要在物质生活提高满足的过程中，让文化继续化人。 这和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周家兄妹、周父，有我自己和父亲的影子，我父亲便是大三线建筑工人，我从小生活在小说中提及的光字片街道，知青回城探亲时，出于自卑，我尽量不让别人来我家。 我后来在知青连队当上小学老师，能上复旦大学，活出今天的人生，是出现了很多好人帮助我。我那个时候受文学影响，对自己有不一样的要求，周围的人感受到了，自愿帮你。现在的年轻人拼爹妈，羡慕别人有一个开挂的人生，却从不思考自己和别人有何不同，凡事斤斤计较，缺乏同情，不愿承担，凭什么要求你人生的幸运指数比别人高？ 读+：写作四十多年，你最坚持的文学姿态是什么？ 梁晓声：我把人性看得非常重要。我还记得看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马》时的激动，当战马在炮火硝烟中挣扎，对立的英军和德军都主动竖起白旗，救那匹战马。这就是人性的力量。受益于文学的滋养，从年轻到老，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个好人。当我这样做了，别人发现你的善意，反过来又愿意关心我，帮助我。将我亲历的好人文化告诉读者，是我写这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 《人世间》节选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领导们对他这位“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很大的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五十二元退休工资。在当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个家为端点，向中国那些偏远的、经济落后、崇山峻岭的省份“发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份之间——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发射台。现在，这一颗“老卫星”耗尽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仅有标志意义了。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走南闯北过的人，哪个省份留给他的印象最好？他总说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对A市表现出了别人难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后的头一个月里，他整天骑辆旧自行车到处逛，把全市的边边角角以及四周郊区都逛遍了。他逛得特过瘾，体会却只是两句话：“哪儿都没变，哪儿都熟悉。” 他对更加脏乱差的光字片一点儿也不嫌弃，因为见过太多比光字片还要脏乱差的情形。同样的情形，是当年许多农村和城市的常态。四年里，他这位从“大三线”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当成了“小三线”，把自己家所在那条被违章建筑搞成了锯齿状的小街当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让自己的家看上去还有点儿家样，理所当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点工程——他似乎要独自承担起改良的神圣使命。在春夏秋三季，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抹墙，既抹自家的墙，也抹街坊邻居家临街的墙。他抹墙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几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选举先进居民，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区委副书记亲自奖给他一把系着红绸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钉了个钉挂在墙上。他依然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他的工具不仅是抹板，还有铁锨。人们也常见他修路，铲铲这儿的高，垫垫那儿的低，填填某处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门前的地方。 见到他那么做的人有过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纪的，常常劝他，“拉倒吧！一条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场雨又稀里哗啦踏烂了。”他却说：“弄弄总归好点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或说：“我往土里掺了炉灰，再下雨不会那么泥泞不堪了。” 四年一晃过去，周志刚更老了。汉字的微妙之处是别国文字没法比的，只有中国才有“一字师”的说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虽属民间口头语，但把那种如变脸般快的无奈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周志刚完全秃顶了，脑壳左右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渐渐蓄起了一尺来长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许灰色，估计继续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多了。他的腿脚已不灵活，有点儿步履蹒跚，浑身经常这里痛那里酸的。当年在“大三线”工地上对体能的不遗余力的透支，开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别人已经称他老爷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么称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