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的先秦和欧洲的古希腊时期，这个问题都曾经是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东西方在那个时间大致相近的时代都出现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那个时代的学术气象宏大，崇尚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人类语言的发生也是哲学家们所关注的。当时东西方就都有本质说和约定说两种主张。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期，十七八世纪，欧洲还出现过与语言符号问题实为一体的语言起源问题的争论，它甚至是学界关注的焦点。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甚至决定设立专项奖来征求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解答，来自欧洲各国的数十名学者参加了竞争……在中国，与此大致相当的时期，清代乾嘉时期及其后的学者们，也从实学的角度再次进入语言符号即音义关系问题。但是，从十九世纪起，欧洲的许多语言学家就拒绝再讨论语言起源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无法得到证实。 奇怪的是，他们一方面认为语言起源问题的答案无法证实，一方面却在学术界承认一种答案：语言发生时语言符号是约定即任意的。而且成为一个原则，没有人反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说：“曾几何时，人们把名称派分给事物，在概念和音响形象之间订立了一种契约———这种行为是可以设想的，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对符号的任意性有一种非常敏感的感觉，这使我们想到事情可能是这样。”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种从来没有得到证实，只是想当然以为应该是这样的东西，成了语言符号的头等重要的特征和关于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是否可以说，从拒绝讨论语言是怎么发生的，到想当然地认为语言之初语言符号是约定的，以之为语言符号的第一原则，不但是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而且是缺乏科学的严谨？ 我总不明白，语言发生时语言符号是怎么约定的？因为“约定”就必须使用语言，那么这最早的、用来“约定”的语言是怎么来的？否则难道“约定”是打手势？约定俗成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它还得有一个假设作前提，即语言是在人类社会的某一个时间内才产生的，而不是随着从动物到人的漫长的进化而慢慢不断协调、调整、演变、完满、丰富起来的。单就这一点就很让人疑惑，因为我们会问，语言符号约定之前，人或人之前的猴子是怎么交流思想的？如果一开始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另一种方式，那么后来是怎么突变，换成另一种交流工具即发声语言的？语言的生理机制难道是突然发达起来的吗？如果人类语言发明之前一直没有语言的交流，语言的生理机制如何进化，大脑的思维能力又如何发展？语言难道是一开始就像人们所理解的人类语言那样完满的吗？如果一开始就有语言，那么它就应当是从猴子最初的叫喊开始的，是与动物和人的心智本能联系的而不是人类社会约定的。从动物到人类，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语言是演变进化的。 我的这些疑问，有传统语言学与近现代西方语言学不同主张碰撞的背景。汉代以来，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在词义上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形成对词的声音(即“名”)与词的意义(涉及“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独特认识。他们不是主要在理论层面上讨论名实之间是本质关系还是约定关系，却在具体词义的研究中进入音义关系领域，触及语言的起源问题。这在清代乾嘉时代形成学术的高峰，其精华培育出了清末民初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等国学大师。他们以丰富的文献语言材料为根柢，继承和发扬两千年来学术传统的精华，借鉴了印度古代语言学的理论，提出、论述了声音和意义有密切关系的主张，本可以得到弘扬光大，建设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现代语义学。然而，在西学东渐中，语言学界主流将语言符号的约定说作为现代先进理论引进，奉为圭臬，然后引荀子的“约定俗成”相呼应(其实荀子的“约定俗成”是指后王之成名，而不是指语言之初)。传统词义研究的学术主张遂被轻视、废置。中国的传统语言学，本来在意义研究上是最有成就的，而其核心正是音义关系即语言符号研究。在吸收了西方语言学理论，把“约定俗成”奉为不可逾越的信条之后，意义的研究落到语音、语法甚至文字研究的后面，成为最不发达的学科，其中是否有取彼之短抑己之长的原因？上大学以来，我读清人词义研究著作，虽然其中很少理论的阐述，却在大量的材料中贯串理论主张，让人只要读进去就得承认名实关系并非偶然。于是，我一方面读着本民族的语言材料和传统语言学专著，感受着名实关系的复杂性，一方面却受着引进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被灌输以语言符号的约定说。但是，我读清人和章黄著作“中毒”太深，而且很不理解，以西人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思想解放的程度，怎么就让这种不加证明的观点成为第一原则而皆无异议呢？在我的学位论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触及语言起源的禁区，而讨论的所有问题，却结结实实地构成向那个方向讨答案的通道。针对约定俗成说成为“共识”的现状，我写道：“哪一种说法要作为定论都为时尚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