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角】
    自东晋以后，中国文化的中心经历了一个南迁的过程。“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从“陶谢”开始，南方景致便不再是地方性意义的元素，而是中国文人精神的故乡了。唐宋之后，中国诗歌与文学中的核心地带，无疑已经迁至狭义的“江南”，或是广义的“南方”了。由此可见，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地域性问题并不是在现代才出现的。
    对当代中国文学而言，南方、江南，同样不仅意味着一个省份、一个地域，而且意味着某种根基性的东西，甚至在某些时期还是潮流性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潮文学运动，就是从南方兴起的。在这个由江浙沪构成的“三角构架”中，江苏又更可谓底气丰厚，人才辈出，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进步贡献了太多重要的作家与经典的文本，甚至可以说贡献了一个现象，一个群落的奇观。
    而同样，关于这些人的研究，也不仅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命题，而且是事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问题与走势的一个镜像和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丁帆、朱晓进、王尧等诸位学人和批评家主持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可谓既是江苏作家群研究的一次精彩亮相，又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
    作家研究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历来是学科建构和专业研究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走向深化的标志。过去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收集和整理方面，学界曾做得很好。但或许是囿于某种无意识，关于当代作家的资料整理却相当滞后。直至近些年，“历史化”方法的昌兴，才推动了这一工作的进程。除了“重返”不同年代的文学现场、“重评”文学史上的典型思潮和现象、“再解读”那些被特定结论固化的经典作品之外，对重要作家的创作活动及评论资料进行汇总、分类、考辨、辑录等，逐渐摆上了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台面。孔范今、雷达等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和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等数套资料丛书的推出，产生了较大影响。而这部“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问世，则无疑又在体例和规模上是一个突破。无论从入选者的阵容，还是从编选者的视野用心来看，都算得上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当代作家资料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检视与成果。
    正如丛书总主编丁帆教授所言，江苏文坛在不同时期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支阵容强大，甚或是其他地方“无出其右”的创作队伍。仅从入选的16位作家来看，从老一辈的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到20世纪50年代即已走上文坛的高晓声、陆文夫、胡石言、张弦，到新时期成名的庞瑞垠、赵本夫、储福金、朱苏进、黄蓓佳、范小青、周梅森，再到稍后异军突起的叶兆言、苏童、韩东、毕飞宇，从中可以大致看出这一作家群落跨越不同代际、文脉绵延相续的整体风貌。同时，当代文学中所有典范的“南方”或“江南”文化，也都深刻地烙印在这个谱系的文学叙述之中。在时间变迁中所沉淀的那些过往的故都繁华、旧城颓靡，在空间交汇中汲取着的“苏南的阴柔缠绵”与“苏北的阳刚恢宏”，可以说既构成了江苏作家群独特的精神气质与美学风尚，也当然地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传统”，与这个大的构架之间，存在着生动而贴切的隐喻或同构的关系。因此，它的意义既可以看作是对于江苏地域文脉传统的守护与光大，同时也是对于整个“当代文学”的诸种景观与成就的一个检阅。
    当然，如此说，似乎是对不同区域文学创作群落之意义的一个“僭越”，那些地域的作家群在中国当代文学变革进程中当然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名声显赫的如“陕军”“鲁军”“豫军”（又称中原作家群）等，另外浙系、巴蜀、山西、湖南、湖北等地的作家群也各有特色，但这些概念似乎都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行政色彩”，且不够有完整的“历史”意义上的谱系性。而江苏作家群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参与程度和介入之深，亦是无出其右者，因此其代表性自然也无可替代。
    上述说法自然未免过于宏观了，有大话之嫌。因为这样一套丛书很容易被看成是一个材料的堆积物，但果真如此可就错了。在我看来，一部好的资料集必然是眼光、观点、视野和史识的共生与融汇，每位选编者都有匠心和功夫的精当体现。以青年批评家何同彬所编的《韩东研究资料》为例，开篇所作的《韩东创作论》一文，即很能体现论者的史识，其年少而从容的笔触，简约但深入地诠释了韩东从20世纪80年代“新生代”代表诗人到90年代“新生代小说家”的奇妙转换，作者将这一过程叙述得丰富自然，恰到好处，且意味深长地赋予了他一个“深梦”之魂，由此生发出其作品的历史与人文意义的高度评价；在关于韩东诗歌的评论与小说的研究资料之间，也保持了一个准确的兼顾和平衡。这一卷所编，可谓深得行家的会心，相信读者重新研读韩东作品，或者披阅其研究资料之时，一定会心有戚戚。
    以上只是选取了一个例子，从各卷情况看，可谓各有特色。当然，作为一套皇皇16卷、560余万字的丛书，在编选过程中也难免会有不平衡，因为有的作家可能研究文章非常之多，且多为名家，有的相对少一些。这对编选者来说就是挑战了，在生平简介、创作年表、创作谈等客观性材料的辑录和作家作品的批评论文、目录索引等研究性材料的选择之间，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自然会导致各卷间体例与分量的不均衡。好在这样的著述本身即重在客观呈现历史，读者并不会过于求全责备。
    在现代作家那里，因为资料收集困难，作品年表的辑佚整理、作家年谱的勘定编撰等工作都历时长久，考验着研究者的资料功底与学术耐性。但在当代文学这里又有新情况，那就是资料可能过于庞杂，功夫已不是在材料的寻求上，而是在于选择之艰，这就要求我们的批评家要有更加敏锐的历史意识，要将那些最有可能蕴含着历史深意的部分悉数收入，而将那些意义稀薄的“冗余”予以淘汰。如美国人海登·怀特所说，任何一个事件和材料，在进入历史的叙事之后，会变为“一个扩展了的隐喻”。基于此，好的学者和著述总是能够完成真正的沙里淘金。在笔者看，这套书系可称庶几近之。
    （作者：张清华，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