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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时代复活中国文学传统

http://www.newdu.com 2018-02-07 文艺报 张晓琴 参加讨论


    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传统的继承不同,其笔下的人物亦不同。当代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脉,也以独特的方式复活了乡土中国的众生。他们如一道道的光,从民族历史中逶迤而来,汇在一起,照向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无论何种文学传统,都要通过作家独特的创新和转化方能产生新的意义。如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所说,“假若传统或传递的惟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一个作家在写作时只有对传统的过去性和其在当下有可能产生的意义有充分的意识,才有可能在新的时代复活传统,否则,只是一种陈词的重复。
    中国当代作家面临的传统主要是自先秦至晚清的中国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时间上看,五四新文学传统离中国当代作家最近。由鲁迅开辟的乡土文学成为汉语新文学的重要传统,紧随其后的乡土小说流派对其的继承是显而易见的。在鲁迅这里,写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启蒙众生,他在那篇有名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故而乡土的众生都是需要启蒙的对象,作家是精英立场的,是为了开启乡土民众的鸿蒙改良人生的。鲁迅笔下的故乡是阴郁的,是宗法制下压抑愚昧落后的存在,其中的人物大多是麻木的,没有自我意识,逆来顺受。乡土小说流派诸作家继承了鲁迅对乡土的批判,他们笔下的乡土一律是阴冷甚至是阴森的。他们写到冥婚,写到暗夜里偷偷拜天地的人,写到被宗法制夺取性命临死前仍然没有自我意识的人,这与祥林嫂、闺土、阿Q是何等相似。以写湘西世界闻名文坛的沈从文与鲁迅不同,他的乡土是诗意的,如他本人所说,是供奉在希腊小庙里的人性。但是这人性是原始的,其启蒙更多来自自然,比如《边城》中的翠翠的生命与精神都是受了山水的滋养。
    十七年期间,乡土在革命文学传统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乡土变为农村,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乡土中的人物是阶级斗争的主力军。比如《创业史》,柳青认为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小说原本着力塑造的是梁生宝,但正如严家炎先生指出的,这个人物有“三多三不足”的缺憾。相比之下,梁三老汉却成了一个喧宾夺主的人。他在睡梦中笑出声,梦见自己成了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这样卑微的梦想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中国梦。他的身上显现出农民身上更真实也更多元的一面。
    五四新文学也好,革命文学也好,这些乡土世界的人物都是作家在乡土之外的眼光审视的。站在乡土,或者说立足民间的乡土是何种情形?生活在其中的人又是何种面貌?他们是否仍然麻木不仁,或者生活中只有斗争?最早呈现出与以上两种传统不同的是赵树理,他时刻想的是“自己供给的精神食粮群众能不能吃进去”。赵树理希望自己的小说“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这里的“起作用”,重要的含义是站在民间立场上,通过小说传递民间的声音。比如《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等所谓“中间人物”的声音也是当时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心声。赵树理讲故事时虽然具有鲜明的中国民间说书人特色,但本质上与一般民间说书人不同。
    当代文学进入新时期之后,作家们仍然有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延续,比如韩少功笔下丙崽的象征性存在,比如莫言在《酒国》等作品中对国民性批判主题的延续。然而,更多的作家开始探寻新的向度,这个时候,中国的文学传统成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具体而言,中国文学传统有两个重要构成,一是业已经典化的古典文学遗产,比如中国古典名著;二是民间文学传统,比如民间戏曲、口头传承的传奇故事等。
    当代作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化或隐或显。贾平凹在小说中对《山海经》等传统经典文本的复活,与百年中国历史的书写产生一种很强的张力,其小说中传统文人笔记的特点显而易见。莫言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是比较清晰的,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应用,对佛教轮回形式的借鉴,对民间戏曲与民间说唱等艺术形式的创造性采纳,对蒲松龄等古典小说想象力的创造性转化都独具一格。苏童笔下的现代故事与古典小说在故事原型上也是极为相似的。张贤亮早期小说中的情节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落难才子遇佳人模式如出一辙……然而,细思起来,当代作家在对中国文学传统创化之后,其作品中又呈现出新的时代品质。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在传统的外衣包裹之下,他们笔下的人物却是新鲜的。换言之,当代诸多作家复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脉,也以此复活了乡土中国的民众形象。
    在当代中国作家笔下,乡土世界的诸生,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抗争精神,即使是他们的身上充斥着人性的永恒弱点,也是血肉丰盈的,个性鲜明的。他们活着,他们沉默,他们反抗,他们狂欢。路遥的《人生》之所以一发表就引起极大关注,最重要的原因是高加林这个“新人”。高加林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他排斥农村生活,强烈渴望现代文明,伤害他人的同时伤害自身,最后一无所有的回到乡土。这与此前文学史中的农民完全不同。在塑造“新”的农民形象上,“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极为独特。“作为老百姓写作”意味着平等地对待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也意味着平等地对待读者。在莫言的小说世界中,所有的人物一起释放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在高密东北乡上演悲欢离合,他们清醒而又倔强,他们背负历史又活在当下。“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始终和他们站在一起,他写下的就是他们的心声。说到这一点,不得不提及《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中的张扣是个民间艺人,以弹唱为生,天堂县的百姓欢乐时,他由衷地唱赞歌,百姓蒙难时,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怒歌百姓之苦。张扣,即张口,他既是一个民间艺人,又有足够的清醒。立足民间,为众生“张口”,无疑就是莫言的姿态和立场。
    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莫言笔下的知识分子,包括小说中那个名叫莫言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无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无能的。生动鲜活的,让人过目难忘的是他笔下那些农民形象。《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和他转世的所有动物没有离开过他的土地和家园,蓝脸一生也坚守着他的那一亩六分地。这仿佛是一个隐喻,莫言的文学之根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高密东北乡。然而,土地之上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给莫言的创作同样带来变化。莫言本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小说是能够成长的,而且建立在乡村故乡基础上的小说,本身是充满开放性的,永远不会封闭的。”正因为这一点,莫言笔下的乡土众生都是真实的,他们拥有不完满的自我,却又是丰满的。他们哪怕是拥有人性的永恒弱点,却也是有自我意识,有反抗的。甚至,他们的反抗往往不局限于乡土世界的方式,比如《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高马,他在反抗时常常想起于连,他的反抗也带有于连式反抗的特征。这似乎突破了人们对乡土中国的民众的惯常理解。事实是,中国农民形象的变化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本身会发生变化。只有一个扎根于土地的作家才能看到土地之上众生的变化,也正因此,一个作家才有可能持续创作。于是乎,我们在莫言的新作中看到了新鲜复杂的乡土众生:一个近乎于阿Q的弱者武功,几乎是一无所有,但又有凶残的一面,以睚眦必报的方式对抗世界;一个同样热爱土地但又清醒地看到自己祖辈缺点的青年孙来雨;一个优缺点同样明显的村官张二昆……他们都是莫言在土地上复活起来的众生,他们拥有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莫言,把他们的欢喜幸福、委屈无奈,甚至是他们被损害的悲愤和盘托出了。
    这样做的并非仅仅莫言,许多作家作品中都出现了貌似不同以往的农民形象。早在10年前,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甫一问世就遭到了质疑,其中的女主角繁花是个村干部,一心为村民谋福利,然而,当她努力工作时,却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在背后捅了一刀。论者质疑的是她丰富的精神世界,甚至有人认为繁花的精神世界不像农民,太小资。现在,这种质疑声渐渐弱了下来,因为更多的新的农民形象正在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是“70后”作家梁鸿的《梁光正的光》中的父亲梁光正。李敬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农民,他是圣徒,他是阿Q,他是傻瓜,他是梦想家,他是父亲是土地,是顽劣的孩童是破坏者。”梁光正与普通意义上的农民形象完全不同,他有很不卫生的一面,就是随地吐痰;他又有让人不可思议的一面,身为一个农民,他永远穿着雪白如一道光的白衬衫,这两个细节似乎构成了一个矛盾体,却又是如此贴切地糅合在一个新的农民身上。他固执保守,甚至是偏执,但又渴望融入这个时代,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他的身上同时呈现出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和复杂性。所以,在现当代文学的农民形象谱系中,梁光正完全是个“新人”。他终其一生都在寻亲,却永远寻不到真正的亲人。“寻亲”也可以理解为梁鸿为梁光正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物中的“寻亲”,他拥有此前农民形象的基因,但更多的是变异。
    毫无疑问,不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传统的继承不同,其笔下的人物亦不同。当代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一脉,也以独特的方式复活了乡土中国的众生。他们如一道道的光,从民族历史中逶迤而来,汇在一起,照向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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