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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娅曼 发表：《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摘 要] 索绪尔的重要贡献是首次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提出了“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然而，索绪尔没有来得及认识到：“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乃是源自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预设，因此，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是不彻底的。索绪尔留给21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批判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词源”语源观基础，建立崭新的语源观，从根本上确立起彻底的“符号价值系统”观，以完成索绪尔没有完成的革命。 [关键词] 索绪尔 革命 语源观语言观 基石 上世纪之初，虽然历史比较语言学正处于它的颠峰状态，但索绪尔以深邃的洞见力，看到了被辉煌成就光焰所环绕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致命弱点，并以非凡的勇气开启了语言学的新篇章。在索绪尔的划时代的符号价值系统思想提出后，随即形成了结构主义的三大流派，现代语言学由此产生。在此基础上，后来不断有新的语言学理论提出，并逐渐形成了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两大阵营。但各家各派都反对“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赞成语言是一个有机的符号系统的观点，即“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因此，现代语言学是建立在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基础上的。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我们发现，现代语言学仍然深受着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影响。这就是说，索绪尔虽然提出了价值系统语言观，但却未能使它真正确立起来。究其原因，索绪尔理论的一个深刻的矛盾暴露了出来——索绪尔的一般语言观与隐藏的语源观的深刻矛盾。 隐藏在索绪尔语言理论底层中的这个语源观是源自古希腊的预设——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而这一预设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索绪尔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却从未批判过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因此，索绪尔不仅未能真正确立起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还导致了自身语言学理论的深刻矛盾。现在，我们又处于新世纪的开端，语言学又面临一个新的继往开来的历史关头。彻底批判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词源”语源观，完成索绪尔没有完成的革命，不仅成为21世纪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也是为当代语言学取得重大新突破做好理论准备。 一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对古希腊以来的传统语言学思想——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批判之上的，他提出的“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1]118的思想，不仅是划时代的，也是20世纪以来最光辉也最深刻的思想。然而，它却未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起来。我们很难意识到，20世纪的语言学实际上很大程度仍然受着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影响。这种影响非常隐蔽，而且根深蒂固。它不是以语言观或语言理论的面貌出现，而是以一种预设的方式出现，这个预设就是：词是语言产生时的初始样态（我们称作“词源”语源观）。索绪尔开启的现代语言学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语言产生的问题悬置起来，不加讨论，以为共时的语言研究“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2]。然而，当我们不讨论语言起源的问题，更不认为自己有着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时，我们是否真的就没有关于语言起源的观点？如果有，我们有着怎样的语源观？我们的语源观与我们的一般语言观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些问题现代语言学从未思考过，可现代语言学的深刻危机却因此而生。 今天的语言学常常把语言比作大厦，把词汇比作砖石，把词组比作由砖石构成的预制板，把语法比作大厦的骨架。有意味的是，我们作此比喻是要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而不是要介绍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殊不知，砖石砌大厦的比喻，恰恰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一种表现形式。将语言比作大厦，就意味着“语言大厦”是一砖一石修建起来的，而这一砖一石就指互相没有关系的词语，语言大厦就是这些原来没有关系的砖石（词）的组合。这是典型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产物。此外，这种看似不涉及语言起源的比喻，却暗示着语言是由词语（砖石）一点一点搭建起来的。这又是典型的“词源”语源观。我们的语言学就是这样，以为是在阐释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实际却在不自觉地传播着正在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这深刻地反映着索绪尔语言学思想未能真正确立，而分类命名集观影响依然十分强大的现实。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我们都闭口不谈语言的起源问题，也都不认为自己有着关于语言起源的任何观点，但却都批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错误在于“贴标签”。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赞成“贴标签”，还是反对“贴标签”，都是肯定“词源”语源观的比喻性表达。因为无论说词是由原本分别现成存在的音去一一“贴”义而产生的也好，不是音去一一“贴”义而产生的也好，都首先设定了词是语言的最初形式，只是在此基础上来讨论词的音义结合的方式罢了。这说明我们不仅有着语源观，而且有着“词源”语源观。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词源”语源观正是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基石，现代语言学有着这样的语源观，因此20世纪的现代语言学未能真正确立起符号价值系统观，反倒受着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深刻影响也就是必然的了。 现代语言学的一般语言观是符号价值系统观，可是却有着“词源”语源观，而“词源”语源观必然导致分类命名集这一一般语言观。这样的自相矛盾是怎样发生的呢？ 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语言学史上一个从未被发现的秘密——一般语言观与语源观的必然联系：语源观是支撑一般语言观的基石。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语言学虽然并未明确意识这一点，但它们的语言观和语源观是互相支撑的，理论上是圆满自洽的。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是对2千余年来的传统语言学思想的革命，意义深远。然而，索绪尔虽然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但却未能认识到分类命名集观下面的隐蔽的基石，放过了对它的批判，使分类命名集观的这一基石暗中保存了下来，并隐蔽在索绪尔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底层，因而索绪尔理论的语言观与语源观是根本冲突的。 二 索绪尔之所以未能发现“词源”语源观是分类命名集观的基石原因很复杂，但最为根本的是，语源观作为任何一般语言观的基石这一点从来未被任何人认识到。这里所说的“语源”是指的语言的源头。此“源头”（source）并不是说的语言的“起源”（origin），而是说的语言的初始样态，通俗地说，就是指的最初的语言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注意：这个问题本身必然将“词”是否是语言的起始点作为反思的对象）。通常所说的“语言的起源”问题，其实至少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语言的源头，这是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的问题，即关于“何物”或“什么”（what）的问题；二是语言的起因，这是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初始样态的问题，即关于“为何”（why）的问题；三是语言的形成，这是关于这样的初始样态具体地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过程而形成的问题，即关于“如何”（how）的问题。通常所谓“语言的起源”问题实际是将上述问题都包含在内的，它表述的其实是语言的产生问题；而本文所说的“语源”则仅指第一方面、亦即语言的初始样态。 但是，这些问题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不仅如此，它们之间还具有一种“奠基”关系，即对某个问题的确认是以对另一问题的确认为其前提的。具体说来，起因、形成方式的问题必须以源头问题为其前提，亦即：如果要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言初始样态、这样的初始样态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而形成的问题，那么显而易见，首先就必须确认这个初始样态本身。可是，无论现代语言学，还是古希腊以来的传统语言学，都从未有过明确的关于语源、亦即语言的源头的讨论，即从未有人明确地提出过关于语言的初始样态的问题。然而，无论现代语言学，还是古希腊以来的传统语言学，却有着同样的语源观：词是语言的初始样态。不同的是，传统语言学的语源观是来自对语言起源问题的重视，而现代语言学的语源观却来自对语言起源问题的忽视。 古希腊人很早就对语言的起源问题发生了兴趣。在语言的起源问题所包含的语言的初始样态（what）、起因（why）和形成方式的（how）三个方面中，他们关注的是语言的起因和语言的形成方式方面的问题。德谟克利特最早提出了“感叹说”，认为语言产生于表示感叹的音节，即感叹词。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被认为是古希腊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著名文献，文中记叙苏格拉底与克拉底鲁和赫谟根尼之间的讨论：名称是不是由模仿而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模仿论”[3]。讨论的方式，是通过对“名称”，即词的分析而追溯其词源。这就是说，古希腊人并没有讨论语言的初始形态问题，而是将语言的产生直接与词源联系起来，并直接进入词的起因（模仿说/感叹说）的讨论。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历史上后来又有所谓“上帝说”“本能说”“劳动说”等各种观点提出，这些观点也都是关于词的起因的看法。 《克拉底鲁篇》还记录了苏格拉底与克拉底鲁和赫谟根尼之间关于词的产生方式的讨论：“名称”是“约定俗成”的，还是“自然”地“表示事物的性质”，这就是所谓的“约定论”和“本质论”之争。他们也没有讨论语言的源头问题，却理所当然地以词为起点讨论语言的起源问题，这意味着未经论证地事先预设了语言的初始样态，即古希腊人预设了如下的语源观：再没有比词更原始的语言样态，词就是语言的起始点。 因此，自古希腊始，人们所感兴趣的“语言的起源”问题，实际上都是指的词的起因和产生方式的问题；并且两千多年来对于语言起源问题的关注焦点始终是在“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4]145，即始终是将词预设为语言的初始样态，而“感叹说”、“本能说”、“劳动说”等都只是关于词的起因的不同观点而已，所涉及的是哪一类词（感叹词、名词、还是动词）先出现的问题。这就正如卡西尔在评述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时所说： 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我们就必须追溯到语词的起源。我们必须从衍生词追溯到根词，必须去发现词根，发现每个词的真正的和最初的形式。根据这个原理，词源学不仅成了语言学的中心，而且也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石。[4]145 哲学家明确意识到词源问题是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基石，这一点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正面意义是：假如词源问题就是语源问题，那么这就肯定了语源观对于语言学的根本意义，也正因此，哲学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讨论一直不断。但这里的“词源问题就是语源问题”这个“假如”却是成问题的，暴露出其“语源观的词预设”，这就是哲学家的“基石”意识的负面意义。 古希腊的关于词源的语源观虽然是一个未经论证的预设，但它与古希腊的一般语言观及其语法观是统一自洽的。我们知道，古希腊以来的一般语言观，就是索绪尔所批判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按照这种分类命名集语言观，语言既然始于一个个孤立的词的产生，那么它们汇集起来就是词的集合；反过来说，作为分类命名集的语言，是由各自独立的词汇聚起来的。因此，古希腊的语源观与语言观是互相支撑的。古希腊的语法就是词法。以词法为语法不仅与分类命名集的语言观一致，也与词源的语源观互相吻合、互相说明：词不仅是语言系统和语法的基本单位，也是语言的产生单位，即： 语源观（词的产生）→语言观（词的集合）→语法观（词的屈折） 这是相当自洽的语言理论体系。当然，圆满自洽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就是正确的理论，古希腊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和“词源”语源观预设今天看来都是错误的。 三 虽然理论上圆满自洽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和“词源”语源观是错误的，但一种完善的语言理论，其一般语言观与其语源观却应该是统一自洽的。如果它的语言观与其语源观自相矛盾，这种语言学理论就隐藏着致命的弱点。让我们来看看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关于语言的基本观点中，是怎样隐含着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预设的。 我们知道，索绪尔对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确立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所谓任意性原则，是关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观点。谁都没有意识到，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结合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关于语言产生的方式问题。就此问题如前所述，古希腊有本质论（词符与词义有本质、必然联系）和约定论（词符与词义没有必然、本质的联系，是由人“约定俗成”的）两种对立的观点。索绪尔坚决反对“本质论”，又修正了“约定论”，提出了语言的任意性原则，并将任意性原则区分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C3%A3%C2%80%C2%81%C3%A5%C2%BB%C2%BA%C3%A7%C2%AB%C2%8B%C3%A7%C2%AB %C3%AF%C2%BC%C2%89/%C3%A5%C2%AE%C2%8C%C3%A6%C2%88%C2%90%C3%A7%C2%B4%C2%A2%C3%A7%C2%BB%C2%AA%C3%A5%C2%B0%C2%94%C3%A6%C2%9C%C2%AA%C3%A5%C2%AE%C2%8C%C3%A6%C2%88%C2%90%C3%A7%C2%9A%C2%84%C3%A9%C2%9D%C2%A9%C3%A5%C2%91%C2%BD%C3%AF%C2%BC%C2%88%C3%A5%C2%8D%C2%9A%C3%A5%C2%AE%C2%A2%C3%A7%C2%89%C2%88%C3%AF%C2%BC%C2%89.doc#_edn1" NAME="_ednref1">[i]相对任意性是建立在绝对任意性基础上的，因而被索绪尔视为“支配着整个语言”的“头等重要的”的任意性原则，就是指的绝对任意性。[1]103、181索绪尔将任意性原则定义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的“不可论证”性，[1]104而这正是关于最初的语言（语源what）产生的方式问题（how）。因而任意性问题，既是一般语言观问题，更是语源问题。当符号被对应于词，符号的能指、所指被对应于词的音和义，关于语言的产生的任意性原则问题，就成为词的音义结合的任意性问题，任意性问题也就成了词的产生的方式问题。因此，任意性问题不仅是语源问题，更暗含着“词源”语源观。 索绪尔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贡献，是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价值系统观。有意味的是，无论批判分类命名集观，还是阐述价值系统观，索绪尔都没有绕开语言的产生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涉及了语源观问题。为了批判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确立语言的价值系统观，索绪尔批判了理性主义分类命名集语言观的“它假定有现成的、先于词而存在的概念”这个要害。[1]100索绪尔指出，“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模糊不清的”，“飘浮不定”；声音也只“是一种可塑的物质”。[1]157这就是说，语言产生之前，并没有一个界限分明的语音系统预先现成地存在着，随时准备为同样已经预先现成地存在着的观念（概念）系统一对一地贴标签。索绪尔同时也批判了经验主义的分类命名集观，他指出，语言的产生也不是“名称和事物的联系”这样“一种非常简单的作业”。[1]100也就是说，语言的产生也不是用已经现成存在的一个个界限分明的语音，去为同样已经现成存在的客观事物一对一地贴标签。这实际上是从语言产生的角度、由反面指出：语言不是以一个个孤立的词这样的方式产生的。索绪尔还特别画了一幅示意图，从语言产生的角度、由正面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不明确起来。[1]157-158 索绪尔认为，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所指，概念才因此产生；是语言创造了自己的能指，也才有了一个个表示概念的词符。更明确一点说，索绪尔认为，语言自产生起就是互相规定的价值系统。很清楚，索绪尔不仅是从语言产生的角度批判了分类命名集语言观，同时也正是从语言产生的角度阐述了语言符号之所以是“纯粹价值系统”的因由。%C3%A3%C2%80%C2%81%C3%A5%C2%BB%C2%BA%C3%A7%C2%AB%C2%8B%C3%A7%C2%AB %C3%AF%C2%BC%C2%89/%C3%A5%C2%AE%C2%8C%C3%A6%C2%88%C2%90%C3%A7%C2%B4%C2%A2%C3%A7%C2%BB%C2%AA%C3%A5%C2%B0%C2%94%C3%A6%C2%9C%C2%AA%C3%A5%C2%AE%C2%8C%C3%A6%C2%88%C2%90%C3%A7%C2%9A%C2%84%C3%A9%C2%9D%C2%A9%C3%A5%C2%91%C2%BD%C3%AF%C2%BC%C2%88%C3%A5%C2%8D%C2%9A%C3%A5%C2%AE%C2%A2%C3%A7%C2%89%C2%88%C3%AF%C2%BC%C2%89.doc#_edn2" NAME="_ednref2">[ii]可是，由于古希腊人预设了“词源”语源观而直接进入了语言起源的方式问题的讨论，索绪尔的批判也就止于古希腊人关于语言起源的方式观，并直接建立了自己的语言起源方式观，而未能向前推进到对古希腊语言起源观的基石——初始词源观的批判。由于索绪尔未能意识到古希腊人关于语言产生的根基是“词源”语源观预设，与它擦肩而过，事实上就让这一“词源”语源观预设保存了下来，并使之隐藏在自己理论的深处。其结果就是，价值系统语言观未能在20世纪真正确立，甚至出现现代语言学不知不觉地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之名，而行传统语言学理论之实的情况。 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批倒分类命名集观的基础“词源”语源观，因而，索绪尔建立的的价值系统语言观是不彻底的价值系统观。虽然如此，索绪尔的价值系统语言观却仍然是20世纪以来最深刻的语言学理论。如果没有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我们就不能发现源自古希腊的“词源”语源观预设，更不可能发现“词源”语源观对于一般语言观的奠基关系。这也见出索绪尔的符号价值系统理论的力量。应该说，索绪尔完成了批判分类命名集一般语言观、提出崭新的符号价值系统观的历史使命，而彻底批判分类命名集观的基础“词源”语源观，建立崭新的语源观，完成索绪尔没有完成的革命——从根本上确立起彻底的符号价值系统语言观，则是21世纪语言学的历史使命。 四 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面临的深刻危机，也是现代语言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契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检讨我们对于语言起源问题的忽视态度。我们认为，现代语言学之所以忽视语言起源问题的研究，从客观上说，是因为现代语言学首先面临建立语言符号系统的基本理论框架，一时无暇顾及；从主观上说，是错误地认为进行共时的语言研究“根本不需要什么历史知识”[2]。这种将一般语言观与语源观完全割裂的看法，现在必须得到纠正。只要我们认清一般语言观与语源观的这种互相支撑的关系，开始重视语源观以及语源问题的研究，语言学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 发现自古以来的“词源”语源观预设以及语源观对于一般语言观的奠基作用，是语言学2000多年来不断探索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而有意识地而提出为符号价值系统理论奠基的崭新的语源观，不仅是21世纪当代语言学的历史使命，也是21世纪语言学面临新突破的一个信号。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1. [3]柏拉图：《克拉底鲁篇》，《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7. [4]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45. %C3%A3%C2%80%C2%81%C3%A5%C2%BB%C2%BA%C3%A7%C2%AB%C2%8B%C3%A7%C2%AB %C3%AF%C2%BC%C2%89/%C3%A5%C2%AE%C2%8C%C3%A6%C2%88%C2%90%C3%A7%C2%B4%C2%A2%C3%A7%C2%BB%C2%AA%C3%A5%C2%B0%C2%94%C3%A6%C2%9C%C2%AA%C3%A5%C2%AE%C2%8C%C3%A6%C2%88%C2%90%C3%A7%C2%9A%C2%84%C3%A9%C2%9D%C2%A9%C3%A5%C2%91%C2%BD%C3%AF%C2%BC%C2%88%C3%A5%C2%8D%C2%9A%C3%A5%C2%AE%C2%A2%C3%A7%C2%89%C2%88%C3%AF%C2%BC%C2%89.doc#_ednref1" NAME="_edn1">[i]照索绪尔看来，约定论的“约定俗成”的观念，容易使人误解为“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而索绪尔的绝对任意性具有“不可论证”性，绝对任意性规定下的相对任意性也不“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因而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不同于传统的“约定论”。（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104页） %C3%A3%C2%80%C2%81%C3%A5%C2%BB%C2%BA%C3%A7%C2%AB%C2%8B%C3%A7%C2%AB %C3%AF%C2%BC%C2%89/%C3%A5%C2%AE%C2%8C%C3%A6%C2%88%C2%90%C3%A7%C2%B4%C2%A2%C3%A7%C2%BB%C2%AA%C3%A5%C2%B0%C2%94%C3%A6%C2%9C%C2%AA%C3%A5%C2%AE%C2%8C%C3%A6%C2%88%C2%90%C3%A7%C2%9A%C2%84%C3%A9%C2%9D%C2%A9%C3%A5%C2%91%C2%BD%C3%AF%C2%BC%C2%88%C3%A5%C2%8D%C2%9A%C3%A5%C2%AE%C2%A2%C3%A7%C2%89%C2%88%C3%AF%C2%BC%C2%89.doc#_ednref2" NAME="_edn2">[ii]这里顺便澄清语言学界对索绪尔的一个长期误解，认为索绪尔只提倡共时语言系统的研究，反对任何历时研究。我们认为，从《教程》全文看，索绪尔反对的是，在离开“语言是一个纯粹价值系统”（《教程》第118页）这一横轴的情况下来讨论语言的演变（纵轴）；索绪尔赞成“按照两条轴线顺次加以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