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作品的叙事跨度长达将近一个世纪，但刘庆《唇典》的叙事重心却毫无疑问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14年的东北抗战。《唇典》由十个“腓凌”组成，其中，前三个“腓凌”为一部分，后两个“腓凌”为一部分，中间的五个“腓凌”为一部分。单就篇幅和体量来说，前后两部分加起来，正好等同于中间的一部分。三部分的这种布局本身，就说明着中间部分在小说《唇典》中的重要性。更进一步来说，中间部分的起止时间，分别是1931年与1945年。《唇典》中间最重要的五个“腓凌”所集中描写展示的，事实上正是东北的14年抗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断言《唇典》是一部旨在呈现东北抗战历史真实境况的长篇小说，就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结论。假若这样理解，那么，前三个“腓凌”所组成的那个部分，就可以被看作是东北抗战的“前史”，而后面两个“腓凌”所组成的那个部分，自然也就是东北抗战的“后史”。刘庆通过一种力透纸背的倾力书写，成功地刻画塑造出了主人公郎乌春这样一位别具个性的抗战英雄形象。
    叙事长度同样差不多长达一个世纪的，是海外女作家张翎同样书写表现抗战的《劳燕》。或许与作家总是游走于中西之间的具体文化身份有关，《劳燕》的题材本身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色彩，作家所集中描写展示的正是抗战期间中美军队并肩作战的故事。毫无疑问，对于72年后终于聚集在月湖的牧师比利、伊恩以及刘兆虎这三位亡灵来说，那个说起来一直讳莫如深的名字，事实上正是他们各自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位女性。只不过在刘兆虎的眼中，她是阿燕，在伊恩的眼中，她是温徳，而在牧师比利的眼中，她是斯塔拉。一位女性，三个名字，分别代表着她生命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实际上，72年之后相聚在月湖的三位抗战老兵的亡灵，也正是围绕这位共同的女性，展开了对于既往生命历程的追忆。其中的故事焦点，当然是他们由于战争的原因而在月湖地区相识、相交一直到最终分手的整个过程。其他不说，单是中美两国军人的并肩作战本身，就已经突出地体现了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味。
    如果说《唇典》与《劳燕》聚焦于战争，那么，上榜的另外三部长篇小说所聚焦的，就是作家笔下人物的主体精神世界了。首先明显具有精神分析学深度的是鲁敏的《奔月》。《奔月》艺术形式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对于假定性叙事形式的巧妙设定与使用。小说的核心事件是女主人公小六一次意外车祸后的悄然失踪。借助于小六的悄然失踪，作家所渐次打开的，正是这一现代女性那样一种其实一直掩藏很深的精神世界。如果说，曾经的小六表面上是温顺乖巧的，那么，这个被叙述者逐渐发掘并呈现给广大读者的，则是一个奔放的现代女性。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出现在他者视阈中的自我，往往是受到道德、法律等社会性因素强势监督的“超我”。往往地，一个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在逸出了他者的视阈之后，更多地由本能控制支配的那个貌似“张牙舞爪”的“本我”才会浮出海面。
    “既问苍生”，固然是《心灵外史》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层面，但“也问鬼神”，对国人精神信仰层面上心灵深渊的存在做真切的深层透视，却更可以视为石一枫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开拓。这一点，集中通过大姨妈这一被刻画得活灵活现的女性形象而凸显出来。具体来说，在这部虽然篇幅相对短小但叙事时间跨度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篇小说中，大姨妈精神信仰方面的疾患，乃集中通过四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而体现出来。从作家石一枫的角度来说，大姨妈最后到底信了什么或者干脆就不再信什么，实际上也都是不重要的。真正重要的事情，在于石一枫《心灵外史》的写作本身，在于作家以如此一部具有心灵冲击力的优秀长篇小说关注、思考并表现了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
    最后要提到的是范迁的《锦瑟》。小说所集中透视表现的，乃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一段知识分子的精神秘史。对于男性主人公失败的人生，恐怕还是刊物编辑给出的理解最为到位：“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和动摇，注定了他自身改造的不彻底性，他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都无所适从，同时为个人情感心绪所左右，使他在人生道路上举步维艰，处处受挫，锦瑟无端五十弦，人生匆匆半百载，回首遥望，感叹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