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的儿童文学王国构建在中国东北茫茫的白山黑水之中。薛涛说，“从本土文化的出发地入手寻找文化性格的支点”，中国东北浓郁的地域风情正是他探寻文化性格的支点。他逐渐形成对人性生命力量的领悟——坚硬而保持着温柔的品格。
    薛涛是东北土生土长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作品回归大地。他用一颗滚烫的心虔诚地匍匐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挖掘着东北丰富新鲜的创作资源，书写着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与成人以及他们的成长。东北土地独特的坚韧与硬气，在薛涛创作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带有浓厚、粗犷的原始美，另一方面是东北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造就了坚毅阳刚的性格，他们的生命力富有大地般坚硬的质感。在这种坚硬外壳的下面，蕴涵着人类天性中的美好，比如温情与爱意。
    一、坚硬生命力的精神驻地：东北黑土地
    东北黑土地是薛涛的文学土壤，他把文学的根深深扎入东北大地。他热爱着这片土地的白山黑水、林海雪原，并把黑土地的民俗风情渗透在文本之中。
    1、粗犷自然环境下的生存
    黑土地丰厚的冰雪、连绵的群山、繁茂的森林与寒冷的冰河，构成薛涛故事的自然环境。在这种冰冷、闭塞、原始的环境下生存，人们逐渐被自然的特性同化，形成坚毅不屈、豪爽不羁的性格特征。
    黑土地的极寒天气并没有使东北人萎缩，反而锻造了他们直面严寒的刚强。雪对黑土地来说有着深厚的意义，“无雪不东北”，所以薛涛毫不吝啬笔墨描写“雪”。《虚狐》中的“雪”就贯穿了整部作品。故事发生在辽北茫茫雪原之中，展现了雪原的自然风光，雪成了必不可少的景象。
    “天空无声地落下白毛雪，零零碎碎，地面一片雪白，把黑夜照亮，把人的眼睛照亮。”
    “从上周二开始，小镇就一直被风雪纠缠着，三天两头便会扬下一阵雪花。屋脊上的雪越积越厚，大街也慢慢被铺高了。”
    雪的寒冷使人的生存显得更为艰难，凸显出人坚毅的性格。另外，薛涛对雪还有着独特的哲学认识——“雪掩埋了真相，风让真相大白。”“又一场大雪从天而降……那些旧东西都被掩埋了。”
    除了冬季漫天的大雪，黑土地险林丛生、地广人稀，连绵的群山与繁茂的森林成为《满山打鬼子》和《情报鸽子》鲜明的自然环境。“霜雪打过的林子披上一身斑斓的彩装，满山就那些红艳艳的林子里穿行……可是向前一看，又有无尽的林子涌过来。后面的林子和前面的林子续接起来，那些隔远相望的山峰便被缝合在一起，成为连绵不绝的山岭。”通过对茂密山岭与树林的描写，薛涛为我们展示出黑土地的另一番景象：原始、神秘而充满力量，而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也被赋予了大自然的刚强与坚韧，从而更好地面对恶劣的环境与生活的困境。
    冰河也是东北环境中一个特殊的背景。在《虚狐》里，冰河伴着冬季极度的寒冷而来，厚厚的冰层覆盖了河面，也阻挡了春天要来的信息。“招苏台冰河整个冬天都不曾挪动一下，严寒阻挡了它通往辽河的脚步，它停止了流动，开始冬眠，在雪原上静卧着。”在如此冰冷环境中成长的东北人，并不以此而悲观，相反，在漫长的冬季和寒冷中，他们更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乐观与永不熄灭的生命力。“招苏台冰河变成一个长长的舞台。”寒冷并不使黑土地寂静消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与动物在冰河两岸依旧活得鲜活而生动。
    2、黑土地的独特社会风俗
    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生存方式形成和发展了东北的社会风俗。在薛涛的作品里，萨满教和二人转是最为典型的东北习俗。
    萨满教是东北地区诸民族风俗文化最原始的母源。萨满教崇尚万物有灵论，这种泛灵泛神思想意识在薛涛作品中便表现为对动物的尊重与关爱。薛涛主张善待生命，《满山打鬼子》里的狗与麻雀、《虚狐》里被成人杀害的狐狸还有《情报鸽子》里的鸽子“格格”，薛涛都有意在强调这些都是有生命、有情感、有灵性的动物，人类应该学会善待他们。
    萨满的日神精神盛行不衰，这里的日神精神是一种热烈火爆、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薛涛笔下的东北人正是以“日神精神”参与人生、过好每一天。《满山打鬼子》里生龙活虎的满山、慷慨赴死的老奎爷、鲜活而不屈的李小刀……都是“日神精神”的最好诠释。他们努力生活，在困苦的生存环境下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萨满的复仇主义与英雄主义也是薛涛作品中突出的一点。薛涛始终坚持着儿童必须拥有坚毅的性格的观念。《满山打鬼子》里，灌水镇的人们都具有对日本外来侵略者统一的复仇情绪，不管是为了蝈蝈敢于向日本军官报仇的满山，还是不屈于日本药品的李小刀，他们都传达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精神。除此以外，《虚狐》中的女孩子桦儿也是一位巾帼英雄，她为了替“爷爷”报仇，敢于挑战“小霸王”菜根，几次三番失败后依然不放弃打败他的目标。
    东北二人转是黑土地上植根于民族文化的、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以浓烈的乡土气息、野性的力量、迷狂的沉醉和浪荡不羁的表达为特点，传达了东北野寒之地生存的人们对世界独特的人生体验。《虚狐》里的银奶奶和姥爷、《满山打鬼子》里的老奎爷都是二人转的资深表演者，他们的人生思考中也渗透着二人转精神，自由、浪漫、热爱生命。
    二、坚硬生命力的载体：薛涛小说中的形象体系
    黑土地的坚硬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东北这片土地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俗中，更存在于东北人的思想性格里，从儿童到成人，都表现了坚韧的生命力量和不轻易屈服的顽强精神。薛涛志在改善儿童文学中“阴盛阳衰”的阅读趋势，希望能以深刻的成长与成熟的担当来取代那些轻浅、嘻嘻哈哈的校园故事，所以在薛涛的作品中，读者往往能感受到强烈的阳刚之美。
    1、儿童形象
    儿童是薛涛表现阳刚美的最重要的载体。薛涛笔下的儿童，不是不经风吹雨打的、柔弱的孩子，而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张扬着无限活力的人物。从《满山打鬼子》里的满山，到《情报鸽子》里的小乞丐、《虚狐》里的桦儿以及《形影不离》的小菊，他们都是坚硬生命力的鲜活载体。
    满山是薛涛形象体系里刻画得最成功的儿童形象之一。满山对日本人的仇恨不来自于空洞的教化，而是从蝈蝈被日本军官占有开始，他拼尽努力想拿回自己的蝈笼。为了证明自己与“汉奸”舅舅不同，满山设计了火烧票房的一幕，用他儿童式的报复方式宣告他是一个坚强不屈、敢于斗争的小男子汉。满山做的稻草人引起日本人的内讧，抗联趁机炸了桥，炸死了三个日本兵，蝈蝈也死了，满山认为他与日本人的仇一笔勾销了。但是，老奎爷和李小刀的死让满山意识到他和日本人的仇恨不止于蝈蝈和草甸子被抢，他首次真正感受到侵略者带来的深刻伤痛，不仅是生存环境的占有，还有生命的威胁和尊严的践踏。于是，满山从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男子汉真正成长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小英雄。他在雪夜穿过红石峪抵达车道岭，忍受了孤寂、寒冷与疲惫，把舅舅海川给他的重要情报交给了抗联战士。从《满山打鬼子》到《情报鸽子》，满山一步步走上了真正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道路，他展现出儿童的天性，也显示出男子汉的承担、勇敢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满山是儿童阳刚力量中最强劲的一股。
    相对于满山对日本侵略者保持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品格，《情报鸽子》里的小乞丐是另一种勇敢。他对日本兵没有强烈的仇恨，也没有通过抗日来彰显他坚硬的生命力，却表现出战争环境下孤儿的生存状态，用坚强和勇敢面对生活的磨难和不幸。小乞丐独自一人在江湖上行走，他努力地活着，生活和战争的苦难没有击垮他，他依然快活地享受生命中每一个值得快乐的时刻，为了生存不放弃任何机会，这种强大精神力是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独有的。
    黑土地的坚硬生命力塑造了男子汉，也熏陶了东北土地上的女孩，她们是黑土地上的“巾帼英雄”，《虚狐》中的桦儿便是其中代表之一。因为孩子们中的“霸王”菜根“欺负”过她爷爷，桦儿为了替爷爷报仇，提出与菜根比武。菜根肚子疼，桦儿便光明磊落地说不欺负一个病人，让菜根养好病再对决。桦儿拾起了女孩子独特而不可侵犯的尊严，她坚持与男孩子平等，从未因为性别差异而需要关照。桦儿败给了菜根的武力，她默默忍受了输战的屈辱，但这些都没有让她放弃打败菜根的目标，而是更加努力练习武艺，独立离家去寻找半山门的老道，拜师学艺，渴望为爷爷报仇雪耻。桦儿不愧为薛涛作品儿童形象中的“巾帼英雄”，她坚守着理想，永不退缩，面对失败坦然面对，寻找途径努力强大自我以实现目标。
    如果说桦儿展现出的是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刚劲，那么《形影不离》里的小菊则显示了一种自我生长、独立成长的姿态。热爱戏曲的女生小菊，独自一人走上了拜师之旅，这趟旅程中，小菊在爸爸的精神陪伴下，用她的歌声驱散了寂寞，给沿途的生命带来了鲜活的气息。她并不畏惧旅途中的艰险，也拒绝依赖，走出父母建造的温室，向未知的大自然靠近。在这趟成长之旅中，小菊学会了告别，在漫漫长途中独立行走；她学会了解决问题，用双手和智慧造船渡过细墨河；她学会了责任和担当，人生无法任性，所以“冷落戏迷，戏迷迟早也会冷落你”；她也学会了沟通，与万物交谈，“世界很大，物种很多，沟通却困难。”儿童终归要离开父母的庇护，成长是不可避免的旅程，只有真正成长为成熟独立的人才能抵挡人生的风雨和寂寞。
    2、成人形象
    黑土地的成人也有着大地般的坚硬生命力，他们保持坚韧挺拔的品格往往比儿童要付出更多的代价。面对成年后纷繁的诱惑和威胁，他们坚持初心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否则一不小心便会被欲望浊化。优秀的成人能够成为儿童的榜样，孩子们能从成人那里汲取到坚强的力量。
    《满山打鬼子》里的端午、老奎爷和海川就充分展现了东北人的勇敢善战、坚韧不屈。年轻的端午为了守卫家园加入了抗联，置生死于度外。潜入敌营偷情报被抓后，他不仅坚守秘密，还用言语来激怒河野，嘲笑日本军的屡屡失败。面对伪军流子的叛变建议，他扭头毅然拒绝，嘲讽道：“你愿意当狗你就当，没人拦着你。”他是为了尊严而奋斗，为了堂堂正正做中国人而战斗。
    端午的父亲老奎爷用生命证明了东北人的铁骨铮铮。日本人打破灌水镇的宁静后，老奎爷积极支持儿子端午参加抗联反抗日本侵略者，当端午要被枪决时，他忍下悲痛，淡然地把原本给自己的棺材让给端午，甚至传话要他死得精神点；当端午在海川的帮助下从日本人那里逃出来时，老奎爷又让他骑上陪伴多年的枣红马从红石峪经车道岭去找抗联。被日本人抓去做诱饵后，老奎爷为了杜绝日本人的险恶用心，便用头撞墙而死，他的深明大义、坚强不屈和慷慨赴死证明了东北老汉的坚硬生命力，东北大地上的那股刚劲儿在老奎爷那里显得更为厚重。
    孤胆英雄海川利用东洋话的优势潜入日本军营中卧底，表面上为日本人服务，害得父母骂他滚犊子，周围的街坊邻居误解远离他，就连孩子和小动物也不愿与他亲近，被人们指为“助纣为虐”的汉奸，但最后真相大白，海川因为传递情报给抗联被抓，拒绝劝降，他告诉日本兵：“别抱希望了，我的秘密只能带进棺材……”对日本没有价值的海川便最后被日本兵枪决，人们这才明白海川的真正品格，他放弃了声誉和家庭的温暖，在一片误解和嘲笑中默默为抗联做了牺牲。
    东北大地上的坚毅不仅在战争特殊时期显现，也存在于平常的日子里。《虚狐》里的银奶奶对抗着俗世的欲望和残忍，坚守善良的初心，永远是自然生灵虔诚的教徒。银奶奶默默望着狐狸们被皮货商和络腮胡贩卖杀害，灵性与神性消失，“被抽空成一张张皮”，为人的贪婪和残忍悲伤。“她知道，凶手不是一个人，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也在时刻向她宣战。”在与人自身欲望的力量斗争的过程中，银奶奶没有屈服，她一直都是胜利者。不仅如此，她还把善良通过黑金子传递给孩子，“别让心里生出恶精灵……”，“黑金子能让人踏实安睡”。相比反抗显性“敌人”——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银奶奶这种与人性本身的欲望和贪婪对抗的行为显得更为坚硬和伟大，它的伟大在于向贪婪者宣战，更在于向自身的弱点宣战，这是一场自我的对决，从而显现出坚硬不屈的人格力量。
    3、典型意象：乌鸦
    乌鸦是薛涛作品中最独特的意象之一。乌鸦是东北城乡中最常见的鸟，神秘、灵性。让它们飞进作品，能让作品弥漫一种特别的色彩。薛涛的长篇小说中都有关于乌鸦的描写，这绝不仅仅是巧合。薛涛笔下的乌鸦往往骄傲、独立，站在高空俯视人类。
    《情报鸽子》里，乌鸦是威胁鸽子情报的危险鸟类。他们特立独行，但是为了吃掉格格的鸟肉，抵挡满山和日本小兵的驱赶，他们又团结战斗。即使一再失败，它们并不放弃，一次次卷土重来，争取他们高贵的尊严，此时复仇的渴望已经远远大于鸽子肉的诱惑了。这种不屈的战斗精神正是坚硬生命力在乌鸦身上的体现。
    乌鸦在黑土地上有个神奇的传说：传说有乌鸦救过老罕王努尔哈赤的命，他的儿子皇太极就命人在盛京的宫殿立起索伦杆，祭祀乌鸦，在城西一个地方撒上粮食，专门喂养乌鸦，不许人们伤害乌鸦。于是，在《虚狐》里常常出现的索伦杆与乌鸦建起了一种特殊联系，而萨满文化与索伦杆又紧密相关，透过索伦杆来表示对乌鸦的尊崇，是萨满万物有灵论的体现。从索伦杆的存在状态可以得知人类对信仰和生灵的态度，继而窥见人类的内心世界是否保持了最初的善良。
    《形影不离》中的乌鸦也与神秘而沉默的萨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风镇的乌鸦是小菊寻师之旅中无法忽略的存在，从一开始对小菊的排斥、恐吓，到逐渐被歌声感染，在旧有的责任和新的温暖中挣扎着，最后成为小菊的守护者，陪伴她完成这趟旅程。乌鸦在萨满去世后，和被下了咒语的桦树共同坚守这个镇子，控制镇子的人口流出。乌鸦冷静、威严、神秘、高贵、没有任何情感，执行萨满的期望一直到死是他的初衷，但他的生活被小菊的闯入打破了，小菊的歌声让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始终坚守的法则开始动摇。
    乌鸦是萨满的继承者，也是小菊爸爸的化身。爸爸的灵魂通过雷雨中的一次通话转移到乌鸦身上，以乌鸦的形态陪伴小菊，以梦境的方式和小菊交流，引导小菊跨越困难。内部结构的改变让乌鸦挣扎在身体与灵魂不平衡的状态里，但最后在小菊熟悉和温暖的歌声中，爸爸的思想融进了乌鸦的躯体，使乌鸦变得不再冰冷，不再毫无感情。在乌鸦坚毅的守护背后，饱含了父亲深沉的关爱。这是东北大地上坚硬以外的温柔。
    薛涛把乌鸦写进文本不仅仅是为了给故事增添神秘感，更是透过乌鸦传达这片黑土地的坚硬与温柔。生命平等，鸟类通灵，乌鸦的灵性沾染了大地坚韧的气质，他们会为了尊严而战斗，保持着高贵的品格和令人敬畏的威严，但在内心深处他们依然保留了一份柔软的地方。
    结语：
    薛涛说：“自然、爱和生命是我写作的场地和动力。”②黑土地的自然环境构成薛涛写作儿童文学的场地，他的作品饱含了黑土地沉甸甸的生命力量。这份大地的坚硬质感不仅来自于东北茫茫的自然环境，也来源于东北的社会风俗，更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生灵，他们都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一种誓死维护尊严的高贵。
    儿童通过阅读薛涛的作品，能逐渐被那种“英雄气概”所感染，以形成坚强的力量来承担未来的责任，实现真正的成长，成长为更成熟的人，并保持本性的善意和对世界的爱，获得坚硬而温柔的生命力量。
    （载于2017年6期《辽河》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