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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成为研究对象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既然建基在语言哲学层面，既然将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那么，“言说”与“图说”、“语象”与“图像”的学理探讨也就成了它的核心话题。这就需要从源头上廓清索绪尔“能指”概念的确切内涵，因为学界至今尚未注意到它是一个偏正词组，“音响”修饰“形象”，可理解为“音响的形象”“音之象”。这意味着就语言的物性存在来说，“能指”不过是一种声音，如此而已，而这声音所传达的意义却是用“形象”进行表征。“音响的形象”作为传达并显示意义的能指，是人类大脑和身体器官的自然生成，由此在心理世界显现为“意义的形象”，即“意象”或“心象”。其中，“形象”使声音和意义关联起来，从而使黑格尔所说的“感性的确定性”成为可能。可见，意义的承载符号无非是声音（语音）和图像两种类型，从而决定了“语象”和“图像”的互文实乃自然天成；另一方面，“形象”又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中介，从而决定了它不同于语言（语音）表意的功能和途径。面对“语”和“象”、“象”和“像”之间此类极其复杂的关系，不借助符号学方法将其学理廓清是很难做到的，只能像以往某些研究那样在经验层面反复打滑，或进行简单的“表态性”价值判断。 毫无疑问，语言与图像的符号关系并非“文学图像论”者首先发现。作为一种思想渊源，早在我国先秦和西方古希腊就已初露端倪，中世纪的圣教义理和圣像存废之争便是这一论域的延续。关键是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着表意矛盾在人类社会的凸显，语言学一跃而成为世纪显学，索绪尔的“能指”第一次将“形象”纳入语言本体。由此，“语图关系”也就成了表意理论的核心，像一条闪亮的丝线穿越了整个20世纪，成了现象学、存在论，特别是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惯常话题。原因很简单：语言与图像作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主要的两种表意符号，二者的互文和纠结经过了漫长的历史，累积了太多的问题尚未被人们所认知。就中国学术史而言，自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语言作为表意符号的哲学冥思已被搁置；尽管一度曾有魏晋玄学的勃兴，“言意关系”再次唤醒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但是对语图符号的讨论始终停留在经验层面，远不能回应当下正在发生的“符号危机”。图像符号在当代的强势崛起及其对表意的严重影响，必然引发有责任心的学者们的严重关切，借鉴语言哲学和符号的方法展开更深入研究也就势在必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将“语图符号学”从整个符号学中凸显出来，“文学图像论”就是在“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这一特定论域践行这种理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