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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以亮佚文集》补遗

http://www.newdu.com 2018-01-22 中华读书报 孙连五 参加讨论

    宋淇(1919-1996),又名林以亮,是现代著名剧作家宋春舫之子,他本人亦是中国现代文坛上颇为活跃的一位作家。宋淇从30年代末即开始发表作品,就读光华大学、燕京大学时广交好友,与张芝联、吴兴华、夏济安、柳存仁等志趣相投,一起创办了同人刊物《文哲》《燕京文学》《西洋文学》,开始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文学活动。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周煦良等沪上名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9年5月,宋淇举家迁往香港,后与张爱玲结识,他仍笔耕不辍,在文学翻译、评论以及红楼梦研究上皆有建树,对香港文坛产生了颇多影响。
    中国大陆学界对于宋淇早年的文学活动关注不多,陈子善教授曾编《林以亮佚文集》(香港皇冠出版社,2001年),分上、下编收录了宋淇未曾结集的佚文,尤其是上编将宋淇在大陆时期所发表的诗歌、散文及批评钩沉出来,首次对宋淇早年的文学活动进行介绍,陈子善还写有《理性的闪光——宋淇早期佚文小议》,对宋淇在《新语》上发表的小品进行评点,这对于重新认识这位现代作家的意义自不待言。陈子善在《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对宋淇介绍时提到了他的多个笔名,如宋悌芬、欧阳竟、余怀、杨晋等。宋淇的笔名确实有很多,宋以朗在《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一书中提到有林以亮、余怀、飞腾、杨晋、唐文冰、欧阳竟、欧阳询、旁观清等。因为笔名太多,后来宋淇本人也有很多想不起来。笔者在翻阅1952年香港《人人文学》(第3期)时发现一篇剧作《寻妻记》(独幕剧),署名欧阳竟,疑似宋淇佚作。据考证发现,这篇剧作早在10年前就已经发表,1941年,宋淇、吴兴华合编的《燕京文学》(第3卷第2期)最后一期曾刊出一篇同名剧作,署名“竺磊”,该作与1952年《人人文学》所刊内容基本一致,无疑出自同一作者。不仅如此,宋淇还以“余怀”为笔名重新发表了《燕京文学》上的旧文《易卜生的价值》(署名欧阳竟)。众所周知,“欧阳竟”是宋淇常用的笔名之一,他在1948年赴港之后,在《人人文学》上发表了多篇作品,还以“梁文星”为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诗歌,以“欧阳竟”重新发表10年前的剧作,可能意味着对过往人生经历的怀恋,而这个时期开始以“林以亮”“余怀”为笔名介入文坛,又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生的开始。循此线索,可以断定“竺磊”应为宋淇的笔名,同时可发现其早期佚文多篇,均未收入《林以亮佚文集》。
    1939年,因抗战中断的燕京大学重开,借读于光华大学的宋淇北上继续求学,开始用“竺磊”作笔名在《燕京新闻》副刊“松岛”上发表文艺消息,多是对西洋文学动态的报道,足见他对世界文坛的关注。1940年冬,宋淇在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燕京新闻》上还登载了相关消息:“寒假毕业于西语系之同学宋奇君,现留校任助理,教一年级英文,并协助柯宓喜女士编纂一年级英文班所用之法文课本。”(《燕京新闻》1941年2月8日)。9月,宋淇在《燕京新闻》刊载散文《燕京的“静”的所在》,可谓构思巧妙、令人叫绝。作者在开篇即赞扬,“燕园的景物,真可谓游不胜游,记不胜记”。然而却并不写燕园美之所在,他所要描写的是燕园的公墓,是为“静的所在”。透过这篇散文,也可看出宋淇对燕京的感情之深。10月,宋淇与燕大同人在《燕京新闻》上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副叶”,所刊登的文字皆是同人从看书读杂志中获得,这种新形式使得《燕京新闻》更加多样化。1941年6月,“副叶”因故停办。宋淇在上面发表了《恐怖的宣传者“好好爵士”》《英国书税案》《评〈日报期刊史〉》《真正的危机》,翻译了E.M.Foster《亡国后的文化》、MaryE.Watts《妇女版》、DirkvanDerHeide《妹妹和我》等作品。此外,宋淇还在《燕京新闻》“译丛”上发表了O.G.Villard的《记者生涯的回顾》、SvlviaLucas的《张伯伦夫人》。
    谈及宋淇早期的文学活动,不能忽略他与吴兴华合编的《燕京文学》,该杂志创刊于1940年11月,他们创办这份刊物的缘由在创刊词里说得很明白:“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而现在我们再也忍受不了这沉默,我们要说话,我们要歌唱”。第一期首篇推出的文章就是宋淇的《谈何其芳的散文》(署名欧阳竟),直言不讳地指出何其芳散文存在的缺陷,并且对现代散文的走向表达了个人忧思。应该说,这是一篇很见锋芒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燕京文学同人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洞察与反思。此后,《燕京文学》每期都有宋淇的文章,涉及诗歌、批评、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可以看出宋淇丰沛的创作热情,他所使用的笔名有三个,即宋悌芬、欧阳竟、竺磊。因以宋悌芬、欧阳竟为笔名的文章皆已收入《林以亮佚文集》中,故本文不再探讨。
    《谈曹禺的戏剧》(第1卷第3期)对在30年代就已成名的剧作家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进行批评,指出三部剧作存在的不同问题,并对曹禺的创作寄予期待。早前,宋淇对曹禺的戏剧一直很关注,他在《燕京新闻》(1939年12月16日)发表《评〈日出〉公演》,在1940年4月27日发表《话剧报道》,对抗战时期的剧作家的活动进行了报道,其中涉及到曹禺的新作《北京人》。燕京剧团公演《雷雨》后,《燕京新闻》(1940年5月4日)专版刊出“雷雨公演集体批评”,宋淇写了《一个天才》。其中,燕大西语系主任谢迪克也发表了批评文章《忠实的演出》,在此之前,谢迪克就对曹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日出〉批评》一文中认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惭地与易卜生和高尔绥华兹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月报》第1卷第1期)。
    在《燕京文学》第2卷第1期,宋淇发表了一篇小说《某太太》,通篇由某太太与丈夫的电话通话组成,但丈夫却未发一言,整部小说形式独特,诙谐幽默。第2卷第2期发表的《表》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是宋淇对现代散文写作的实践。正如他在《谈何其芳的散文》中所说,“我们的散文,和所有其他国家最好的散文传统一样,应该自然,简单,有力,直接,一句话,就是有生命。即便在赤裸,坦白里,我们也能找到美丽,这才是真正的美,因为这是生命的美”。宋淇的这篇《表》,确实让人看到了“生命的美”。第2卷第3期发表书评《现代英美剧作家》,是对巩思文著作的介绍,宋淇在文末提出了关于“melodrama”译名的不同见解,还对李健吾的翻译提出异议,足见他的看法之独特。《燕京文学》第2卷第4期专辟“易卜生特辑”,刊发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两篇出自宋淇,一篇是《易卜生的价值》(署名欧阳竟),一篇书评《野鸭》(署名竺磊),宋淇这一时期对易卜生的关注颇多,他还在《沙漠画报》(第4卷第15期)发表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十多年后,宋淇在《人人文学》上重刊《易卜生的价值》时在文末加了一段注释:“这篇小文写成于十三年前,惭愧得很,这些年来,我并没有对易卜生下进一步的研究,所以对文中暂时的结论并不能予以彻底的修改。最近看到吉思特顿的论文,他也认为易卜生的思想大成问题,倒是他的技巧有令人心折之处。此外,除了Downs写了两册研究易卜生的书之外,西方对于易卜生的兴趣,无论在上演和阅读上,毫无疑问已在减低了。我自己对文中所说,特莱顿的本身价值或许不如他历史上的价值这一点,认为有点过分。对一个作家没有下过功夫,而贸然就下结论,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睿智的举动。”其实,这番话实在也很能表现宋淇一贯的批评态度。第3卷第2期是《燕京文学》的最后一期,宋淇发表了《寻妻记》,是一篇独幕剧。有意味的是,《燕京文学》从创刊到停刊,首期第一篇和末期最后一篇文章都出自宋淇,他既打头阵,又压轴,可以说,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强迫关闭,《燕京文学》也因此停刊。
    除了《燕京新闻》和《燕京文学》这两个文学主阵地外,宋淇还在燕大新闻系学生主办的《燕京水星》(第1卷第1期)上发表小说《鬼》。同时,宋淇在光华同人主办的《西洋文学》上也发表了很多译作,他也是《西洋文学》组稿队伍的重要一员,以“竺磊”为笔名翻译了JeromeWeidman的《半夜回家》。根据目前资料所见,宋淇以“竺磊”为笔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翻译了萨洛扬的《牧羊人的女儿》(1949年《今译文丛刊》第1期)。
    正如陈子善教授在《林以亮佚文集》编后记所言,透过这些佚文,“从中可清楚的看出青年林以亮的艺术趣味和爱好,可明晰的把握心智成长的轨迹,”当然,宋淇的这些文学探索和实践,不仅反映了他一个人的心路历程。他与吴兴华、夏济安、柳存仁等同人群体的文学活动,都体现了40年代的文学青年对介入现代文坛的渴望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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