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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济先生一生对词学研究都抱有浓厚兴趣。少年时期，他曾在姑父松琴龙家中读过古今词集，奠定了厚实的词学基础。1912年至1917年客居上海期间，晚清词坛的两位著名词人——朱祖谋和况周颐，碰巧也寓居上海。刘永济以一首《浣溪沙》（几日东风上柳枝）向况周颐请益，况周颐大为赏识：“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朱祖谋也赞许刘永济“能用方笔”。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被两位词坛老宿誉为作词得法，且有作词的天赋，这对刘永济来说，如有一种“登龙门”的感觉，并终身以况、朱传人自勉，致力于弘扬常州词学。后来，武汉大学同事苏雪林教授，常语含讥讽地称他为“旧式文人”，倒也恰切地说出了新文化人对刘永济的定位。 刘永济的词学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论“填词之事”，代表作为《词论》《宋词声律探源大纲》，重心在词调、声韵、歌辞；二是词史研究，代表作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其论述时有卓见，尤其是对吴文英词史地位的评价，在20世纪的大陆学界独树一帜；三是对唐宋婉约词细读，尤其是对吴文英词的细读，代表作为《微睇室说词》。 刘永济之所以偏重吴文英词，既是因为他上承常州词派的统绪，对吴文英词的文学史地位有大不同于主流学术的看法，也是由于在数十年的研词生涯和填词生涯中，吴文英词已经与其艺术生命融为一体。1940年，时年53岁的刘永济，曾作《减字木兰花》二首。其小序云：“岷沫二水汇合处，陡起一峰，林壑幽美，步磴周曲，曳杖其间，如入梦窗翁词境中也。”刘永济以山水景物比拟吴文英词境，可见他沉浸于梦窗词中，读的已不是词句，而是词句所展示出的意境。考察刘永济对吴文英词的细读，不应忽略了长存于其心灵中的这一境界。 《诵帚盦词》是刘永济自己的词集，收录了他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创作的词作。其间，大故迭起，忧患不断，词人之心，激荡不已，刘永济的词，就是在这样“艰屯”的岁月中写成的。从1931年到1949年，几乎所有重要的世变都在刘永济的词中有所呈现或折射。例如，1931年作有《满江红》（东北学生军军歌。辽吉沦陷，东北诸生痛心国难，自组成军，来征军歌，以作杀敌之气，为谱此调与之）、《满江红》（避日寇入北京，赁庑愁坐，示内子惠君）等；1932年作有《解语花》（壬申上元，淞沪鏖战正烈，故京灯市悉罢，客枕无寐，竟夕忧危。翌日，豢龙写示和清真此调，触感万端，继声赋答）等；1943年作有《鹧鸪天》（残劫关河赚泪多）、《鹧鸪天》（孤桐寄示《齐天乐》词，惠题拙著《笺屈六论》，兼及豢龙永逝之哀，赋此答谢）、《浣溪沙》（客谈北平广播荀慧生歌曲）等。这些词，或直写世变，或缘于世变，都足以成为后人的“论世之资”。即使那些唱酬、悼亡之什，也有其存史意义。 在数十年的人生经历中，刘永济乐于以诗词与亲友交流。他的复旦同窗陈寅恪，清华同窗吴宓、吴芳吉，东北大学和武汉大学时期的同事刘豢龙，终身对刘永济执弟子礼的程千帆，胞弟刘永湘，都与刘永济多有唱酬。在20世纪40年代的武汉大学同事中，较多见于《诵帚盦词》的有陈登恪等人，如1940年作《江城子》（六月廿六日偕家人放棹至柿湾，访登恪八兄草堂。饭后坐邬保良兄岩下屋，凉既宜人，顿忘炎暑，曛黑始归）；1946年作《鹧鸪天》（听登恪话西湖匡庐之胜）；1947年作《临江仙》（今夏，余与登恪有匡庐避暑之约，因循未往，而登恪归来为语劫后灵山，感而成咏）。陈登恪是陈三立的第八子，陈寅恪的弟弟。这些词作，在情感交流之外，还兼有日记的功能，依时序排列，便是一份年谱。如果要了解近代学人之间的朋友关系和家庭交往，这些词作无疑比所有的宏大叙事都来得真切有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