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归于道山，当时有几家报纸编辑约我写几句悼念的话，我一直没有写。杨绛先生于2016年5月25日谢世，文化学术界很自然有许多悼念文章，没想到接着还有了一些不同声音，使我也有了说点什么的想法，但一直犹犹豫豫。原因是我曾对一位朋友说过，我了解的钱先生是不喜欢人家对他品头评足的，无论说好还是说坏，褒贬都引不起他兴趣。对钱先生来说，最好让他不被打扰地安静离去。在钱先生生前我写过两篇小文，第一篇钱先生对我宽恕不计较了，但警告说：“再写就不欢迎你再来了！”果然，过了十年后写的第二篇引起他很大的不愉快。所以我就不敢再写了。但是，我又觉得研究或议论钱先生的文章虽然浩如烟海，却也还有一些人们没有说及的情况，可以提供给关心并喜爱钱先生和他作品的朋友作参考。许多年前，我曾与老友罗新璋说到这个想法。他也受到过钱先生和杨先生很多关心，且是钱先生外文所的同事。他却明快地说：“那你就先把它写出来，不要等到时间久了，淡忘了……”正是在他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在2012年后，陆陆续续写了一组小文，连同以前写的两篇共有七篇，留存至今，这就是近期整理核实修订后的这组以《在钱锺书先生寓所琐闻》为题的文字的由来。
    两手干净的读书人
    我以为钱先生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是中国对“士”的传统的日常称呼。虽不能完全等同但基本上是与今天的“知识分子”相对应的。过去读书人的出路就是做官，我多次听到钱先生对当今学人仍还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厌恶和不满。那些所谓“致君尧舜上”、“货与帝王家”等等滥俗的思想是钱先生最看不起的。有人有政治抱负，致力于改造社会、服务社会，当然是很值得钦佩和赞扬的；那与挂着专家学者身份亦官亦学谋取个人私利是不一样的。钱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绝不介入政治，绝不与政治沾边。这也只是他个人性情。他对自己定位仅仅是“读书人”，如钱先生说他自己：“志气不大，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杨绛全集》第2卷第314页）还说：“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和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在人生边上·序》）杨先生更是多次说他“从小立志贡献一生做学问，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杨绛：《坐在人生边上》，《杨绛全集》第4卷第348页）杨先生说她自己，也包括钱先生，从来就是“迷恋读书”，三天不读书就感到“不好过”，一星期不读书“都白活了”。邓绍基先生是钱先生文研所的同事，他回忆说：有一次谈及抗战期间钱先生曾备尝旅途颠沛流离的艰辛，钱先生却说“艰苦是艰苦，但手中拿本书的话，就不艰苦了！”（《钱先生的为人》，转引自《钱锺书评说七十年》第38页）凡此种种，都是因为他们读书早已脱离和超越了功利的目的，完全是沉浸在智慧的对话、心灵的交流、精神的愉悦和享受中。即使到了“文革”期间，或下干校时，哪怕手里只有一本字典，他也能读得津津有味。连在海外的余英时先生与他不多的接触交往后也认为“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向上爬’的雅兴，而且避之唯恐不及。”（《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同前第56页）因此他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读书和学问的评价。那些把他说成是“文化昆仑”等等一些大而无当的煌煌冠冕实属谀媚无聊之词，另一种说他“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是狂妄到极致”、“一种生存策略”等等更属荒谬的欲加之罪。这一切褒贬都是毫不相干地硬加到他头上，于钱先生固然厌之避之以至哭笑不得，却是显出今日文化学术界的轻薄、庸俗和悲哀。
    作为一个纯净的读书人，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与“学而优则仕”恰恰相反。春秋战国时期，那些“士”们都忙忙碌碌奔走游说在各国诸侯门下、期望拜相封爵的时候，却有一个颜斶竟断然拒绝齐王的邀请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认为“士”比王更“贵”重，宁可远离权力中心，生活于鄙野，说他“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作者点赞说：“斶知足矣！归真返璞，则终身不辱。”（《战国策》）也就是说，能保持自己人格的自由和尊严，才是最重要的。这正是从老庄以至魏晋士林等形成的另一支中国传统文化，其遗风流韵为钱先生们所奉行。
    近些年，陈寅恪先生的高风亮节多被人们推崇。窃以为钱先生在内心和骨子里是和陈寅恪殊途同归的。不同的是：陈寅恪从一开始敢于直截了当坦言自己的不同意见，谢绝到京当“官”。后来二十年也是保持沉默，坚持不认同不合作。钱先生则把自己的思想深藏于心，做一个“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杨绛：《我们仨》第122、124页）而已。两者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可以从几十年来众声喧哗的历史环境，来考察钱先生走过来的路径：他没有像许多文化名人公开发表过自辱自贱的文字，他也没有在墙倒众人推、群起挞伐胡风胡适“反右”等等政治运动中被裹挟其中批判他人，更没有在长达十年“文革”中随声附和唱赞歌或落井下石扔石子。就如顾准在“文革”期间关在牛棚劳改时，曾对老友孙冶方坦然说“我的手上没有血”，指的是他没有整过人害过人（《顾准全传》第572页）。像法国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中描写的那样，那些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勾心斗角、互相陷害，他们的手是肮脏的。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很少敢说自己没有弄脏手。但是，钱先生的手是干净的：他虽没有能拯救别人的灵魂，但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虽然这是做人的最低要求，但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是很难得的了。记得他在说到那些在政治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断翻筋斗的人时，几乎是咬牙切齿抑扬顿挫地举着手演示着说，脸上的表情极为鄙夷厌恶痛恨！他是清浊分明、爱憎鲜明的。
    钱锺书先生一生不喜欢也不介入政治，更不参加任何党派。当年他不沾国民党官场的边，后来也一样不问革命政治。他只是埋首教书，从事研究，读书写作。但他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乡土，热爱自己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如人意，不被人理解，也照样坚持这样的信念。这是他的洁癖。我们应该尊重钱先生那种“有所不为”的选择权利。我们不能像过去年代那样：要求每个人都必须首先是“革命者”；作为作家诗人，首先应该是战士；从幼儿开始就要唱着爱党爱领袖的歌成长。那种“全民皆兵”强制式政治是荒谬的不现实的。但在今天，因为“沉默”而被痛斥为“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视作“终南捷径”、“待价而沽”，未免有点构陷之嫌了！
    不能把他人强加的不当吹捧当作靶子来批判钱先生，也不能把自己过高的苛求当标准来责备钱先生。但从钱先生本人来说，他可以自省反思，从道德伦理、人文精神层面检视自己的得失是非。他并不是对社会变革、善恶正邪无动于衷的冷漠的人，相反甚至可以说他也是“风雨鸡鸣，忧世伤生”的一员。以我极少的了解，就从他对吴祖光的无声支持，他曾签名赞扬学生的正义之举等等，虽然都是不足道的细事，但证明他是有正义感的。值得敬重的是他承认自己的弱点，是“懦怯鬼”，没有敢于坚持正义大声说出真话。杨绛先生写了《干校六记》备受好评，但只是把干校生活写成物质条件比较艰困外，相对来说多了一些闲适平和的记事，如有人说是怨而不怒。当时中央机关在各地都设干校，搞整人的政治运动，最后似乎一个敌人也没有落实。我本人在外文局的河南农村干校三年，亲身经历了那场残酷恐怖的血腥斗争，有的人还被迫害致死。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所以钱先生对此作《小引》及时指出：“学部（社科院前身）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而杨先生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涉及，因此钱先生带着沉重的语气写道：“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不很积极参加……”这是钱先生的坦率自责，也是与杨先生不同处，即使仅毫厘之差。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要求出现伏尔泰、雨果、左拉那样的故事也是不现实的。
    与权势荣誉保持距离
    几十年来，我自己也算是厕身于知识界，看不尽种种怪现状。偶然参与友人餐聚，会遇到有的学者发名片像路边发小广告。名片上的大小头衔连当过小组长、一级诗人、特殊津贴等等满满当当一个不能少。任何研讨会都会侃侃而谈，似乎没有他不懂的。听说晚一点发红包都会焦躁索要。至于跑官走门路那太平常了！有一次聚会没有请到就会惶惶不安。如有出镜的机会必抢在中间。报课题项目捞钱已是公开秘密。打听揣摩上面的口径和要求命题作文颂这批那。搞学会分配席位成十上百个会长副会长，再加顾问和荣誉。大活人开始编全集造故居自称大师。听说有高官权贵点赞了自己几句话就如闻纶音受宠若惊感恩戴德四处打听一字一句。能被看中当个官帮忙帮闲帮凶不遗余力……诸如此类数不胜数。我在谈论钱先生，忽然插上这么一段闲话，是因为我们在闲谈时常会涉及这类现象，钱先生就会摇头，爱用的一个词就是“风派！”或说“优则仕嘛！”或是警戒我“你要学好啊！”
    钱先生有洁癖，已为大家所熟知。他不是一时一地，而是一生如此。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很赏识”他，曾请他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一个职务，这样的美差肥缺多少人想要啊！他竟“立即辞谢了”。连杨先生都不解地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胡萝卜！”是他所不屑的。共产党革命胜利了，许多文化人在各级政府里大小有个官职。钱先生不仅从不动心，只想像以前一样做个“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教他的书。不久被征召去参加《毛选》的翻译工作，当时就有人专程来向他祝贺，似乎他当了“南书房行走”。钱先生对此嗤之以鼻说：“这件事不是好做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前些年有人还把此事夸张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抬升了钱锺书的政治地位。”“‘《毛选》翻译’、‘外事翻译’等身份，使其身罩保护伞”。后来还讹传他是毛的“英文秘书”等等。（参见《钱锺书生平十二讲》）这实在是无稽之谈，天大的误会。
    笔者曾经在外文出版发行局待过十三年之久，深知外文翻译者在中国的地位：历来以党政军等重要部门的涉外翻译为第一线，这里说的涉外是指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那才是要求政治上绝对可靠可信的党员。其次是内部案头笔译以及调研之类涉及机密文件资料的，政治条件要求也是相当高的。再其次，如《毛选》和重要文件社论“两会”等需要一大批翻译，一般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的只要求有较高外语水平的都有可能被选调参加。然后才是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译人员。最后就是去中小学校教书。在领导者眼里，翻译乃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就像木匠泥瓦匠等等一样依样画瓢、照本宣读而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越来越“左”越来越无知的环境下，连对作家的创造性劳动都看成不需要动脑子有思想只是一种技术，提倡并流行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林彪教导女儿写作就授此秘法。至于翻译就更只是纯粹技术性的了。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全校大会上说：现在学生都起来了，不仅批判教授还能自己写书了，老教授们再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也就上不了讲台，将来安排个编译所只能去搞搞翻译了。1962年人大会期间，周扬看望巴金、沙汀时，还是出于好心，说：“有的人即使政治历史上不好，只要有一技之长，比如钻研过外国名著，与其弄去劳改，不如指定他从事翻译工作。”（参见《沙汀日记》）这些话反映了当时领导者们普遍的指导思想。所以把他从事翻译《毛选》的“政治身份”、“政治地位”过分夸大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
    事实上，翻译《毛选》这类工作是没有多少创造性发挥的空间的。钱先生虽“不求有功”，但也是勤勤恳恳做好他的本职工作，再加上他超高的学识和外语水平，当然得到主事者的倚重和“信赖”。但如杨先生说也并不因此“荣任什么传统差事”，即并没有当个什么小官，实在谈不上什么“抬升政治地位”。至于说“这件事却使得他们实际上进入了比较高层的政治领域”，更是夸大其词，从何说起？！以《毛选》英译室主任徐永煐的评语为例，他与钱先生合作非常好，作为顶头上司和清华前辈，徐和钱结下的友谊据说可称莫逆。杨先生曾说：“他在徐永煐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从信赖的部下成为要好的朋友。”但是，私交好归私交，工作好备受称赞和倚重是一回事；在党的领导徐永煐眼中，和政治水平高的党员程镇球、英共专家艾德勒相比，钱先生仍被列为“旧人”又是另一回事。他说“钱锺书政治觉悟差一些，而汉文英文却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版稿的工作……”（徐永煐：《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致章汉夫、孟用潜信）》）把上述三人集中一起工作是一种“红专结合”。可见此评语与陆平、周扬等所说的观点如出一辙。所谓“政治觉悟差一些”，以我经验推想：无非是不要求进步争取入党，不紧跟上面领导，不热烈响应各种号召积极表态，诸如此类。说到底，上面重视的还是他的中外文水平，重视技术，利用其“一技之长”的所谓“专”而已。对于钱先生来说，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从不作他想，只是“偷工夫读他的书”，“耕耘自己的园地”，这才是“他最珍惜的”。（《我们仨》第124、125页）归根结底，因为他是个纯净的读书人。
    至于钱先生提出纠正孙行者不是钻进牛魔王而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典故，这是一件小事。用典时误记这是谁都会有的事。这个故事也不冷僻，一般编辑、翻译以至校对人员，只要稍有责任心都会提出纠正意见的，更不必说像钱先生那样的大学者，看到并纠正一个“硬伤”是极平常很自然的事。即使是毛的文章，又不是政治性问题，1950年代初期个人崇拜还未像后来“文革”时那样荒谬离奇到“句句是真理”的地步。所以不宜夸大其“狂”到“连主席的错儿都敢挑”。就像后来胡乔木请他润饰诗作，无非对仗是否工整，押韵是否合辙、用典是否恰当等等纯属技术性的问题，他都照改不误。这类事都显现了钱先生作为读书人的本色，心无芥蒂，遇到学术文化问题都会认真对待，想不到那么多的人事利害须要计较。
    由此还要厘清的是钱先生与二乔（胡乔木、乔冠华）的关系。有人在文章中说因为“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了二乔，未当右派，“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认为杨先生在《我们仨》中“似乎有意撇清他们与胡乔木的关系”，而“很多事在特殊环境下是撇不了关系的”。（参见《钱锺书生平十二讲》）这些说法实在有点像南方人说的“硬装榫头”，是不对的。
    钱先生与乔冠华的关系比较简单。杨先生在《我们仨》中有两处提到。一，1950年，乔冠华介绍钱锺书参加《毛选》的英译工作。我需补充说明的是：《毛选》出版委员会才是党的高层组成的，由刘少奇任主任，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钱先生和金岳霖、王佐良、郑儒箴、浦寿昌等都是在其下英译室做具体翻译工作而已。他们都是英语人才的一时之选，金岳霖、钱先生更是其中翘楚。乔冠华和钱先生在1930年代初，虽曾是清华大学同学，不同专业，过去并没有什么深交的记录。这时乔冠华正任国际新闻局局长，主持对外宣传包括毛泽东著作的外文出版事宜。他推荐钱先生显然出于职责和公心，也是工作需要顺理成章的事。显然不宜过度解读为有什么特殊关系。
    二,1960年代曾因翻译毛诗，他们在一个定稿小组共事过。杨先生说：“乔冠华同志常用他的汽车送锺书回家，也常到我们家来坐坐，说说闲话。”“文革”发生后就没有再联系。我想补充的是：乔冠华虽参加了毛诗英译定稿小组，但他因外交部工作忙并不常来。1966年，当他们完成了翻译修订任务后，因为那时阶级斗争空气越来越紧张，他们就不敢像以前那样作为终审定稿径自刊出。于是英译定稿小组领导人兼中宣部文艺处长的袁水拍就近请示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就携带全部译稿飞往上海去请示江青。江既不识英文，也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职务，从未过问过此事。那时她正在搞所谓林彪委托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据李曙光兄（当时文艺处干事，“文革”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2003年写信告知：那时江青在电话里“训了他（林默涵），并不让他去（上海）”。但她还是同意了。这就是第四次1966年第5期《中国文学》译载的毛诗十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文革”初期，有人揭发林默涵飞上海是为了刺探江青的“情报”，回来就在文联礼堂按“纪要”的思想和批判口径向文艺界作大批判动员报告，就是指的这件事。本人还有幸叨陪末座聆听了此次报告。李曙光兄说：林不是从江青处而是从彭真那里得到那份“纪要”文本的。至于乔冠华痛斥钱先生就在这个稍早的时期，正是风声鹤唳形势下，人们精神上紧张的表现，也就可以理解了；杨先生则是绝不会谈及此类事的。估计这类七七八八、奇奇怪怪的政治，那时连钱先生都未必清楚。至于杨先生叙述“文革”后期钱先生在袁水拍领导下又继续进行了毛诗的翻译定稿等情况，乔已没有时间参加。所以乔冠华与钱先生的关系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特殊可夸大的。
    钱先生与胡乔木则是另一种情况：胡也曾在清华上学，但因参加革命活动，在学校里与钱“没有相识”。“文革”后才对钱显得特别重视友好。杨先生在书中有较详细记叙：“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尽管如此，如杨先生所说：“可是我们和他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
    期间得胡乔木关照的事，杨先生记叙的有：“文革”后期，胡乔木得知钱先生有哮喘病，“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对杨绛的译著《堂·吉诃德》、钱锺书的《管锥篇》的出版都曾给予过关心和帮助。有两件事特别使他们感怀在心。一件是，1977年1月，他们被分配入住南沙沟“高干楼”寓所。从一些言谈中，杨先生觉得好像是胡乔木帮了忙做主的。这只是不肯定的揣测。事实是：那时分配入住南沙沟的除了一部分部长级干部，还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或文化名人。文研所同时得此房的还有俞平伯，他和钱先生都是一级研究员。我知道那里还住有画家华君武、古元、黄永玉等。我还去看望过迁入那里我的老师、北大冯钟芸教授和她的哲学家丈夫任继愈教授等等。由此可见，似乎是通过单位或系统分配的，不存在对钱先生的额外照顾因而需对某人心存感激。第二件事，就是钱先生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一事，杨先生在《我们仨》中也有详细记叙。我在前面小文中已作了一点点补充。如杨先生说：乔木来串门看望聊天“很开心”，“不拿架子”。但是，事实总是他降贵纡尊，彼此间是不对等的。这点杨先生已说得很明白了，钱杨总是“知道自己的身份”，不亢不卑，更不会摧眉折腰，没有感到结交权贵的欢欣和抬高了自己。我没有更多证据，只是一点感觉：每次说到胡乔木有时光临，钱先生总是皱着眉头轻轻地“唉”了一声，好像很无奈的样子。他从不议论，更不喜形于色。特别是我问到他“怎么答应出山了！”（同意担任社科院副院长）他有种说不出来的纠结，勉强发出“唉——”声，透露了他在意想不到对方近乎央求和超常迁就面前极不情愿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他们对胡是“感激”的，感激他的“庇护”（《我们仨》第158页，未说明具体所指）和关心；但是，精神上又是一种负担。尤其是凭钱先生的睿智清正，对世事的洞明和人情的练达，他的心里是绝对明白无误地知道这也是“胡萝卜”。他总想解脱，所以找机会辞职。无论允不允许，他在生活里除了因病用车外其他已一概不相干了。
    杨先生曾谈到钱先生在任副院长期间，应命主持过“两次国际性的会议，一次是和美国学术代表团交流学术的会，一次是纪念鲁迅的会……我发现锺书办事很能干。他召开半小时的小会，就解决不少问题。他主持两个大会，说话得体，也说得漂亮”（《我们仨》第161页）。杨先生点赞夫君不吝其辞。其实依我了解，钱先生对这档子事压根就没有兴趣提及。这也是他们之间的一点点小有不同之处。
    总之，钱先生与二乔有一段时间是有交往的。但因为他的清正和洁癖，恐怕心里想都没有想过“朝中有人好办事”，更没有想托福办什么好事，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人格。1957年“反右”，钱先生没有被划右派原因也很简单：首先钱先生没有说话。上面无论怎样动员鸣放，他都没有兴趣介入，也就没有留下话柄。二乔此时与他没有什么联系和交往，更谈不上对他当不当右派有什么影响。其次，文研所的环境毕竟与大学里人多势众不大一样，不像学生被鼓动煽惑起来后无论“左”还是“右”都会很狂热。文研所领导何其芳虽是当时许多文艺批判的主力，但他毕竟是对艺术美有独特鉴赏和追求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爱惜人才，对钱先生一直很尊重爱护。钱先生与俞平伯最早就被评为一级研究员，这在所里是不多的。对《宋诗选注》的批判也就一阵风过去了。这都与何其芳的主持有关。我的根据是，钱先生谈及何其芳时，口气总是很友好亲切，“其芳，其芳”地称呼，从无不敬的贬语。杨先生也说：“何其芳也是从领导变成朋友的。”1962年，我和老诗人吕剑一起去西裱褙胡同51号拜访何其芳，谈到文研所情况，他对钱先生评价很高，认为对《宋诗选注》有些意见，不过是学术上的歧异而已。所以钱先生没有成为右派不足为怪，与朝中有没有人更是无关。
    在名利唾手可得的诱惑下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自己的人生信念和品格，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尤其在今天的社会里更是稀有。类似例子很多已为大家所熟知。就如“文革”时1975年托病辞赴国务院总理邀请的国宴一事，并非外面讹传是江青的邀请；虽不算什么大事，但也非常人所能做到的。须知那正是横扫牛鬼蛇神，万众堕入挨斗挨批的深渊时，参加国宴全部人员名单报上公布，中央广播电台一两天内不断反复播唱，大家竖起耳朵注意收听谁出席了谁没有，意味着某人没有问题了，复出了，受重视了，要受重用了……那是一个让天下人都知道至少自己没有问题，是多少人想得而得不到的机会，然而钱先生压根儿没当回事。至于普林斯顿大学拟授予“荣誉文学博士”等，他“辞却了”。法国政府要授予勋章，他以对中法文化交流“并无这方面的贡献”而“坚辞了”……杨先生到了2014年，还坚辞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称号，这是该院第一次授予女性学者。同时获此殊荣的是西班牙王后。那院长信中再三劝说，“热切希望她能接受此荣誉”，但这位103岁高龄的老人却说“荣誉、地位、特殊权利等等，对我来说，已是身外之物”，还是坚决辞谢了！
    环顾今日之天下，能有几位对权势荣誉名利如此淡泊，终生不变？
    赘余的话
    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是公认的学问大家，我只是他们的一个读者，自知浅薄，对他们的著作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写的这些文字完全没有涉及。因为工作关系有幸拜识了他们两位，并承他们不弃有过一些交往。鉴于人们对他们的关心和重视，我把所看到的听到的点点滴滴，也有自己的一些肤浅的感受，力求忠实地按原貌写出供专家、读者参考。
    我想，凡是社会名人总是要受到人们关注和评论的；不仅现在评论，身后还会有。人无完人，说好说坏都是可能的。千百年来，多少历史人物迄今还在不断受到人们的评论和研究，受到历史的检验和批判，想不让人评论那是不可能的。后人也有自身的时代和学识的局限，以及立场不同，会做出各种评判，众说纷纭也是很正常的。我忽然想起陆放翁的诗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不禁莞尔，想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