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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与异文化的接触，人们认识到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现了重要的文化间差异。《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由于各地言语不同，当时已出现专职翻译人员，最早可能是口译。自汉代起不断有中国僧人西行求取佛经，还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他们的西行见闻记述中有对西域各国语言文字的描述，如东晋法显过鄯善国时，“国国胡话不同，然同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介绍了西域各国的文字情况：“（阿耆尼）文字取则印度，微有增损。”“（屈支国）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跋禄迦国）文字法则，同屈支国，语言少异。”“（佉沙国）而其文字，取则印度。虽有删讹，颇存体势。”“（朅盘陀国）文字语言大同佉沙国。”“（乌鎩国）文字语言少同佉沙国。”“（瞿萨旦那国）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斫句迦国）文字同瞿萨旦那国，言语有异。”宋代有了对北方民族文字西夏、女真、契丹文的了解。 由元入明的陶宗仪写作《书史会要》时介绍并临摹了少量民族文字样本，这部书的主体部分是元代以前书家小传，但在卷九附带介绍了前代几种少数民族文字，并摹有少量文字样品。他注意到标音文字的特点，如天竺字“其音律交合而成字，载音以导意，百若华文有六义也”；“（畏吾儿）字虽有二十余母，除重名之外，止有一十五音”；“（回回）其字母凡二十有九”；“（日本国）字母仅四十有七，能通识之便，可解其音义”；“（真腊国）其字母音声正与蒙古音声相类”。明清时期专门编纂了各种《华夷译语》。 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字研究的关注，是在国外传教士或探险家对中国民族地区的研究之后展开的，随着抗战爆发，包括中研院史语所和一些著名高等学府内迁，而开展了众多关于民族文化的研究。刘大白《文字学概论》中提到“中华民族，是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成。这五族都有文字，那末，中华民国底国文，共计有五种；国文底名称，不应该由汉族所用的文字来独占”。说明当时就有人认识到汉字以外的民族文字的地位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