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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的研究可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对历史汉语方言的整理，一是对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前者从汉语方言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以各时期文献语料为研究对象，爬梳能反映当时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资料，通过整理、归纳与分析，找出规律和特点，进而为汉语方言史的建立提供重要资料；后者侧重于田野调查、记录与分析，寻找共时差异，追源讨流。这两种研究都是必要的，不可偏废。现代方言调查报告已经做得非常充分，各省、市乃至不少的县都有基于现代汉语的方言调查报告，各地地方志中也有大量的方言内容或方言专志，这是文献方言学研究语料的渊薮。 其二，历史的证据力。方言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及历代方志的方言资料。谭其骧指出，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巨大的文献宝库，这些方志中包含着大量可贵的史料，给我们今天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方志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其中很多是不见其他记载的”，“方志中不少材料不见于正史及其他史籍，因此成了解决历史问题的唯一根据”。据此，地方志中的方言可以算作是研究汉语及方言的“新材料”。较之“轩之使”，地方志所记录的方言更贴近语言事实。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我国现存方志8200余种，10万余卷，占中国古籍的1/10；现代地方志已经超过70亿字，其中记录了大量的方言资料。地方志方言资料的体量大，价值珍贵，但研究很弱。如果把各地方志中的方言语料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笔者曾举了一个四川方言词“搅团”的例子，这个词只在川东北一带使用，四川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说过，但陕西、甘肃、宁夏不少地方一听便知其意，这可以证明历史上的移民现象。再如，谓母为“姐”，是少数民族语言，但汉语一部分方言也有这样的称谓，可证明民族的融合问题。学界每每说当代语言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贡献度、对社会贡献度两个不足，其实是材料和方法的两个不足。总之，方志方言资料是文献方言学研究的另一个丰富宝藏。 其三，丰富的表达力。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方言都有着无穷的表现力。俞平伯曾说，“我有一信念，凡是真的文学，不但要使用活的话语来表现它，并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所以我不但主张国语的文学，而且希望方言文学的产生。”文学作品中不少的方言词，在普通话中并没有对应的表达形式，对这些应加强保护和研究。方言词有不少的多义词。以四川话为例，有个词叫“戳脱”，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很丰富，可以说人去世了，也可以是器物坏了，还可以是机会错过，在普通话难以找到一个对应表达方式。此外还有很多情况，用普通话来表达，或是没有相应的词语，即使有，语言生动性就差了一大截。如果没有记录和研究，这些生动的语言表达方式就会消失。 其四，语言的解释力。秦汉以降，举凡训诂学家，从郑玄、高诱、许慎、刘熙、郭璞，到清代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无不举方言证成词义。不讲方言，语言中有些现象不好讲，例如联绵词，多的有32种写法，而且读音有所不同；又如《诗经》的用韵，主要是合韵不好讲；入声也不好讲。高校教学中，教材基本不涉及古代方言，许多学生以为古代没有方言区。据不完全统计，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有20多处都明确用方言的语料来释词解义，有些是推论，有些是肯定，有些是讲方言的古今贯通的。如果完全不用方言，无论古代文献还是现代文献都难以完整、准确地讲解内容。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首席专家；成都东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